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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的信
编者按：20年前，中国的改革由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序幕。20年来，我国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在局部地方，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需要下大力气去解决。监利县由一个乡党委书记的信引发的改革说明，这些问题已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正在得到解决。我们深信，九亿农民兄弟，正在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这封寄给国务院领导题为《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被当地人称为“建国以来监利县影响最大”的信写道——— 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1）盲流如“洪水”
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的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富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35000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现在我们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要撂荒2000亩以上。
（2）负担如泰山
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有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还要加，您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望天地哭！
（3）债台如“珠峰”
1995年，约有85％的村有积累，现在有85％的村有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40万元。90％的村有负债，平均负债60万元以上，月利率20‰。1995年约有70％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400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800万元，月利率高达15 ‰。村级负债每年增加10—15万元，乡级负债每年增加150万元左右。
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们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的税费，发干部的工资，支负债款利息，收支两项，乡村每年净亏
1000万元。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4）干部如蝗虫
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现在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官取于民，民取于土，落在水上，打在泥上，农民怎么受得了！
（5）责任制如“枷锁”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必须贴出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泪钱。负担日益增加，价格的逐年回落，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枷锁。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6）政策如“谎言”
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很难落到实处。近年来，没有对农民发放过贷款，即使有极个别的其月利率在18‰以上（高利贷）。没有按保护价收过定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容。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还要没收。农民负担年年喊减，实际负担额极个别地方虽没有增加，但农民收入下降了，相对负担却是年年加重的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且能如此儿戏，几亿农民不相信中央的农村政策，这种后果将是可怕的！
（7）假话如真理
谎言讲一百遍便像是真理。现在真话无处说。上级领导只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观言察色，投领导所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所以真话也听不到了。如果有人讲真话、实话，马上就有人给扣上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我今天给您写信报告基层情况是一名基层党员应做的工作，是讲政治、讲正气的表现，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可是我却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思想斗争，因为我自己也觉得给您写信是“不成熟”的表现，是“靠不住”的表现。现在会说假话，并且通过媒体把假话变成“真理”的人，被视为“成熟”的人，有培养“前途”的人。现在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
