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基准的泰国大米报价达到每吨760美元,比3月26日每吨580美元的报价提高了30%左右,达到历史高点。面对国际粮食市场的变局,国内之前有一种声音是,即使中国出现粮食短缺,价格信号会很快传递到国际市场并增大供给,所以中国粮食自力更生的政策可以抛弃。但从上述国际市场的变动来看,这一纯粹市场化供给的考虑并不现实。因此,为应对国际市场整体缺粮的状况,中国需要保持国内自给自足的粮食供应局面。
黄力泓近日与农业部相关人士交流时建议,国内企业赴海外开发战略性、短缺性农业资源,将弥补国内资源与需求的矛盾。可以说是继投资委内瑞拉的油田和澳洲的钨矿之后,南美洲和俄罗斯的农场也有可能成为中国企业新的投资热土。
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农业部官员透露,政府部门目前正在探讨相关的鼓励政策,原本仍具试探色彩的农业“走出去”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
黄力泓主张农业走出去并以新天集团为例说明:新天集团正打算将自己的农业投资扩展至独联体国家。此前这家公司从中古合资水稻农场项目和墨西哥农业开发项目中获益颇丰。新天集团纪委书记张洗尘认为,扶持农业企业走出去“租地种粮”甚至“买地种粮”,是加强中国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
“全球性的粮食危机至少提醒政府,在储备战略中,农业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以新天集团的中古合资水稻农场项目为例,该项目是古巴最大的农业合资企业,完成土地开发5000公顷,解决了古巴粮食短缺的问题,因此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事实上,开发南美、澳洲、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优厚的水土资源在降低中国企业生产成本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农业经济进入全球农业大循环,粮食产品返销国内将成为国内市场的有益补充。”
据联合国相关机构统计,仅2007年一年,国际粮价就上涨了42%。世界银行4月9日发表报告说,截至今年2月底,过去三年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上涨了181%,食品价格整体上涨了83%。目前世界粮食储备已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只够维持53天所需,远低于去年初169天的水平。
这种外源性的通胀压力目前尚在可控范围内,因为中国的粮食自给率持续保持在95%以上,库存也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一倍。我们相信,随着大力发展生产、严控粮食出口、适当增加进口、加强市场监管等措施渐次落实,中央政府提出的全年CPI控制在4.8%左右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任务轻松。种种迹象表明,世界性的粮食供应偏紧可能成为长期趋势,造成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全球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二是能源转换需求逐年增加。用作权宜之计,中国可以采取禁止出口的办法阻断境内外粮价联动,但此短期可行的办法势必会因成本高昂而长期不可行。
中国海外“租地种粮”的冲动缘于国际粮价的高歌猛进。今年前3个月,国际粮价60%的增幅让很多国家挥别廉价粮食时代。基础粮价上涨让海地总理成为全球首位因为大米和大豆价格上涨而下台的国家首脑。富庶的国家也难以幸免,当美国消费者抱怨超市限制大米出售时,美国政府也因为玉米乙醇和其它生物燃料过分消耗粮食而受到抨击。
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副主任谢国立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中国农业目前已经具备“走出去”的技术优势,未来国家也将加大协调双边政策的力度。全球性的粮食短缺,让中国打造“海外农场”的热情日益高涨。
本轮粮价上涨应当提醒国人重新审读粮食安全。中国可以维持联合国粮农组织所定义的“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的食物”,但是,这种安全毕竟只是低层级的安全。
除了保障生存和健康,中国的粮食安全还必须考虑另两项重要内容:
其一,受18亿亩耕地资源约束,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很难再有大的提高,而与此同时,粮食作为现代工业重要原材料的地位正在不断得以强化。本轮国际粮价上涨的最主要原因,即在于以能源替代为代表的、新的粮食需求急剧膨胀,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源匮乏同时又严重依赖原材料大量投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言,至少意味着未来发展基础不实;
其二,中国粮食安全并不意味着世界粮食安全,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下,外部需求和供给的变化势必会以种种方式传导至国内。对此,中国当下至为不利之处在于,因为小农经济的散和弱,中国在入世后迅速丧失了多种重要农产品的定价权,由此,国际市场每每出现的价格异动经常恶化为价格制定者对价格接受者的利益盘剥。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维护好自身的粮食安全是中国对世界重要的贡献。当下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复杂,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因此,对于事关民本的粮食安全必须做万世之谋。其中,除了确保基本耕地、开发荒地资源、改进农业基建、推动专业生产等基础性工作外,还应加快推进粮食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对于粮食安全保障的基础性作用。具体包括:培育粮食市场主体,扶植大型粮食企业;完善市场交易方式,创新粮食流通业态;健全专项粮储制度,提升政府调控能力,等等。
黄力泓文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