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2008中国营销
[内容摘要] 2008年依始，中国一系列经济现象让人很难理解，国务院总理认为“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本文多角度审视中国经济现状，寻找现象背后的成因，并试图明析其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仅供参考。
[关 键 词] 中国经济 历史变迁 经济迷雾 币值升贬 经济热源 物价上涨
1、经济的发展必然反应到国家政治层面
2008年，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平台，其经济性质与过去30年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平台的主要标志是：
●虽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3000美元，但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第四；
●生产力规模（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和日用、家用品生产能力）发展现状，尤其是现状预期超出了国际市场的心理容量，进出口总额在全世界排名第二；
●中低档消费品价格，对外国中小企业事实上形成不平等竞争；
●生产消费资源、能源效率低下，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透支严重，造成的经济损失必将抵消中华民族子孙的劳动收益；
●教育、科学、技术、卫生投入不足，“三农”、城市建设、住房、耕地减少、就业和人口转移等民生问题凸显。
●政府体制改革、预算外政府收入、财政透明度、社会民主诉求、民族与宗教矛盾等上层建筑领域的矛盾与问题逐步提上议事日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中国经济的发展，最终必将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结构的调整，社会“宪理论”的创新。这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学原理是一致的。中国执政党、各政治团体和全体人民，对此，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2、“从开封到纽约”道出了人类变迁与变化
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中国，到明清时期达到经济发展的顶峰。特别是康熙元年(1662)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是处于领先地位。据统计，嘉庆二十五年(1820)，按实物量推算出，当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相当于现在的美国GDP占世界的比重。
农业社会时期，中国经济长期居世界首位。但从中国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生产能力与世界工业革命相比较，实属封建农业社会“落日的辉煌”。
从鸦片战争外敌入侵开始，中国社会开始衰落，在苦难中，发生过三次“工业革命”，即经济大发展。一次是为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的“洋务运动”，为中日甲午战争所终断。第二次是1927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开展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官僚资本的迅速发展的工业革命，又一次为抗日战争所终断。第三次就是中国共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这次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49年到1958年的经济恢复性建设，为大跃进和“文革”所打乱，第二时期，即“改革开放”30年。
这次“改革开放”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我们要吸取历史教训，再也不能为内、外敌对势力和任何干扰所左右，要在国家机器保证下，咬定经济发展不放松。
2005年5月22日的《纽约时报》评论版，首次以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Gloryisasephemeralassmokeandclouds）”，发表著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的评论文章。文章中提到，现在的纽约无疑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城市，但在1000多年前，开封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公元前2000 年是伊拉克的乌尔，公元前1500年是埃及的底比斯，公元前1000年时则没有什么世界中心，公元前500年是波斯波利斯，公元元年时是罗马，公元500年是长安，公元1000年是开封，1500年是意大利的翡冷翠，2000年是纽约。2500年也许不是上述任一城市。
“从开封到纽约”说明：西方工业文明是人类的文明成果，中国人有权利分享这一成果给人类带来的福利。但世界上不只有英美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唯一最好的制度，对市场、私有制、人权、法制、三权分立等过份崇拜，也是一种迷信。
中国的复兴，就看公元1949年到2100之间存在的7-8代中国人的欲望、毅力、胸怀和眼光、智慧、能力。
3、发达国家对中国复兴的心理准备不足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从经济数字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中国GDP总额3645.2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折合为2165.1亿美元），人均381元；当年对外贸易总额206亿美元，列世界第32位。
2007年中国GDP总额246619亿元人民币（按2007年最后一个外汇交易日12月28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7.31：1计算，折合美元是3373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4%；进出口总额21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其实，
今天的发展，每一个中国人、华人，无不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而高兴、而祝福。但是，200多年前就开始了工业革命的一些发达国家，对一个新成长起来的世界级的经济体，它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尤其是对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中国的发展，没有作好思想准备，超越了他们的预期，按照他们的理念和理论，中国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发展能量和规模。中国的发展现状，对他们心理上、观念上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嫉妒、愤懑、排除、破坏他人的优越现状的心理倾向和冲动油然而生。
发达国家的这种心理状态，必将一直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与成长过程，从中国加入WTO——“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主办北京奥运会——与政治挂钩（借藏独势3.14事件，美、欧议会通过“西藏决议”）。这两件事情的前后发展过程，他们的表现已经淋漓尽致。
中国人和全世界华人，必须对发达国家的这种心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以一个泱泱大国国民之气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沉着应对复杂而不时显现出恶劣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理性认识自己，树立科学与忧患意识，坚持中国发展模式，规避国际陷阱与祸患，走我们自己认定的发展道路，在儒家“以民这本”与“和谐社会”理念指导下，充当人类的和平使者，为国民谋福利。
4、中国面临人类从未遇到过的经济环境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到2007年底，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四位，国际贸易额居世界第二，国家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家财政丰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460美元，居世界104位。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新中国多少年来所追求、期盼的经济发展态势。
