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世界各国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正在逐渐增强,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正在实现系统化和整体化,经济全球化也就自然成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由于任何事物都具有双重效应,经济全球化也不例外,它在促进一国产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给该国的产业发展带来现实的或潜在的负面影响。本文试图就经济全球化引起我国的产业安全问题的机理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探讨。
一、基本概念界定
1、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涵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一词就在西方传媒中经常出现,成为涵盖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等各方面的超越国家和民族界限行为的共同用语。1990年经合组织(OECD)前首席经济学家S·奥斯特雷正式首次提出“经济全球化”概念,[①]然后这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政界和学术界被广泛应用。不过,国内外学者对这概念从各自角度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法国学者雅克·阿达(2000)则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世界的支配和控制。我国学者李琮(2000)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由快速发展的科技和社会生产力促使世界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后出现的一种现象,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大大加强,阻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通的各种壁垒不断削减,规范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国际规则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的这样一种历史过程。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由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展而促使世界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②]是国际分工和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是各国生产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不断加强,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开放、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并日益相互融合为一个整体或系统的状态和趋势。
对于以上定义,我们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加深对它的理解。⑴、经济全球化是经济范畴和历史范畴的统一。经济全球化作为经济范畴,它是世界经济存在的一种状态,是由市场、贸易、投资、生产和金融等一系列经济变量加速运动和相互作用、各经济主体日益紧密融合的实体;作为历史范畴,它是世界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它必将被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所取代。⑵、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全球化扩展和融合。经济全球化是世界上各国政府的建构性行为和市场微观主体(如企业组织)的自发性行为交互式作用下的产物,即各国政府根据国内的基本情况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首先在本国采取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对外开发政策,然后在此前提下,国内的各个市场微观主体才能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自发地逐步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在世界各国政府和微观市场行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共同努力下,各国的市场不断地相互开放、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并逐渐建立一个比较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确定了市场机制在全球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进而,世界经济在统一的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下,会逐渐表现出竞争国际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等现象。⑶、经济全球化还存在不可忽视的内在缺陷。这是因为,在国内市场向世界各地进行扩展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不同程度地削弱和让度,从而,可能为未来的国家经济安全埋下隐患。而且,由于现在的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这样,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存在一种结构性的不对称,即地位不对称——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产业(包括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和现代金融业等)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决策权不对称——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所决定的,而发展中国家只是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都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后果不对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成果大部分被发达国家所享用,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受其带来的大部分的消极影响(如环境污染、生态危机、国内产业结构扭曲、国家创新能力弱化等等)。
2、 产业安全的基本内涵
