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6月9日的《中国经营报》，专题性分析本次汶川大地震的经济损失以及灾后重建所需要的资金数额。具体损失的初步统计如下：
1. 公共设施损失近600亿元。
2. 企业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根据四川方面的初步统计，截至5月25日，四川全省有22428家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灾害，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元。
3.城乡居民财产损失超过800亿元。地震造成500多万人无家可归，大量房屋倒塌，上千万人受到影响。据不完全统计，严重损坏房屋593.25万间、倒塌房屋546.19万间，造成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重灾区一些乡镇和绵阳北川县城等被夷为平地。对于这些房屋造成的损失如果采取重置成本法进行估计，则可能高达1600亿元。如提供上述面积安置房后，住户人均住房面积不足16平方米的，可按人均16平方米救助，也可以按照每平方米2000元货币救助加以补足。按这个标准，以 500万人，约120万个家庭计，那么，仅住房损失一项就高达1680亿元。
4.旅游景点遭到破坏，其损失近300亿元。
前面我们估计地震所造成的固定资产的损失为4000亿元。为了恢复原来的资本存量国家需要投入多少资金呢？简单的估计是投入的资金量应等同于固定资产的损失量。假设地震灾区建设所需物资有50%是由其他地区供应的，则政府投资的资金量“我们认为2600亿元是一个可信的数据”。
4000亿甚至上万亿的地震损失与重建投入，需要由谁来买单？
到目前为止已经落实的捐款捐物已经达到400-500亿人民币，中央财政在5月21日特别会议上，中央财政今年先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明后年继续作相应安排。救灾资金、捐款捐物中的截流等因素让人感觉不放心，因而流程及细节控制的严密化就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5月22日的会议上表示，“支持国务院集中财力投入抗震救灾的安排，对今年预算支出结构做出相应调整，以抗震救灾、保障灾区人民生活为根本，一切从抗震救灾工作实际情况出发，需要多少给多少”。“我们之所以能够抵御这场特大地震灾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积累，要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全面胜利，归根到底也要靠发展。汶川大地震和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给今年的经济工作带来始料未及的影响。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形势更加严峻，任务更加艰巨。”
显然，即使这一切很透明，即使国家表示“只要是为了赈灾，要多少钱都给”，即使从“以国为家”的角度，多少钱我们都拿得出来，要多少钱也都愿意拿出来，但从国力中出那么巨大的资金，都不是最聪明的选择。
灾区重建需要的天量资金，定会成为中国发展的拖累因素。
中央以及国家拨款显然是杯水车薪，那剩下的缺口由谁来补齐？
我们还需要看到：在中国证券A股市场上合法的QFII就有300多亿美元，四月份涌入中国的热钱有700多亿美元；五月份又有500多亿美元。这充分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一大市场所蕴涵的利益的“关切”。从另一角度看，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76万亿美元，等待在中国国门之外的热钱据说也在5000-10000亿美元之间。
其实，也许我们根本就无须为灾后重建所需要的资金发愁，假如我们把灾后重建视做机会，而非补救，是给予而非需求，这区区千亿美元的资金怕也不难解决。
假如换一种角度，就会得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与其用原本就紧缺的内资，倒不如有序地进行相应外资引入，并进而对外资持拿来主义的原则。更大的应该是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及汹涌的国际热钱。一方面利用热钱投资、另外将地下热钱浮出水面。用外国人的钱。
中国历来是政策市，政策的每一点变动与微小调整都在牵动着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神经。
捐款不需要偿还，却要承担人情债；交易有成本，合算即可，却不需要太讲感情；投资有风险，损失看自己的判断与实力。赔了怨不得别人，只能怨自己。
换一种思路之一，是将受灾需要重建的50县镇作为特区看待。
