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凯恩斯之后，反周期的宏观政策开始在世界各地流行，无论是利益不同的社会团体，还是观点相左的学术流派，对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肯定，形成多元现代社会中少有的一个社会共识。布什总统最近推出150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获得两党的一致支持。我国正在实行价格管制，虽被批评为向计划经济的倒退，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此举乃抑制通胀所需，有情可原。 面对经济周期波动，宏观调控似乎已成为本能的反应，过热降温，遇冷发汗，而波动的根源却无人深究，就像医生只看体温而不问病灶为何一样，发烧就给两片阿司匹林，到底是病毒感染，抑或癌症所致，不在大夫关心之列。以美国为例，在经济处于衰退之际，美联储急忙降息，政治家大谈减税，经济学家争相推出刺激经济的“组合拳”。奇怪的是开方不问诊，很少有追究，这萧条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萧条的直接起因是美国金融市场的震荡和房地产市场的深度下调，探寻其源头，则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失误。“9·11”之后，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保持低利率的时间过长，导致流动性泛滥。为了给多余资金找到出路，金融机构纷纷开发高风险的业务，次级按揭仅为其中之一。自2007年中以来，次按违约率不断上升，迫使市场重新估计风险，导致次案债券和房地产价格一起下跌，金融资产和地产价值缩水，通过财富效应拖累消费，将经济带到萧条的边缘。 由此可见，美国经济步入衰退，始作俑者是过度松宽的货币供应，原本应该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成了制造经济波动的祸首。实际上，弗里德曼早已用翔实的数据说明，到1980年代为止的战后30多年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熨平周期，反而引发了经济的波动。 眼下美联储以减息应对可能的萧条，无异于用新的流动性缓解过剩流动性所造成的痛苦，饮鸩止渴，错上加错。退一步讲，就算为了挽回经济的颓势，减息作为临时性措施还可以考虑的话，也必须在减息的同时，认真地讨论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如何防止类似次按事件的再次发生？也就是如何避免流动性的再次泛滥？归根结底，如何从制度上管住美联储的印钞机？ 这就带出了一个与中央银行同样古老的问题，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为了实现既定的目标，货币政策的执行规则又应该如何设计？关于目标，世界各国的法律都规定，中央银行的首要任务是稳定币值，也就是控制通货膨胀，对此学界和政界似无异议，争论最大的是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 所谓“最后贷款人”指央行向处于危机之中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由此延伸出央行解救金融机构的责任，并进一步推广到动用货币政策稳定金融市场。格林斯潘是扮演“最后贷款人”的大师，在其长达20年的任期内，多次在金融市场震荡之时，减息以帮助市场度过难关。如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和2001年的 “9·11”。久而久之，华尔街形成了预期，戏称联储的政策为“格林斯潘期权”，意思是股价下跌不必慌，待联储来救，再卖不迟。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已从通胀的单一目标，演变为通胀与金融市场并重，而双重目标的必然结果就是顾此失彼。“9·11”之后的低利率虽然有助于保持金融稳定，但美联储万万没有想到，过剩的流动性回过头来对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而首当其冲的，正是当初想要精心维护的金融体系。中国古代先贤所云“人算不如天算”，实应为政策制定者戒。 世上事有人力所不及，原因在于信息。市场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到今天，若想把握其运行细节，所要求的信息量早已超出了一两个聪明脑瓜所能处理的范围。智慧者如格林斯潘，也不可能知道次级按揭的规模和风险，更不要说预见危机爆发的时间了。正像互联网的世界一样，功能再强的超级电脑，也不可能对网络上的信息作集中式处理，不可能统一调度信息的流动，而只能采取分散决策的方式，让信息存储在众多的个人电脑中，由每一台电脑的主人自行决定信息的流量与流向。 市场经济是一个更大和更为复杂的互联网，为了准确判断经济周期的阶段，在最佳的时点以恰到好处的力度干预经济，央行的官员需要多少信息和知识？如果美联储并不拥有更多的信息，如果联储主席并不比市场高明，货币政策极有可能加剧而不是减少经济波动，正像弗里德曼的数据所揭示的那样，宏观政策调节经济往往适得其反。 在弗里德曼看来，央行没有必要对经济进行主动和主观的干预，最好的政策是固定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比如说每年3%，以避免货币政策变化引起经济波动。对于一心想驾驭市场者，这样的政策建议听起来未免太过消极，殊不知消极乃最高形式的积极，古人云“无为而无不为”，道理恐怕正在这里。 政府干预未必稳定经济反有可能引发震荡，我国经济过去十几年的周期波动也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我国的投资高峰发生在1993年、1998年和2003年，每五年一次，且与政府换届重合。倘若这并非纯属巧合，其政策含义就不言而喻，当前固然有必要紧缩银根，降低通胀预期，但消除周期波动的根本之道却是政府退出经济，以防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将经济烧到过热。
看似浅显的道理，为何伟大的经济学家如凯恩斯竟然忽视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使凯恩斯那一代人意识到市场的缺陷，很自然地建议非市场力量——政府进行干预，以改进市场的效率。凯恩斯于1946年逝世，没有看到他身后的宏观政策实践。弗里德曼这一代人总结了政策的实践，在认识到政府局限性的同时，并未全盘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将政府的职能严格地限定在一个小得多的范围内，并将政策的制定从依赖个人的主观判断转变为遵循一定的规则。 从理论上分析，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政策，其假设前提为非完美的市场和一个完美的政府，即政府拥有更为充分的信息，政府比市场更为高明，于是得出市场失灵靠政府的结论。在凯恩斯那里，政府是圣人和超人，而在弗里德曼这里，政府是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有着自己的利益追求，只具备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认知能力，政府如同市场一样，也是非完美的。两学派政策建议之所以不同，根源即在于此。 凯恩斯主义在实践中的流行是因为它迎合了所有人的心理，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政治家以救世主的姿态向选民证明了其存在的合理性；经济学家以先知的身份获得了特殊的社会地位；为柴米油盐而烦恼的大众则找到了精神的寄托与未来的希望。 理性不以人们的好恶为标准，因而是令人讨厌的，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