在充满强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以及激烈竞争的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对于正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的我国来说,必须正视和关注我国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产业安全问题。那何为产业安全呢?杨公朴、夏大慰(1999)认为产业安全是指在国际经济交往和竞争中,本国资本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内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本国各个层次的经济利益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经济利益分配的充分,以及政府产业政策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贯彻的彻底。吴兴南、林善炜(2002)认为产业安全主要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引发的,外商利用其资本、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的优势,采取合资、直接收购等方式控制东道国的企业或者某些重要产业,抢占市场,进而对东道国经济产生威胁。许铭(2006)则从产业安全与经济安全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待问题,认为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产业安全,指的是在开放条件下,一国产业抵御外来干扰或威胁并不断获得持续发展的状态,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本国产业的主导地位与竞争力,是一国产业综合素质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集中反映。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产业安全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通过确保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影响的产业保持在生产、经营、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相对控制权,使本国产业具有有效抵御外来力量冲击或威胁的综合能力,进而获得可持续生存和发展。
根据其定义,产业安全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首先,产业安全具有宏观战略性。产业安全关系到整个国计民生,关系到一个国家长远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它是整个国家安全的基础,因此,必须把产业安全战略纳入到国家宏观的长远战略中去。其次,产业安全具有相对性。这里所说的相对性,一方面是指一国经济是由许多产业组成的,由于各产业在技术水平、经营管理能力、市场容量、创新能力和政府支持政策等多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每一产业相对其它产业而言,具有不同的产业安全度;另一方面是指对于某一具体产业而言,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就具有相对不同的安全度。再次,产业安全具有系统性。研究产业安全问题,我们不能孤立地去分析它,而是要采用系统的思维方式,一方面,把产业安全与其外在环境因素(宏观经济形式、政治、文化和国际环境等)统一起来,在一个更大的、普遍联系的系统中去深入分析它;另一方面分析某一产业安全问题,需要考察它与其它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和相互影响的机制,把所有相关产业都联系起来进行系统性分析。
二、经济全球化引起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内涵式机制:竞争全球化机制
我国自建国以来实行了30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践,国内的市场力量几乎消失殆尽,国家整体经济比较落后、缺乏活力。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进行了以市场化取向为基础的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一方面进行体制外的增量改革,推动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猛发展),培育国内的微观市场主体;另一方面,实行对外开放,把一部分具有适宜条件的地区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实行“区域性外向型经济模式”,[③]引进外来微观市场主体和竞争力量,来加速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由于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正处于短缺经济时代,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实现GDP的快速增长成了我国政府的首要目标。因此,这时期我国走的基本上是一条“以改革带动开放,以开放促进增长”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巨变和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世界上长期对立的“两个平行市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集团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集团)瓦解消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被纳入到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中来。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市场全球化扩展和融合为实质的经济全球化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最为突出的特征。这一时代发展趋势也对我国的发展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是势在必行。而我国由于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得一些保守的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些政治经济动荡归罪于以前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这一保守思想的回归使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放慢。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领导人邓小平同志果断积极的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于1992年初作了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南巡讲话,从此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我国就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开放进一步强化,进入了“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时期,开始在财税、金融、外汇管理、企业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多方面采取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同时在对外开放方面,提出了“四沿战略”,[④]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到90年代中期我国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2001年11月,我国在经过15年的艰难谈判后加入了WTO,承诺开放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服务市场,同时接受WTO规则,按WTO规则来改革我国的相关制度。这进一步向国内和国际社会表明,建设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从此,我国进入了一个全面改革开放的新阶段。