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考验中国未来经济



2008年5月12日14 时28分,对于任何一个珍惜和关爱生命的人来说,注定会成为自己永生难以释怀的记忆。因为就在这个时候,四川汶川发生了八级地震,近七万多个生命的消失,数十万个健康的躯体从此将在病痛中渡过,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城乡建筑在瞬间轰然坍塌,交通寸断,青山绿水在主震和不断的余震摧毁下被夷为荒山废墟。于是,从这一刻起,华夏民族以及国际社会在大难中生发出的大爱得到充分展现;从这一刻起,“殷忧启明”成为人们支援灾区,推动抗震救灾的必然选择;从这一刻起,“多难兴邦”成为人们重建家园的愿望和信心。因此,从这一刻起,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既需要大难后举国同悲,山河共泣的大爱,也需要灾后重建的冷静。

   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以后,地震造成的损失和灾后重建对宏观经济面的影响,始终就是人们众说纷纭的问题。截止到5月22日的数据,灾区央企受灾损失估算达300多亿元。四川省14207家工业企业受灾,直接经济损失670亿元,商业服务业直接损失200亿元,以上按产业计算的累计直接经济损失为1170亿元,占2007年全国GDP的0.005%。比以上数据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四川灾区经济指标占全国的比重,四川占全国GDP的比重4.1%,包括成都、绵阳、德阳、广阳、阿坝等在内的灾区占全国GDP比重是1.9%。四川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是3.1%,灾区合计占全国的比重是1.3%。客观分析,如果灾区生产能力完全毁损,其直接经济损失也大体为320604.7亿,与1995年日本神户地震造成一千多亿美元损失,约占到全年日本GDP的2.5%相比,汶川地震损失有限。更何况目前灾区直接经济损失还远远没有达到完全毁损的程度,以目前中国位居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第二,近年快速增长形成的财政收入体量来说,灾后重建资金来源没有多大问题。或者正是基于以上面板数据,有不少机构和学者认为,此次汶川地震对全年宏观经济影响较小。人们普遍预测,地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大致在0.3-0.5个百分点的水平,也有人认为今年经济增速与去年基本相同,可能拉动GDP增长0.5个百分点。不过就地震灾害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考量,不仅存在总量如何测算的问题,同时还包括灾区经济结构变动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多种结果的分析。

从总量观察:一方面,目前灾区重建是新增投入,新增投入就要被计入到当年的GDP中去。另一方面,灾后恢复重建,也不是简单的算术相加,而是存在一定的乘数效应。所谓乘数效应,就好比今天我花10万元买了一辆车,那么我对这辆车的支出,就会成为汽车制造商和销售商的收入。同样, 汽车制造商和销售商的收入也需要支付各种生产要素的成本,并进一步形成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由于存在这种收入-支出-再收入-再支出的循环,就构成了在GDP统计计算中的乘数放大效应。换句说,在具有乘数作用的条件下,今天我们10万元的初始投入,对GDP的影响会远远大于其初始货币价值。如果我们以中国人均增加1块钱收入,会有0.8元钱用于支出,剩余0.2元可能会被用于储蓄,以此计算乘数效应,那么每增加一元钱的初始投入,就会对全年GDP的影响产生五倍的乘数放大效应。目前汶川地震涉及灾民的数量500万人,几乎相当于新加坡一个国家的人口。地震以后,中央政府表示,未来数月时间内,中国将要为500万无家可归的灾民破土动工建造房屋,这显然需要按照与过去完全不同标准,增加更大的投入来完成多座新城市的建设。同时,中央政府目前也明确表示,对新的办公设施、学校、工厂和公路的建设计划正在草拟之中。以此为背景,按地震造成灾区一半生产能力损毁来计算重建资金,其对GDP的影响加上乘数效应后,总量就在801511.75亿元左右,这个数字再按国务院安排重建的三年时间来平均分摊,再考虑地震初期抗救灾大量投入以及为防止次生灾害增加的医疗卫生、人畜饮水、临时建筑等多项投入,那么2008年由汶川地震造成的对宏观经济总量的影响,大体就要占当年全国GDP的0.8—1%之间,由此引起经济增长趋势反弹,将直接推动全年GDP增长在两位数的高位区间内运行。

从积极的意义看,2008年GDP经济增长速度较2007年有所攀高,有助于缓解长期年积累下来的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镇劳动就业和伴随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多种社会压力,为解决上述矛盾提供更为有效灵活的经济活动空间。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必然会带来通胀压力的增大。有一种分析把汶川大地震与日本神户大地震作为比较,认为神户地震发生在日本人口和工业密集的关西经济圈,对该国制造业和交通运输形成重创,但从全年来看到,日本宏观经济发展并未受此影响,物价稳定,投资反弹,人们几乎看不到地震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建议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改弦更张,重拾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灵活的货币政策工具。但针对这一说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和高盛高华首席经济学家梁红两人在不同场合分别表示,简单比较两次灾难的损失可能造成某种误导。从背景上说,日本神户大地震前期工业活动、消费者信心和支出均出现显著下滑。灾后重建,显然利于有效调整经济活力,建立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而中国从2006年底至2007年初开始,就开始出现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资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的“三过”问题,并成为始终困绕中国宏观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之一。至2007年底,尽管全球经济放缓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外贸顺差过大,但国内需求增加,食品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大,电力、石油缺口放大和价格上涨预期,人民币升值增大出口产品竞争压力等多种因素,都使宏观经济显现出成本推动型的结构性通涨特征,同时也在不知不觉间,把我们带入了高成本的经济环境。基于这一原因,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会议提出,2008年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同样判断,目前中国经济仍面临价格总水平处于高位的突出矛盾。因此,央行未来政策的思路,仍将把控制物价上涨、抑制通货膨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并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并注重引导预期。