我在农村工作已有17年，先后担任过四个乡镇的书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过。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至少我说的情况在湖北省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在农民太苦了！农村的工作太难了！农业潜在的危险太大了！
九十年代初期，总书记亲自下乡调查研究，三农问题得到了又快又好的解决。现在亿万农民再一次呼唤党中央国务院关注农村、农业、农民，为农村的发展拨开云雾，指明航向。
2、李昌平的几点建议
（1）坚决刹住浮夸风
请您给全国发一封信，再一次告诫全党实事求是，反对浮夸风，重申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浮夸跑官买官是同胞兄弟，都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跑官买官的人，多半都是喜欢搞浮夸的人。浮夸风是农民负担过重的思想根源。
（2）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
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农民积极性不仅仅是农业的的根本问题，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调动农民积极性，一靠中央，二靠地方。
从中央而言：
Ⅰ、要减免农业税。中央要带头减农民负担，中央政府完全有这个实力。
Ⅱ、中央要加大农业计划和政策保护的范围，加强对农业、农村、农民保护的力度。
一、制订区域种植计划，减少大宗农产品种植面积。
二、制订农业生态保护计划，增加西部、北部植被面积。
三、制订粮食对口援调计划，保证产区粮食有市场、退耕还林、还牧、还渔的地方有定价粮食供应。
四、强化粮棉保护价政策。
五、制订支农贴息小额贷款政策。
六、制订土地金融政策促进土地有序、有偿流转、加快集镇建设步伐，促进二、三产业发展。
七、制订小集镇建设、居民建房专项贷款政策。
八、制订商品粮基地大型水利设施国建、国有、国管政策。
九、发行国债帮助各乡村放下高利贷包袱，后由县乡村逐年还国债。
十、适度通贷膨胀，提高农产品价格。
从地方而言：
Ⅰ、要下大力气减少吃税费人员。至少要减到90年的人数，至少减1/2。
Ⅱ、要合村、合区、合乡。就湖北荆州而言1000人以下的村要合并，20000人以下的管理区要合并，60000人以下的乡要合并；
Ⅲ、要加快政府“退”的步伐。政府不能包揽一切。鼓励社会办学、社会办小农小，社会办试验场等等。
Ⅳ、要实行负担改革，把众多的收费税机构合并，实行“一票制”。凡只收费、以收费代管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部门人员要进行清理，其职能由政府的农办等内设办组室代替。
Ⅴ、干部离任实行“两审制”，即“审编制”，任职时人员编制是多少，离任时不能增加。“审赤字”，任职时财政和村级集体“赤字”是多少，离任时不能增加，只能减少。
Ⅵ、吃税费干部实行末位淘汰制，确保干部能上能下得到执行。基层干部千万不能终身制，铁椅子。要坚决杜绝干部家庭化。有不少乡镇干部的亲化严重，就那么大一点地方，老子是领导、儿子、姑娘、女婿、侄子都在一起当干部。群众称为“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家只能留一人当干部，原来从那里来，现在到那里去。
（3）强化群众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行，有禁不止。现在农村政策很难执行。农民讲：“经是好的，关键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近些年来，有些干部因贪占挪等问题被依法判刑，可仍旧还保留工作籍，照发工资，照常享受干部待遇，这些情况还经较普遍，群众称为：“官官相护，无法无天。”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监督不够，腐败惩治不严。1996年死人命恶性安件，处罚了一些乡镇干部。乡干部是“羊官”替罪羊而已！其实问题出在下面，责任在上面。乡镇干部的违纪行为都是上面“逼”的，丰面装清官，下面做“羊官”，这就是“官官相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
任何形式的监督，都不如群众监督。现在农村要加强能代表农民自身利益的组织（农会）建设，确保中央农村政策严肃执行。授权于民，取信于民。授予一定数量的人民代表或农民联合签名罢免乡不合格领导的职务的权力。
（4）鼓励改革创新，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路线，制定结合实际的农村政策