由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就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进入了相对过剩的经济时代,与此同时,基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思想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主流思想。[⑤]在此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追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目标。[⑥]所以,从1992年以来,可以说我国走的是一条“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为主的道路。综上所述,在我国三十来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以改革带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逐渐形成了市场化取向改革和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相互强化和相互协调的耦合机制。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市场的全球化,而市场的核心就是公平竞争,因此,市场的全球化必然意味着竞争的全球化,即竞争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基本属性。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中的任何国家,都会自动的接受竞争全球化这一内涵式机制的作用和影响,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刚进行改革开放时,既没有历史的经验可循,又没有系统的理论能拿来有效指导,主要靠我国人们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不断的进行“实践——总结——再实践”这样一个试错性的循环过程,在我国形成了一种比较有效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相耦合机制,最终使我国走上了不可逆转的,并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那种开放的市场经济道路,从此我国开始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中(2001年我国加入WTO可以看作是开始的标志),成为经济全球化体系中的一支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13.8%,仅次于美国的29.8%,排名世界第二。
竞争全球化机制对我国产生了双重效应:正效应和负效应,在这里主要来探讨负效应。在竞争全球化的作用下,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同一个竞争舞台开展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⑴、从价格竞争来看。根据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各国的社会劳动通过国际交换而成为世界社会劳动的一部分。相应的,各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它们在各国国内的不同量的价值,在国际交换中转化为商品的国际价值,而国际价值的货币表现为国际价格。这种商品的国际价值和国内价值是不同的,它不是由一个国家生产该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一切有关国家生产该种商品消耗劳动的平均单位所决定的。由于每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是不同的,这样,一种商品的国内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就变成了个别价值,并与在世界市场上自然形成的国际价值相对立。那些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占优势的国家,其商品国内价值(个别价值)必然要低于国际价值或国际价格,因而在世界市场上以国际价格出售就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因此,各国为了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价格竞争优势,就必然要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对于我国来说,由于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技术、管理、市场制度、人才和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处于劣势。目前我国的自主知识产权率才达到4%左右,企业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仅占企业总数的万分之三;研发投入仅占GDP的1.1%,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我国的市场化率为70%左右,离发达国家的85%还有比较大的距离;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还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方式,2006年我国GDP总量占到世界总量的5.5%左右,但是我国为此消耗的标准煤、钢材和水泥,分别约占全世界消耗量的15%、30%和54%,与此同时,松花江水污染,淮河污染,太湖蓝藻事件,越来越多的环境危机也为中国经济敲响了警钟。这一切都说明了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我国,因此,在与发达国家的价格竞争中,我国在很多行业(特别是在高新技术行业)还处于明显的劣势。⑵、从非价格竞争来看。在世界市场上,由于受产品生命周期、市场消费结构变化和多样化等因素的影响,诸如推出名牌商标,完善售后服务,改进商品的品质、性能样式和包装装潢等非价格竞争,已经成为价格竞争的重要辅助手段。我国经济接受市场经济的磨练才二十多年,而发达国家走市场经济道路有二百多年了。因此我国在品牌理念、服务意识、市场经验和市场驾驭能力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使我国在国际非价格竞争中同样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品牌商标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综上所述,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在国际价格和非价格竞争中都具有明显的不足,这意味我国的产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将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强大的外来市场力量的冲击和威胁,进而可能会引起我国现实的或潜在的产业安全问题。
三、经济全球化引起我过产业安全问题的外延式机制:自由化机制
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各类市场(如商品市场、要素市场等)在全球进行扩展和融合的一个过程。自由是市场的本质属性,市场的扩展就意味着自由的扩展,在这扩展过程中,自由必然会在经济的投资、贸易和金融等方面通过外化而凸显出来。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会呈现出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等外在现象和趋势。站在我国的角度来看,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等方面就成为经济全球化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具体的外延式机制。这些外延式机制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对我国产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1、 投资自由化机制