国家出政策，成立灾区特区，一切特事特办。充分利用政策的相应特别倾斜，市场准入、税收、用工政策等等都显示出跟外界有所差别。吸引更多的人东部甚至国际友人来到这个充满了机会的热土，重塑川蜀之地在历史上的辉煌。
全国因地震损毁乡村供水设施49949处，供水管道36521公里，影响农村人 口955.5万人，其中四川575.2万人。那无家可归的500多万人，和受到波及的上千万人，以及重建所需要的各行业建设与服务人员，都成为一大特殊市场。试想，当这片刚刚受到重大灾难的地区，拥有了3000-5000万的人口，拥有了优于外界的政策、拥有了一座人类灾难与公共安全教育基地，建设可以容纳数十万学生的综合性的大学城与科研基地，拥有足够的具有优良先进设备的三甲医院，关爱人的身心健康的服务体系，这就会成为一片投资的热土。那么这灾后重建所需要的资金就成为针对这一市场所投入的市场开发与建设资金。
这里将成为中国最具有国际化影响力的标板型的区域。
4000亿人民币÷5000万人口=8000元/人，而假如把当地的劳动力因素、消费因素、市场影响力等等因素都考虑进去，恐怕就不是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筹集到所需要的钱，而是我们如何确定资金进入的标准与门槛，对50%以上的资金进入说No的事情了。
换一种思路之二，就是将此作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移民思路是否错误的试验田。
受灾之后，沿海的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地纷纷邀请受灾人员来就业。这显示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怀。颇有些解救的意思。但这真是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案吗？
先看现在：受到次级债等因素的损害，沿海的出口型制造业面临窘境已经有目共睹，随后的更大信贷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潜在危险更加难以预计，据巴菲特估计，现在CDS的总量在60万亿美元，虽然未必那些风险与损失最终都要转嫁到中国的身上来承担——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无”。
再看未来：现在解救出去的人，身处陌生而受到照顾的环境中，难免不把别人的关心当成一种优待，那优待保持则一方面增加资助企业的经营成本与压力，而接受者内心受灾的心理感受就会持续地不平衡，甚至会形成某种心理疾病；那些“没有受到优待者”内心也会不平衡，而一旦员工出现双重标准，企业管理者的管理难度就会加大，效率会变得异常低下。这进而会进一步拖累“做好事的企业”。那么假如将此“优待”附加了某些条件？媒体也会习惯于针对相关人员与相关企业进行跟踪报道，这成为最敏感的一根神经。
做好人就要一直做好人，不做坏人；做好人就要无条件地做好人，不要提出任何交换条件，既然承诺了做好人，就要保留在道德低线之上，一旦越过了那条红线，暴露出去就会引发众怒，让人感觉其原本就心怀鬼胎的“恶人”。
相反，把外界人引进受灾人聚集的地方，就可以避免这种尴尬，而不会让灾区人长期处于心理疾病的折磨中。
换一种思路之三，就是将此作为化解高房价的尝试手段。
某些人认为：川蜀之地那么危险，灾后重建就应该是异地重建，还在那里就会有更加不安全的隐患？
但本人认为，如果所有地址灾害频发的危险地方都不安置人了，那么“安全”的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就会加大，土地利用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核心并不是让那些当地人出来打工，而是在让更多的城市人到那里去居住。以此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并使得城乡的差距缩小并促进和谐。
虽然中国在灾难频繁的国家，四川又是地震活跃地带，但30年内有无更加强烈地震的可能性？假如充分考虑到地震因素，在建设的时候，就建设抗8.0甚至9.0级以上地震，无疑就消除了灾难再度发生的隐患。
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性指导方向。城市化就是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吗？
在本人看来是刚好相反的！
原本富庶的川蜀之地却成为土地撂荒，农民罢工的地方，青壮年人都背井离乡，老幼病残与妇女留在家里从事艰苦的农耕劳作，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已经成为非人性、不和谐的因素。
如果我们改弦更张，以更吸引在拥挤的大都市里的新移民，并就此平抑原本已经处于非理性状态的极度高涨的房价。未尝不是一个对城市居民的有益尝试。
——中国需要充分利用国土资源的纵深因素，而不应该聚集在发达的大城市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