现在的问题成堆，不改革没有出路。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完善，农村负担办法要完善，县乡机构要改革，农村基层组织要创新，工作方法方式要创新……，“稳定压倒一切”被一些人片面理解，以为稳定应该压倒改革。中国有10亿农民，农民最有创新精神，农村的基层干部最了解农村的实际，很多人也有很高的学历和很强的能力，应给予他们讲台和改革创新的宽松环境。农民和农村的基层干部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文化产品把他们贬得一钱不值，其实他们很难，甚至忍辱负重地支撑着整个国家和民族。农民用`100亩的纯收入养活一个国家干部，自己去外出打工谋生。基层干部受尽各种屈辱完成各种税费，自己工资却无着落，拿着“白条”回家过年。如果县以上领导干部都能象王任重同志那样，每年都能在乡镇工作两个月，和他们一起研讨问题，探求政策，我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就不会发生，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决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3、李昌平写信后，朱镕基总理动情批复，监利县被迫开展改革
李昌平含泪写这封信时，是2000年2月10日，龙年正月初六。
李昌平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国务院领导。他因此而犹豫良久。一个多月后，他稍作修改，终于将信寄出。 他为这封平信设想了三种命运，其中只有一种是好的，那就是它能辗转送至国务院领导的案头。国务院领导两次批示 3月下旬，国务院领导对李昌平所反映的问题作出批示。 4月2日至6日，农业部派员暗访监利县棋盘乡、汪桥镇，写出长达17页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李昌平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当前农村、农业和农民存在的问题。 5月4日，国务院领导第二次批示，要求重视问题的严重性。 不久，国务院领导的批示下达湖北省，引起高度重视。 6月6日至7日，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一行到监利调研并召开现场办公会，认为：监利县棋盘乡等一些乡镇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随之，一场被称为“痛苦而又尖锐的改革”，在长江中游一个多年的“全国产粮冠军县”拉开序幕。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改革 两个人的工作安排表明了湖北省解决问题的决心：一是由一位省委副书记亲任驻棋盘乡工作队队长；二是一位本来已于年初升任荆州市副市长的原监利县委书记，被认为要对监利的问题负一定责任，重新回到监利工作。 6月17日，监利县召开贯彻省委省政府现场办公会议精神动员大会，确定解决“当前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七项工作重点：釜底抽薪，减轻农民负担；多种途径消化村级不良债务；动真格精减机构和人员，撤销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机构；切实抓好粮食流通工作，坚决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卧薪尝胆，厉行节约，严格控制使用小车；加大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力度，大力发展效益农业；加强财源建设。 此前的6月12日，监利县四大家领导研究出台了“釜底抽薪、厉行节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10条重大措施”：取消县乡以资代劳款2000万元；取消向村组平摊的屠宰税征收款1200万，改为向收购者和宰杀者据实征收；停止除血防、水改以外的一切集资项目……据监利县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干部周天佑介绍，经县委县政府重新核定后的全县农民负担总额，比去年共减少5228万元，人平均减少55.28元，亩平减少32.5元。80年代在全国普遍设立乡镇管理区机构，曾起到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时至今日，其存在之弊已远大于利。据监利县有关部门统计，该县103个管理区（办事处）机构去年总开支达4950万元，区平均开支48万，少数高达100多万；由于管理区干部素质参差不齐，违法乱纪案件也频频发生；同时，管理区职能的政府化，还助长了乡镇机关干部的官僚作风。
6月23日，监利县委发文宣布：撤销全县管理区和办事处机构，全县在镇区工作的850多名编外人员一律清退。 7月12日，全县学校减员动员大会召开，决定将现有800多所乡村中小学合并调整为600所左右，现有6400多名民师精减近半数。同时，合并乡镇教育组、教育辅导站和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实行三个机构一套班子，临时聘请人员一律辞退。 7月13日，全县化解村级不良债务工作动员大会召开；同日，监利县超编小车拍卖会开槌，当日成交11辆，金额达66万多元，至今，已收缴超编小车近40辆，拍卖所得将全部用于乡镇还债或交县财政…… 在“过紧日子”的号召下，“县四大家领导”专车取消，每年包干到领导们个人使用的3万元交通预算取消，县直机关和乡镇领导干部移动电话和住宅电话费补助取消，所有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下乡补助取消，菜篮子补助减少50％… … 一位机关干部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过紧日子的号召，让月收入只有数百元的监利普通公务员每月至少少拿150元。 暴风骤雨般的改革！翻看连月来的《监利报》，改革的信息席卷着版面，新政策新措施轮番登场……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中，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一些变化。棋盘乡李开明老汉是农业部暗访中重点调查过一位农民。在事隔4个月后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现在干部的作风确实转变了，工作队进村不再侵犯群众，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深得民心。 棋盘乡金坛村有6户的劳力本来撂荒在外打工，听说负担减轻了，种田再不亏本，回家要求重新承包土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监利县为解决“三农”问题积弊采取的“破冰”行动，也断非一日之功。监利当前的改革还远没有到攻坚期，人们对这场改革的前景拭目以待。