投资自由化是指消除对资本流出流入国境的限制和歧视,实现对外国投资和国外投资者的公平待遇。在投资自由化机制的作用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纷纷进入我国,它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强大技术和管理水平,通过合资、合作、独资和并购等方式,[⑦]逐步占领和控制我国的一些产业和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还可以采取“蚕食政策”垄断我国的整个行业,使我国尚不健全的市场和较脆弱的民族产业处于困境之中。据一份权威研究报告分析,在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尚鸣,2006)。目前,在电子、通讯设备制造、皮毛制造和文体用品等四大行业中,如按销售收入计算,外资所占比例均已超过50%;在纺织业、机械制造业、仪器制造业、电子通讯设备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若按利润来计算,外资均占50%以上;若按市场份额看,外资在传真机、移动电话、计算机、桥车和电子元件、机床等行业分别占98%、80%、75%、70%、63%。可见,外资对我国某些行业和其主要产品已经实现了控制目标,虽然它们目前还没引起我国较严重的产业安全问题,但至少在挤压我国企业生存空间、削弱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阻碍我国品牌商标发展等多方面上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⑧]这说明外资已经对我国产业发展产生了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而且,很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华都有自己的战略追求,他们追求的是本企业和国家的利益最大化,这样他们的追求目标难免和我国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充分、环境保护、物价稳定和社会和谐等多方面)相冲突,从而可能对我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运行产生破坏性或者毁灭性的影响(如外资大规模的进入我国房地产业已经影响了我国政府对房地产业的有效宏观调控)。
2、 贸易自由化机制
贸易自由化是指世界各国和地区对进出口商品不加歧视,逐步减少以至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和贸易限制,实现国际商品的自由流动。⑴从走出去的角度来看。在贸易自由化机制的作用下,我国的商品必将大规模的走出国门(海关统计显示,2007年前9个月我国出口总值就高达到8782.42亿美元,同比增长27.1%),寻求海外市场。然而,由于国际市场竞争的激烈性、市场的有限性和竞争双方的低信任度(国外很多国家对我国的崛起存在很大的戒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出口商品频繁遭受国外的各种新兴贸易保护主义(反倾销、反补贴、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和社会壁垒等)的阻扰,阻碍我国出口企业和行业的发展。以反倾销为例,自1979年到2002年底,我国出口产品遭受反倾销调查的立案数量已达524起,被采取反倾销措施案件数 374起,两者均居世界首位。国外对我反倾销数量1979年只有2起;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有6.4起;到了90年代则高达年均30.7起;进入本世 纪,反倾销立案数迅速上升,2000年38起,2002年47起,WTO半年度报告指出,2007年上半年全球新提出的57项反倾销制裁中,有22项针对中国出口产品,比2006年增加了7项。可见,我国遭受反倾销数量多、频率快,涉及产品范围也比较广。因此,这必将直接对我国的出口部门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由于出口部门在国内一般是主导产业部门,其产业关联度大,这样,出口部门受到的负面影响就会通过旁侧效应、前向效应和后向效应等方式快速传递到其它相关产业,产生了负面影响的乘数效应,进而对我国的产业发展产生强大的冲击和威胁。⑵从引进来的角度来看。在贸易自由化机制的作用下,由于我国巨大的市场吸引力,发达国家大量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凭借品牌和质量优势纷纷进入我国,挤压我国同类企业,蚕食我国市场,既阻碍了我国传统产业的改造,又抑制了我国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而延缓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甚至还有可能使我国产业结构长期“锁定”在低级状态而难以自拔。
3、 金融自由化机制
金融自由化就是指世界各国基于长远的共同利益,放松金融管制,取消利率限制和外汇管制,以及减少或者取消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放松各类金融机构业务经营范围的限制,实现金融业务经营自由化;放松和改善金融市场的管理,实现金融市场运行的自由化,从而形成不受时空限制的、全球统一的金融市场和运行机制,保证金融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⑴从金融市场风险的角度来看。金融自由化使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日益扩大,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规模庞大的金融活动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运行,而逐渐演变为频繁的国际性的投机行为。现在世界金融市场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总额高达3万亿美元,但其中仅有2%同生产和商品贸易有关,其余98%是以投机为目的的交易。在金融自由化的作用下,国际资本特别是金融市场上实力雄厚的投资基金(如对冲基金)纷纷进入我国市场进行大规模投机和牟取暴利,直接对我国的外汇储备、金融资产价格等多方面产生冲击。然而,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还很不充分,经济结构比较脆弱,金融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和经验都不足,在金融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抵抗外部不良冲击行为的能力就自然较弱。因此,当大规模投机性的国际资本进入我国市场后,就会明显增大我国金融市场动荡和产业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一旦出现金融风险,就很有可能引发较严重的金融危机甚至整体性的经济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我国香港1997和1998年的金融风潮都说明了这一点。现在,我国狂热的股市、巨额的外汇储备和火爆的房市等现象的背后都有大量国际投机性资本的存在,这是值得我国高度关注的。⑵从金融信息风险的角度来看。在现在的信息时代,信息是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资源,有效金融信息也就成为金融市场中重要的稀缺资源,它不仅是金融监管当局、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努力追求的一般要素资源,更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竞争的战略资源。一个有效的金融信息就可以令金融市场跌宕起伏,并促使大量相关财富在瞬间进行转移和重新分配。因此,在金融自由化机制的作用下,国际金融机构纷纷进入我国,想尽各种办法来获取我国的有效金融信息,造成我国大量金融信息外泄,从而使我国金融信息安全正日益面临严重的威胁,进而影响我国产业和经济安全。这种威胁集中表现为:普华永道、安永、毕马威和德勤等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控制并试图垄断中国的会计审计业;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国际等三大评级机构在我国的积极展业如入无人之境;国际投行对中资企业境外上市的咨询承销已形成垄断,以及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使中资金融机构的投资经营活动近乎无密可保,等等。[⑨]