目前,汶川大地震为以上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凭添了许多不确定性。从结构观察,四川拥有占全国6.3%的人口, 2007年全省生产总值(GDP)10505.3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为4.3%。汶川地震最严重的受灾地区主要位于四川贫困山区。在四川GDP中,农业约占20%,高于全国12%的平均水平,且四川农业产出占全国的比重为6.1%,生产全国10%的食品。其中稻谷产量占全国的7.3%,生猪产量占全国的11.6%。地震以后,农业部公布已有3.3万公顷的耕地在地震中受损;灌溉系统遭到破坏, 两万台农业机器完全受损无法使用,这意味着10万公顷的稻米产区要改作种植替代粮食。截止至5月16日,地震灾区损失的生猪在100万头以下,尽管随着时间推移和数据进一步汇总,估计灾区粮食生产和生猪损失数量还会继续扩大。但汶川地震主要灾区2006年猪肉产量占全国的1.8%,粮食产量占全国比例约1.0%。因此仅就直接损失来看,此次地震很难对全国农副食品价格产生影响。而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汶川大地震后灾区食品需求主要依靠市场供应,内部产量减少,外部需求增大,一进一出必然会拉动国内对农副产品整体需求增加;同时,此次汶山地震造成损失大于当年唐山地震,震区的道路堵塞,公路、铁路设施遭到破坏. 随后的工程和基建重建工作将加大此类建筑材料购买能力,刺激国内需求。BCA资料显示,四川占全国达20%的水电发电及天然气产出会在短期内受阻,供应暂时减少。有数据进一步显示,四川煤产量占全国4%,目前省内的煤矿已经全部关闭。另外,根据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测算数据,现在我国油价与国际油价差为30%-40%,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1.5%左右,灾后基础设施重建和农业恢复生产,都将进一步加大对汽柴油需求。综合以上因素,应该说,短期内灾后重建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并对第三季度CPI上涨势头下落产生较大阻力。但从长期看,由于工业品采购价格受全球经济影响,四季度以后其作用就会明显减弱,整体上不会对全年宏观经济通胀控制目标的实现构成太大威胁。

   与上述影响因素相比,地震对抑制通胀压力的最大威胁 主要来自于灾后重建形成的刚性投资放量。2008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当年中央政府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在此之前,中国人民银行也要求各商业银行对地震造成的呆账予以核销。对借款人因本次地震造成巨大损失且不能获得保险补偿,或者以保险赔偿、担保赔偿后仍不能偿还的债务,应认定为呆账并及时予以核销。有初步预测指出,这一呆账的规模至少为200亿元。税收方面,5月1号,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布对灾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在地震中遭受重大损失的个人可减征个税,危房可免征房产税,并承诺对受到灾害严重影响企业实行特殊的税收政策。而截止到5月16日,全社会给灾区捐款达到160亿元,国内外捐赠总计308.76亿元,以上已构成较大资金投入规模,加上未来地方政府及海内外各项捐赠性投入仍会有所增加,有分析认为灾区重建资金累计将超过1000亿元。目前,上述刚性投入对宏观经济影响,可能会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如果投资放量产生协同作用,在乘数效应下,就有可能会把目前已经形成的成本推动型结构性通胀引入需求拉动型的通胀。甚至可能会导致中国宏观经济陷入滞胀局面;二是目前财政转移支付和银行信贷资金放量,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市场预期变化,由此同样也会拉动需求型通胀的出现。灾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举全国之力多渠道筹集灾后重建资金,据此有分析认为,面对重大的天灾和外部增长放缓,由政府主导的积极财政政策将能有效解决灾后重建的资金问题。也有分析认为,2007年中国GDP增长10.6%,政府财政收入从3.9万亿元增加到5.13万亿元,增幅达31.4%,近三倍于GDP的年增长速度。因此提出应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基础上实行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事实上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九天,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提出,要“两手抓”:一手毫不松懈地抓抗震救灾,一手坚定不移地抓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着力控制物价上涨,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以此判断,2008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逆转,控制物价上涨的政策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以宽松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应对灾后经济的建议,其实也是用错了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因为无论是财政政策工具还是货币政策工具,都是往同一方向使力,互为补充,互为协调的两个方面,如果财政政策放松,则紧缩的货币政策就会失效,反之亦然。因此,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不是现有财政收入该不该用的问题,而是该如何用,什么时间用的问题。就此,中央财政和中央银行给出的政策是,对灾区和非灾区实行区别对待,灾区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而非灾区则继续着力于解决“三过”问题。而目前这一处方,是否真能有效的既解决灾后重建,又能在整体上控制物价上涨趋势,区别对待是否会导致灾区周边政府和企业到灾区寻租,由此打破区域金融均衡,导致金融秩序出现紊乱。就此而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正在面临新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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