（二）
一个好官的言不由衷与无可奈何
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痛陈当前乡村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和农民的生活艰难，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并导致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后，李昌平毅然辞职南下深圳打工。问及辞职原委，李昌平讲述了三点理由：
第一，省市县给其确定的改革任务已经完成。农民负担由去年的1382万元减到今年的589.71万元；撤区并减员150多人；清理整顿高利贷减本降息1000多万元；建立了一套较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今年可比上年节约非生产性开支400万元左右。第二，其伤害了棋盘甚至全监利很多人的利益，如继续留下来，对工作不利，其走开，矛盾也带走，有利于工作。第三，今后深化改革关键是精简机构和人员，其下海打工对县乡机构改革是一种促进，并希望有更多的干部到市场上去找饭吃，不要两眼盯着农民“布贴布”的口袋。 从这三点理由中，笔者读出李昌平的言不由衷和无可奈何。作为党员和公民，李昌平当然拥有越级上书的权利，作为乡党委书记，一介官场中人，应当清楚官场约定俗成的一个规矩是一级一级反映问题。这个规矩不能绝对地说不好，但在一级一级的过滤中，真实成分可能有所损减，甚至全无，或者压根儿反映不上去。笔者不知道※※是否按照这个规矩直接向上级反映过，还是反映过但不管用。仅从他含泪越级上书的果断之举就能够识其忧患、识其积愤、识其正直和胆识。正因为他的作为才促进了监利县的改革，产生了减轻农民负担、清理整顿高利贷、严格财务管理制度等实际效果。按理，他本应借助改革东风，在完成省市县确定的改革任务后，坚守岗位一展施政才华，实现一个基层干部的抱负，而不是赶紧走人。何况如他所言，监利县的所谓改革严格地说是一场整顿，还有许多深层次的矛盾需要解决，也就是说更艰巨的任务需要李昌平这样的人来承担。基于此，笔者认为他的辞职并非真心实意，以完成既定的改革任务为辞职理由，是言不由衷的托词。李昌平的言不由衷都源于一种无可奈何的痛楚。这就是他的第二点理由，伤害了棋盘甚至全监利很多人的利益。那么，谁的利益受到伤害？李昌平没有明说，但肯定不是他为之呼吁的农民的利益。通过改革，农民负担减少了近60％，农民能不额手称庆？但那些被精简下岗的人员会痛恨李昌平，那些因财务管理制度健全而断绝了财路的人会暗骂李昌平，尤其是，因为李昌平越级把问题反映给国务院领导，尽管监利的问题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并非监利特产，但监利还是被国务院抓了典型，是不是有人认为李昌平是根“刺”，捅了娄子，给监利抹了黑，出了丑？有这种想法的人的政治利益自然遭到伤害。李昌平由此得罪了相当一部分领导和群众，可谓四面楚歌，已无法立足。南下打工将种种矛盾带走，是明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而心中的痛苦又有谁能知道，又向谁去诉说？
（三）
就这样目睹着李昌平的悲壮命运吗？
在今年9月8日的光明网上，再次看到关于“李昌平事件”的报道。我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陷入对这个人的悲壮命运的沉思。
一位经济学硕士、身为一个乡的党委书记的人，就因为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为当地农民说了真话，讲了农村的实情，就遭到冷遇和打击报复，不得不远走他乡，飘泊江湖，实在令人震惊、感慨万端！ 据报道，2000年3月上旬，李昌平在给朱镕基总理的信中说：“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接着，这位有着长期农村工作经验的经济学硕士在4000字的长信中用数字和事实向朱总理反映当前农民负担太重、农业劳动力大批外流、农业生产凋敝以及“浮夸风”等问题，提出要“强化群众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等建议。4月1日，中央调查组没有找县领导，而是直接与李昌平接洽，走访村民，发现情况比信中所反映的还严重，他们感到奇怪和愤怒：地方怎能把中央的政策当成儿戏？可是，稍后来自地方的庞大调查组，却使李昌平陷入尴尬的境地。……可想而知，一个“越级”反映情况和告状的人，在当地还有好日子过吗？李昌平清楚自己的处境，无奈之下，走为上策，到南方“打工”去了。 我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认真地调查研究一番，看一看在自己所管辖的地盘之内，有没有与李昌平相类似的情况。依我看，哪一个领导机关、哪一位领导同志这样做了，那就是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落实了“三个代表”思想的一个实际体现。 