四、保障我国产业安全的关键:具有一个强势的政府
自由是竞争的前提,它为经济行为主体展开竞争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平台和空间;竞争反过来能提高行为主体获得自由的能力,促进经济社会自由的发展。可见,竞争和自由互为一体。这意味着引起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内涵式机制和外延式机制共同组成了一个“作用系统”,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强化,并使这个“作用系统”具有“自我积累、自我强化”的趋势。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⑩]在这个“作用系统”的激发下,我国产业发展受到的威胁也会持续增加。为了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关键是要具有一个强势的政府,这个“强势”集中表现为政府能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采取各种切实有效措施从整体上维护我国产业安全和促进产业发展。政府的这种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互动机制,全面提升我国产业竞争力。首先、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创新系统的建设,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产品市场开发;从公共部门的创新活动到私人部门的创新活动,以及二者之间的创新合作,等等,政府都应该建立起相应的政策支持体系,以激励微观行为主体进行持续的有效技术创新。其次、从市场需求角度来看。政府应该大力宣传,提高广大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同时在有关消费者维权的立法和执法方面给与足够的保证,促使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具有足够的“挑剔”能力,从而给与厂商强大的市场压力。根据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国内有经验、挑剔的购买者代表先进的消费者,他们迫使厂商进行创新以适应高标准的市场需求,如果国内购买者是世界上对某产品最有经验、最挑剔的消费者,那么,该种产业就可望获得国家竞争优势。这样,一方面,微观行为主体在政策的激励下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以适应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挑剔”能力不断提高的市场需求反过来对微观行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政府的强势作用下,形成了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互动机制,全面提升我国产业综合竞争力,去更好的迎接竞争全球化的挑战。
2、构建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为我国产业安全提供法律保障。我国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构建以《反垄断法》、《反倾销法》、《公平贸易法》和《国家产业安全法》等基本法律为核心的产业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以法律的力量来规范外来市场力量在我国的行为。然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专门的国家产业安全管理机构,对外国商品在我国的市场占有率,以及进入我国关键性行业(稀缺资源性产业、自然垄断产业、国防工业、重大装备制造业、金融保险、文化教育等)的外资的性质、来源、规模、作用影响等方面进行全程跟踪检测,并建立专门的数据库中心,然后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分析,当发现外来市场力量的负面影响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依法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化解。
3、全面加强我国贸易救济机制的建设。首先、坚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原则。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我国产业安全管理机构要集中力量对国外针对我国的各种反倾销、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和社会壁垒等措施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然后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主动的出击,出台具有我国特色的反倾销、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和社会壁垒,与国外相抗衡。其次、积极利用世贸组织的规定,加强对我国产业的财政支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还保留了世贸组织允许的多项补贴项目。因此,我国政府可以多种形式向特困企业或高科技企业提供支持,其中包括地方预算可向严重亏损的国内企业提供财政补贴,适当减免税赋,提供国家政策性贷款以及提供扶贫基金、研究开发基金、中小企业市场开拓资金、重要能源产品补贴等措施。再次、强化行业组织在维护产业安全中的独特作用。行业组织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起重要的桥梁作用,政府要大力支持行业组织的发展,从政策、资金和人才等方面支持各行业组织建立行业预警机制,以及帮助它们提高维护贸易秩序、化解贸易争端和进行行业内部协调等方面的能力。
4、加强宣传教育,构建我国民间产业安全屏障。政府要通过网络、电视、公益广告、报纸等多种媒体进行产业安全宣传教育,培养我国国民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安全意识,使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经营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中,能自觉的考虑到自身行为对国家的产业安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在我国民间构建了一张庞大的产业安全网。
五、结束语
经济全球化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引起我国的产业安全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经济全球化主要是通过内涵式机制和外延式机制来引起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对此,为了防范于未然,我国就需要有一个强势政府,在技术创新、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贸易救济机制建设和国民教育等方面有所作为,使我国能在经济全球化中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IMF.世界经济展望[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2].[法]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3].李琮.世界经济新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4].杨公朴、夏大慰.现代产业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5].吴兴南、林善炜.全球化与中国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6].许铭.中国产业安全问题分析[M].太原: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
