从全世界的角度,不同层面都会感觉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有两点误区是会导中国在对美的关系中造成损失的,首先是把所有问题“泛政治化”都看成是“意识形态之争”,其次是把美国人太当回事。
所谓“泛政治化”是指中国由于受到的马克思思想影响,总是把美国当成资本主义的代表,而把自己定位为社会主义的代表。这两个主义之间的差别很微妙,直到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睿智表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虽然这话已经过去了16年,而且在这16年间中国一直在搞经济建设,但同时一直忘不了意识形态之争。其实原本这会让中国在跟美国“过招”的时候更讲究谋略与技巧,但总是会由此而“心慈手软”,而导致在谈判中处处被动。
假如把谈判行动比做一支部队,那么意识形态与经济建设之间,大约就相当于政委与军事指挥官之间的关系。后者是勇士,前者是谋士;前者是统帅,后者是门客,这之间有本质的区别。
至少在对美关系上,中国表现得像个学生,充满了敬畏;同时自古的谦恭与低调更使得中国人不想在美国人面前过于招摇。虽然经过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依然低调地认为自己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于强调意识形态就会顾忌面子、斯文与尊严问题;就不会如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惟利是图、那样血淋淋地直来直去。
其实中美之间这场半年一次的“交流”,原本就是经济与金融的“谈判”,不是“对话”!对话是善意的,而谈判却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误区。
“把美国人太当回事”是说中国人对美国的过度崇拜。
中国人倡导“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从历史与客观实力角度,在市场与资本运营方面,美国人处处是中国的老师,但那个“老师”假如是个彻头彻尾的侵略者与殖民主义者,是有目的的吸血鬼,那么这样的老师不拜也罢!其实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梦想着把社会主义国家当成是自己的市场——是国内市场的延伸,其本质就是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的殖民主义。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多恩(James A. Dorn)在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之前,对媒体表示,在美国举行的第四次战略经济对话具有重要意义,中美两国首次将未来十年的经济关系作为讨论的中心议题。多恩认为,美中一直坚持的对话和接触政策已开始生效,“全面发展的美中关系对于世界和平与繁荣已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让它偏离互利交往的长期轨道”。
从美国在历次的战略对话中的收益而言,美国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美国是很看重与中国的关系的。甚至对中国的依存度比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要高得多。
虽然如此,却又习惯于俯视中国,每次都是对中国的事务横加指责。同时对中国对美国反对的声音相当敏感,稍微有微词就会感觉很不舒服。美国财长保尔森说,中国在批评美国政策上的声音确实越来越大。中国社科院美国经济问题专家陈宝森说“过去美国习惯了指责别人,现在它暴露出来的问题实在太多,别人指责它,它就说别人‘翘尾巴’。”
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很像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让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感觉不舒服的关系。
美方在这次对话中的态度显然比中国更具有灵活性,并进而处于更主动的位置,这是很值得中国借鉴的策略。以下从四个方面针对美国在第四次战略对话和中国之间进行表现分析:
一、地点的安排:
本次战略对话的地点一直说是在华盛顿,但实际却是在华盛顿近郊的马里兰州安那波利斯市的美国海军学院进行,虽然距离不远,但相当于河北与北京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上届战略对话之后做出的应对,上届是在中国第一城,这大约是有针对性的。
从地点的安排足以说明美国人对此“战略对话”的定位。虽然近郊也可以算做华盛顿,但总是给人很微妙的感觉。在通县的接待级别肯定比不上在人民大会堂与钓鱼台国宾馆、更不要说是中南海级别的了。
在本人看来,美国的安排至少不能算是国家顶级的接待级别。
二、代表团构成:
战略对话原本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美方没有国务院总理这样的职位,但队长的选择将说明态度,头衔是一方面的问题,主管领域是另一方面的问题。
从代表团的构成上,美方对本次“战略对话”的场面相对低调,会场并不大,布置也比较随意。出席开幕式的中国代表是22人,美方为11人。
中方代表团团长从前任的吴仪到现在的王岐山,带队的都是国务院副总理,但美国派出的却一如既往的是财长保尔森带队的经济代表团,包括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农业部长迈克-约翰斯、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劳工部长赵小兰、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迈克尔-莱维特、交通部长玛丽-彼得斯、能源部长萨姆-鲍德曼、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环保署署长斯蒂芬-约翰和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等。
其实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既然都是元首的特别代表,那就没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原则性的问题,但既然是经济,就牵涉到利益。美国的代表团保持了自己的态度,就是这原本就是一次以经济为核心而非政治的战略对话。人家明摆着是把这当成经济谈判,我们就不要牵强到意识形态与政治战略的高度。
三、在对媒体的姿态上:
美方除了保尔森象征性地出席开幕式外,其余时间美方高官们几乎没有安排任何媒体见面活动。即使召开新闻发布会,也是相当低调地“关门谢客”。美方17日下午也举行了三场新闻发布会。和以往不同,美方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禁止记者摄像,而且在发布会开始后就关上了门,使许多电视记者颇有微词,发布会上记者参加人数也远不如中方的多。低调的背后是更为务实,这表明美国是利益导向,是属于“闷头赚大钱”的典型。
四、在对核心条件的承诺方面:
美国的策略无疑是避实击虚的。奥运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一大策略,一旦出现了分歧,就会以支持北京奥运为和缓的托词。
显然,这是美国对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美元持续贬值与采取措施方面不置可否;单以国际最关注的美方针对美元持续疲软所采取的措施问题为例。
在6月17日的新闻通气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四大高官都对战略对话的核心内容进行了说明,至于中国有没有要求美方针对美元持续疲软采取措施,周小川表示这在首日上午的议题中“好像没有谈论到”。不过他也表示,这个问题如果分析起来也很简单:如果美元疲软,石油等以美元计算的初级产品价格就会高企,进口到中国折换成人民币也会更高。所以,“从原材料的角度来说,美元疲软对(国内)通胀有一些推动作用。这一点,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感受到了。”
同时在涉及利益的关键议题与条款的争夺上,却是寸步不让。关于美国在此次战略对话中的收益以及究竟得到了多大好处的问题,在明天的文章中继续深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