我还希望，我们思想理论界的同仁，好好地研究一下李昌平的这个案例。我认为，这个案例实在是够典型的了。我们大家在探索解决中国改革与发展理论与实践诸多问题的时候都特别注重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之研究，那么我想，这就是目前中国的国情，中国国情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我想了很多： ——37岁。多么好的年华呀！正当年！“年富力强”！ ——17年的乡镇工作。在青年干部中，能有这么长的基层工作经验，难能可贵。 ——学位：经济学硕士。至少在我所调查过的整整20各省和自治区的广大农村，拥有“硕士”学位的干部，寥寥无几。 ——“深切同情”农民的乡党委书记。昨天是农民，今天是党委书记，并不鲜见。然而，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昨天，与乡亲们“称兄道弟”，今天，却是“官气”十足，“土霸王”一个，哪里还有心思“同情”（更不用说“深切”同情）那些仍然为生存而拼搏的农民大众？此等人士，绝非个别。 ——“含着泪水”给总理写信。身在“官”位，替老百姓办事的基层干部的确很多，但能够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冒着被排斥和打击的危险给上级领导机关写信者，少；为“众人之事”，直接给共和国总理写信者，更少； “含着泪水” 为百姓苦难而呼号者，少上加少。 相比之下，李昌平同志可谓是“人才难得”，遭此厄运，实在令人心痛。兹根据有关情节，我提出以下主张：
其一，彻底清查，揭开“内幕”。由有关上级领导机关派出得力的调查组，彻底查清李昌平事件的来龙去脉。特别是要查清楚当初中央调查组走了之后，地方上来的调查组究竟都干了些什么？有没有不可告人的“背景”？是谁人提供了何种“线索”导致县检察院的介入（调查所谓李昌平的“经济问题”）？后来的李昌平，为什么成了“矛盾的焦点”，以至不得不出走他乡？“内幕”应该揭开，“铁幕”必须打破！
其二，向“打招呼”者讨说法。无奈之下，李昌平远走深圳，在蓝田公司任总经理。但是，好景不长，2001年1月，再度辞职。原因是：原来李所在的荆州市的有关领导发现他在蓝田公司，便向蓝田公司的老总打了“招呼”；只因蓝田的基地在荆州，李为了不让老总为难，不给公司找麻烦，只好离开蓝田，到一家时政杂志社当了记者。那么，我们有理由要求荆州方面给个说法，向蓝田“打招呼”，意欲何为？难道非要把讲了真话、揭了当地“短处”的李昌平置于死地而后快吗？
其三，“官复原职”。综合地看，像李昌平这样的干部，既有学历，又有能力，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有比较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即使到了南方的今天，他仍然念念不忘监利螃蟹销路不好、应该推行养黄鳝，还是一心想开发家乡丰富的“水产资源”），实在太少。根据我多年以来的观察，农村最为缺少的，就是这类干部（真正科班出身的农业技术人员也很缺乏，但相形之下，更迫切需要的则是“德才兼备”的基层领导干部）。在我看来，只要可能，官复原职，哪怕是一天也行，意在“拨乱反正”。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我的上述三项主张的基本点和根本意图，就是四个字：“取信于民”！
——试想，一个人满怀激情地讲出了真话，反映了实际情况，最终导致一个地区改革的深入发展，并收到了实效，广大农民也得到了实惠，不说是“有功之臣”（即使不予以“重奖”，但“口头表扬”的资格还是足够的了），起码也不是“罪人”吧！然而，李昌平今日之悲壮命运，实在是“好心不得好报”。如此“世道”，令人齿寒。平民百姓，看在眼里，想在心上，长此以往，“信仰危机”。
——此等“症候”，一旦形成，且扩大开来，纵有“神仙”下凡，短时间内也难“治愈”。
——再说了，又是“硕士”，又是“书记”，又是给“总理”写信，信的内容也得到了中央调查组的确认，朱总理还在调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可最后的结局，写信者几乎成了“流浪者”（笔者本不想用这个词，但又实在找不出更合适的字眼儿，而且，他比一般的流浪者还不如，一般流浪者通常承受的是生活上的压力，而我们的主人公所承受的却是人们最害怕的“政治压力”），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这到底是在向谁“挑战”？所有这一切，又将在普通人们的心灵深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之大，地域之广，党政机关门庭之恢宏，大小官员数量之众多，司法机构完善，纪检部门林立，大众传播媒体又是那么日趋现代化，——到头来，我们连一个应该加以“保护”的人都保护不住，那么，我们还能指望“父老乡亲”们背地里说我们的“好话”、喊我们“万岁”吗？别的我不敢说，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无疑：如此下去，敢于讲真话的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而决不会越来越多！
（四）
记者采访李昌平
本报８月２４日《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一文，记录了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直面农村现实，上书国务院领导，从而引发当地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一事，引起较大反响。近日，记者在广州采访了李昌平。
记者：不少人很关心你的现状———