[7].尚鸣.产业安全亟需放火墙[J].中国投资,2006(10)
[①]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最早提法,也有很多人认为是T·莱维在1985年首先提出,他当时是用“全球化”这个词来形容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由于他只用这个词语来形容以前20间国际经济的巨大变化,并没有涉及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其它方面。因此,他这里的“全球化”实质就是指“经济全球化”。
[②] 世界经济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经济国际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国际化是工业规模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全球化是信息技术和网络经济发展的结果,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人类社会未来将要达到的发展高度,目前,世界经济是处在经济全球化阶段。
[③] 我国1979年就确定了对广东和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发挥它们毗邻香港、澳门的优势。1980年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1985年又决定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以后逐渐在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形成了具有一定纵深的开放地带。并以此为基础,使市场力量向四面八方辐射,它们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强大基地。
[④] 第一、沿海,指侧重发展从渤海湾到北部湾的整个沿海地区;第二、沿边,是指一方面重点发展新疆、内蒙古和黑龙江的边境地区,以加强与独联体各国的经贸交流,另一方面发展云南和广西的边境地区,开通通往南亚和东南亚的商路;第三、沿江,是指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着重推动重庆以下长江流域的全面开发开放,以此贯通东西,辐射南北;第四、沿路,是指开发开放我国境内从东部港口至新疆阿尔泰山口这段铁路的沿线地区。
[⑤] 到了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冷战结束后,可持续发展问题才提到国际议事日程的首位。1989年,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把环境保护问题作为大会的一个议题列入日程的首位。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有关环境方面的全球首脑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行动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是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把可持续发展由理论概念推向全球性行动。1997年6月,联合国在美国纽约再次举行了特别大会,在这次大会中特别审议里约热内卢会议后5年来执行包括《21世纪行动议程》在内的环境与发展决议的执行情况,并为21世纪确定环境与发展问题的优先目标。从此,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全球性话题。
[⑥] 早在1983年,我国就正式把环保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但在那个短缺经济时代,没法真正付之实践,因为追求GDP的增长,解决人们温饱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短缺经济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我国也就积极响应国际社会的号召,于1994年,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跨世纪人口、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奋斗目标。
[⑦]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外商并不满足在我国的绿地投资,他们在想方设法采取并购的方式直接占领我国市场,其并购方式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并购对象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率必须超过15%;要求必须控股。
[⑧] 很多外资为了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利润,纷纷把资金投向见效快的一般加工工业,与我国民族产业形成竞争而非互补关系,对我国产业形成“挤压”效应(见杨公朴、夏大慰:《现代产业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294);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数据,目前,我国企业对外技术依赖性还很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在品牌方面,如我国饮料行业8大饮料公司已有7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轮胎橡胶的多家大企业被外资收购并形成垄断,当年著名的活力28、熊猫洗衣粉、扬子冰箱、红梅音响、北冰洋汽水早已被外资并购消灭。
[⑨] 以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对我国信息安全的影响为例,由于“四大”和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它们在华受到的监管很少,它们在我国不仅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还获得了大量具有战略性的资源——信息。2005年,“四大”在我国的业务总收入占该年度我国百强事务所业务总收入的49.46%。“四大”已几乎垄断了我国高端会计审计业务和我国海外上市企业的所有审计业务。在1400多家A股上市公司审计业务中,“四大”审计的资产超过40%。现在,外资审计、评级、咨询、承销,还有战略投资、管理顾问等,已经使我国企业乃至部分政府部门在近乎透明 的状态下运作。近年来,我国“走出去”的企业屡屡遭遇不顺,巨额经济损失时有发生,相关专业人士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企业已经无商业秘密可保。
[⑩]现在改革开放成为我国既定的国策,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明确提出,要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并用“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这12个关键词来定位我国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而且我国对外开放还有很大的空间,以吸引外资为例,2006年,发达国家吸收外商投资达8000亿美元,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的65%以上,其中,美国1773亿美元。而同年我国吸收外资695亿美元,只占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的6%。我国人均吸收外商投资只有53美元,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仅占发达国家人均水平的十二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