李昌平：我于今年９月１６日辞去棋盘乡党委书记职务，现在深圳打工，吃饭不成问题。
记者：为什么要辞职？
李昌平：第一，省市县给我确定的改革任务搞完了。农民负担减了下来（由去年的1382万元减为今年的589.71万元）；撤（管理）区并校减员150多人；清理整顿高利贷减本降息1000万元；建立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今年可比上年节约非生产性开支400万元左右。
第二，我伤害了棋盘甚至全监利县很多人的利益，如继续留下来，对工作不利，我走，矛盾也带走，有利于工作。
第三，今后深化改革，关键是精简机构和人员，我下海打工，也是对县乡机构改革的促进。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干部到市场上去找饭吃，不要两眼盯着农民“ 布贴布”的口袋。
记者：你的那封信引发了监利县的一场改革，你对这场改革作何评价？有哪些成效和没有解决的问题？
李昌平：监利的改革我认为叫整改更妥当一些。两个月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深层次的问题、难的问题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我认为解决监利人浮于事、债台高筑、组织涣散、干群对立、结构单一、经济衰退等突出问题还是万里长征刚刚起步。
记者：你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谈到了当前监利农村的一些现实，如农田大面积抛荒、农民负担沉重、乡村债台高筑等等，并认为这些问题在一定范围内普遍存在，你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昌平：现在一些地方出现的“三农”问题可以用两句话来描述：人缺思想地缺肥，普遍缺少人民币。农村问题没有得到普遍重视，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农民手里没钱，村级集体负债累累，乡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县级财政也吃紧。不少地方陷入加重农民负担的恶性循环之中。
记者：生为乡里人与生为城里人有什么不同？
李昌平：第一，城市居民买车买房及其他耐用消费品，很容易申请到长期贷款且利率极低，农民进行生产都很难申请到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即使申请到贷款，周期短，利息也比城市高出好几倍。
第二，一些农民因为种地亏本抛荒，还要交人头费，土地资源闲置费，城市居民失业，国家还发给失业保障金。
第三，国家要农民种粮，保证按０.56元／斤收购，结果地方只按0.35元／斤收购，农民却无权找政府赔偿损失，相反，还得一亩地缴纳500斤稻谷以上的负担；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城市居民身上，政府肯定会拿钱补偿。
第四，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于城市建设、国企解困，农民为此提供廉价的物资保证、劳力保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则远不像这样受重视。
……
要真正给予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
（五）
为何说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比“李昌平上书”更重要？
为什么说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比“李昌平上书更重要”？
1、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是全面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而李昌平上书只是反映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还没有提出全面解决问题及振兴经济的新思路
它能解决李昌平在信中所映的任何问题，如村积累负债、机构改革、农民负担重、农民抛荒、农民不能增收等问题。
2、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是重在实干的一个振兴经济可操作性的系统思路，它比李昌平上书反映问题提几点建议更重要
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是一个操作性思路，是重在实干，如不实干，何以能取得区域经济振兴的实绩呢。
李昌平上书也很重要，没有上书，如何能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呢？上书才能使上级领导了解下面的民情。但是他还没有提出如何解决农村问题的全盘计划。
上书引起了省级领导的重视，也只是采取了一些很简单的方法，如机构改革、减少农民负担，拍卖超编车辆等等。
（六）
对“李昌平上书”一事直抒己见
李昌平上书后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映，现在对有些问题直抒己见。
1、李昌平算不算“改革家”？我认为他是一位改革家
（1）判定某人为改革家的几条标准
Ⅰ、改革家必须要针对时弊或富国强兵、振兴区域经济等问题提出一系列的改革主张，这是判定改革家第一原则
——我认为现在对改革家的要求越来越严，要想当改革家只是提出几项的主张还不算，否则提出一项什么合理化建议都可以称上是改革家了，这样子改革家就会遍天下，其实提几项合理化建议是不算的，必须针对经世济民提出系列的主张才行
我认为改革家必须针对时弊提出一系列的改革主张才行，也就是说改革家不仅要反映现实问题，而且要提出解决现实的问题的方法和策略。也就是说只提问题还谈不上改革家。改革家具有很强烈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精神昭然若揭，为官必定是一个忠臣。
Ⅱ、我认为对改革家不是大家都可以当的，改革家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一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就提出了解决另一个问题的思路
Ⅲ、竭尽所力为自己的改革主张而奋斗，没有掌握实权的人上书也是竭尽所能的一个表现
——屈原竭尽所力好几次上书楚怀王去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因此他是一个改革家
由于能符合这几条的改革家不多，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称得上改革家的很少。并不是说现在处于改革的时代，改革家就多的数不清了，反是这种认为的是错的，现在的改革家仍然不多。
（2）判定改革家的实例分析
Ⅰ、为什么范仲淹、王安石称为改革家，司马光、苏轼、欧阳修不能称为改革家呢？
因为范仲淹在督修捍海堤坝时就向朝中宰相们上了一份长达万言的《上执政书》，劝说宰相们不能安习守常，要从“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慎选举，抚将帅”六个方面进行改革。这份进言没收到什么效果，但引起了晏殊等人的注意，范仲淹得以进京做官。他任谏官之际，还向朝廷提出“救弊十事”，虽未被采纳，不过仁宗皇帝还是看中他的忠贞。……，因此我认为范仲淹之所以被称为改革家，是因为上书陈述富国强兵之策，而且是比较系统的陈述。
嘉祐三年秋（1058年），王安石给宋仁宗上了一封洋洋万言的《言事书》。这封万言书集中反映了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和主张。……所以我认为王安石是一位改革家。
但是与王安石同一时代的司马光、苏辙、苏轼等就曾多次上奏札，提出“斟酌事宜、损益变通”的主张。只是这些读书人的改革方案，大抵不出范仲淹《十事疏》的范围，所以历史上就没有人称他们为改革家。
Ⅱ、为什么大力推行土地“大包干”制度的邓水平是改革家，而几万个县委书记并不因为实施承包经营而被认定为改革家呢？
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一位改革家，他提出了承包经营、富国强兵的一整套的思想。后来每一个县都搞承包经营，那么有人是否说中国的县委书记都是改革家呢？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提出富国强兵的一整套思想是邓小平，而不是中国的几千个县委书记，所以第一位被符予改革家后，其他人与之相同改革思路的人与改革家的称号就无缘了，除非你提出一系列的其他思想才行或者说对原改革思路又继续深化。
（3）为什么说李昌平还算是一个改革家呢？
李昌平上书中央领导谈了问题，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并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在棋盘乡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者，因此他应是一个改革家。
2、我认为李昌平至少应被提拨到监利县县委书记的位置上
（1）运用我的官位顺序理论的实例分析
我的官位顺序论是：
第一顺序：有好的振兴经济思路，有很强烈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文化程度高。
第二顺序：有政绩，有很强烈的为民服务思想、文化程度高的人。
第三顺序：有很强烈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文化程度高、专业对口。
现在运用我的官位顺序理论分析几个实例：
Ⅰ、为什么说毛泽东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后不应该当党中央的总书记呢？
毛泽东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后，我认为不能当党中央的总书记，是因为他没有很好的经济发展思路。
Ⅱ、为什么说齐国管仲再世，如加入了共产党员，可以当党中央的书记的呢？
我认为管仲可以当党中央的书记，因为他的治国能力强，商品经济思想意识浓厚，有承包经营的思想，有富国强兵的思路，所以我认为可以被选为党中央的总书记。
Ⅲ、如马克思再世时，加入中国党员，为什么马克思不应被选为党中央的总书记？
由于马克思的一整套的发展公有制企业的计划经济经试点证明行不通，没有促进生产力的更好的发展，会使中国与霸权主义的美国的经济实力差距会越来越大，在一定程度上说，对中国驻南期拉夫被美国的随意轰炸负有一定的间接责任，所以这一套思路不是很好。所以我认为也不被选为党中央的书记。
（2）运用我的官位顺序论和一切权位为改革家让道的理论原则，李昌平应该被提拨为监利县县委书记或其他县的县委书记
我认为监利县没有第一顺序官位的人，也没有第二顺序官位的人，那么应找第三顺序官位的的人当监利县的第一把手。李昌平就属于第三顺序官位的人，所以应该提拨为县委书记。
再根据改革是振兴经济的重要措施，所以一要权位必须为改革家让道的理论原则，所以说李昌平应该被提拨为监利县县委书记或其他县的县委书记
（3）排挤打击改革家，让他逼迫辞职的行为是犯罪行为，主要领导难辞其咎，这些人不了解改革家可以富民一方的真正含义
这些身居高位者排挤打击改革家李昌平，让他逼迫辞职，使他灰留留的成了一名企业的打工者，而且还不放手，还要落井下石，施加压力不让他当总经理，我认为这种做法是犯罪行为。
这些人根本不懂得为官一任富民一方的真正含义，所谓的富民一方就是能使一个区域的大多数人富起来，而让他这样的人成为企业的打工者，说明了我们的任命干部很有问题。
3、对李昌平上书后监利县的一系列改革如何评价？
——为什么说监利县的这场改革不叫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称之为整改差不多呢？
李昌平上书中央后，引起了监利县的一系列改革：
取消县乡以资代劳款2000万元；取消向村组平摊的屠宰税征收款1200万，改为向收购者和宰杀者据实征收；停止除血防、水改以外的一切集资项目……经县委县政府重新核定后的全县农民负担总额，比去年共减少5228万元，人平均减少55.28元，亩平减少32.5元。
撤销全县管理区和办事处机构，全县在镇区工作的850多名编外人员一律清退。
7月12日，全县学校减员动员大会召开，决定将现有800多所乡村中小学合并调整为600所左右，现有6400多名民师精减近半数。同时，合并乡镇教育组、教育辅导站和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实行三个机构一套班子，临时聘请人员一律辞退。 7月13日，全县化解村级不良债务工作动员大会召开；同日，监利县超编小车拍卖会开槌，当日成交11辆，金额达66万多元，至今，已收缴超编小车近40辆，拍卖所得将全部用于乡镇还债或交县财政…… 在“过紧日子”的号召下，“县四大家领导”专车取消，每年包干到领导们个人使用的3万元交通预算取消，县直机关和乡镇领导干部移动电话和住宅电话费补助取消，所有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下乡补助取消，菜篮子补助减少50％… … （1）李昌平究竟如何评价这场改革呢？李昌平说：监利的改革我认为叫整改更妥当一些。两个月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深层次的问题、难的问题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我认为解决监利人浮于事、债台高筑、组织涣散、干群对立、结构单一、经济衰退等突出问题还是万里长征刚刚起步。
（2）我是如何评价这场改革的
Ⅰ、基本上同意李昌平的说法，这场改革叫整改差不多
——现在的监利县改革可以肯定说这些改革措施仍然不能振兴区域经济，这种改革虽有意义，但是意义不是重大。涉及到表层问题改革，所以称为整改也无不可
Ⅱ、按照我的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的改革新思维对监利这场改革的评价
一、如何发展乡村经济依然是个问题
——减少税费，应该说是间接增加农民收入的方法，但是如何直接增加农民的收入才是最主要的，一个减少一个增加，双管齐下，才能收到功效。但是监利县只能做到减少税费间接增加农民收入而根本做不到直接增加农民收入这一点
二、如何发展乡村集体经济仍然是个问题
——现在减少了税收，也等于减少了集体收入，所以发展集体经济成了一个大问题
减少了税收，也等于减少了集体收入等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在监利县没有得到解决，我看也可能是这些领导不知道如何解决。
三、裁减机构、精简人员如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也成了一个大问题
Ⅲ、只有实施我的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才能够解决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失业人员就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劳动力、高速发展区域经济等一系列问题
按照我第一套的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把一般人变成雷锋）能把很穷的地方搞富起来。这是不重大的改革。
按照我的第二套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使雷锋常做雷锋，持之以恒），将使富的，穷的地方一起高速发展经济。同时也开展机构改革。这个方案中仍然没有重大改革。
按照我的第三套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使雷锋变成老板型、科技型的雷锋）将使区域经济更加快的发展。这个方案当中没有重大改革。
我的第四套、第五套、第六套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将是大力开发科技产品，大力启用闲散人才、大力开展教育制度改革。这些设计方案中仍然没有进行重大改革。
接下来的将是重大改革方面的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将涉及到干部制度、政治领域、司法制度等一系列改革。
我认为只要实施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将达到解决解决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失业人员就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劳动力、高速发展区域经济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再实施第四套、第五套、第六套振兴区域经济通用方法和干部制度、政治领域的重大改革，那么必将使改革态势更上一层楼，并使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更快。
余荣星，QQ号：382163029，固定电话：0757—261353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