国内外多家经济研究机构，预期中国经济还有一个相当长的高速增长期。中国经济明显发生了质的度化，在新的高度产生了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复杂的经济现象。例如：
●2007年，中国从猪肉涨价开始，全年CPI 达4.8%的涨幅。2008年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8.7%。其中，城市上涨8.5%，农村上涨9.2%；食品价格上涨23.3%，非食品价格上涨1.6%；消费品价格上涨10.9%，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0%。从月环比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1月份上涨2.6%。2月的物价指数有春节和南方冰雪灾害的助涨因素。
●2008年3月18日中央银行宣布，自3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这是2008年第二次上调准备金率，至此，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5.5%，继续创出历史新高，试图抑制人民币流动性过盛。
●2008年４月１０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破７”，以6.9920改写了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的新高纪录。在全球关注的目光中，人民币汇率毫无悬念地进入了“６时代”。得到了以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财经界首肯，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2008年2-3月国际米价上涨了50%，泰国开始限制大米出口；2008年中国进口的大部分铁矿石价格较2007年再次上涨65%，品位较高的卡拉加斯粉矿上涨71%。
●2008年世界经济神经受到“次贷危机”、“油价上涨”、“能源枯竭”等因素的困扰，美国房价还在下跌、股市仍在震荡、次贷危机正朝着最糟糕方向发展，世界经济火车头的美国经济明显陷入衰退。
难怪，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３月１８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
总理的“困难论”并不是说，总体上中国政府用钱有困难、财政困难，也不是担心中国大中型先进企业有困难、占人口主体的大多数居民生活困难。而是指中央政府对中国2008年的经济调控有困难；世界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形势，既复杂，又矛盾，用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说不清、道不明，目前的调控举措对未来经济走向很难预期。
用我们习惯了的调控方法和措施，不知道怎样调控，才不导致中国经济整体快速由增长态势转向经济萧条态势；如何调控才能使经济继续增长，CPI下降，低收入居民生活不发生困难。这才是中央政府的难处所在。
为什么中央政府不知道怎样调控和如何调控呢？是因为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态势呈现的状况，是我们不熟悉的，外部国际经济环境在恶化，我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再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了，我们最拿手的行政措施与经济利益的关系，处理起来十分棘手。用句土话讲就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口”。
5、“冰火两重天”的经济态势
“火”，就是中国经济出现了流动性过剩，也就是现金流量过多、贷款增长过快、外汇流入过猛、大量的资金寻找出路的现象。据央行网站公布数据显示，2008年1月份在2007年高位的基础上，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1.7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4%，增幅比上年末高2.20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72%，增幅比上年末低0.33个百分点；市场货币流通量(M0)余额为3.67万亿元，同比增长31.21%。
“冰”，就是美、英、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呈现经济衰退迹象。一是美国2008年2月份贸易赤字意外扩大5.7%，不及预期和前值；同时零售销售业疲软，美国3月连锁店销售为1995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汽油价格居于纪录高位打压了其它零售销售。一系列的数据将令美国第一季度GDP增长数据承压。基本面看美元依然疲弱。二是英国央行2008年4月10日降息25个基点，央行行长金恩表示，因试图平衡物价上涨及经济增长疲弱的前景，英国央行正面临1997年以来最严峻挑战。三是欧洲央行预期维持利率4%水平不变，表示欧元区当前的通胀压力情况显然令人感到担忧，并表示欧元区经济增长前景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但所有经济指标均显示，欧元区GDP将持续而温和地增长。四是日本央行定于4月1日公布短观报告，大型制造商的信心指数预计降至4年来最低，预计第一季度短观报告的制造商信心指数将降至13，第四季度为19，是连续第2季下跌，因日圆升值侵蚀获利，又面对美国经济拖累全球。
“冰火两重天”还指中国国内经济不同产业间的冷热不均。如房地产、钢铁、石化、小煤窑、资源出口等大量损耗资源、能源、环境的产业，是当前中国最需要冷的，却热浪滚滚。而粮食、现代农业种植与养殖、农业技术、农产品加工、农村基础设施、农村金融、农业保险、节能环保、循环经济、新能源、民生福利等产业，是当前中国最需要热的，但却冷冰冰，热不起来。其实，中国并不存在绝对的流动性过剩，只是出现了相对的流动性过剩，也就是不同产业之间“流动性繁荣”与“流动性萧条”并存。
所谓“冰火两重天”，就是指中国内外经济和国内不同产业发展表现的热度差。其实，在2007年度，世界经济都是“热”的表现，只是中国经济热度更高而已。2008年世界经济开始降温，全世界经济这一波的经济增长达到顶峰，包括中国在内，都进入调整期。这与经济周期理论是相符的。
中国人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态势，只是看到了“发达的成熟经济体”与“后发不成熟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增长比例之差、热度之差，没有看到二者增长与衰退，是同时生成与同时出现的大方向的同一性。因为我国GDP增长对外贸依存度太高，就是没有南方雪灾，2008年也照样要进入增长比例下滑阶段。但南方雪灾和人民币升值过快，加大了下滑的速度。可怕的是，抵消这一下滑趋势的是让（国内该热的产业热不起来）不该热的产业继续热下去。
我国的经济调控手段，适用于以国际经济矛盾调节为主，国内经济矛盾调节为辅。也就是说，利息和存款准备金率等金融政策对国内经济调控的力量十分有限。国内经济宏观调控，不宜使用无差别的金融政策，只适宜使用有差别的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和行政强制力控制，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
我们需要担心的是：（1）中国地方政府无差别的招商引资的冲动不减，发展地方经济行为与中央产业政策、宏观调控政策矛盾运行。（2）在资本项目下没有放开的部分，外资进入中国的渠道没有堵死，让国际游资、热钱多途径、大批量流入中国，在股市、房市、汇市、（黄）金市、期货市场兴风作浪。（3）中国优质生产企业和自然资源，被外资轻易控股；过份保护知识产权，为发达经济体略夺中国企业和劳动果实授权。
6、“内贬外升”的人民币币值
从物价走势看，2007年全年的通胀率接近5％(4.8%)，而人民币汇率全年上涨了6.87％，美元从“次级债”危机后一直在贬值，贬的幅度和速度非常大。2008年４月１０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破７”，6.992:1。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5％的CPI水平是一个显著通胀的标志，也代表着人民币贬值，但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度升值，这个现象被人们称为人民币的“内贬外升”。
人民币“内贬外升”这一现象，是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经济现象。对其不熟悉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人民币从2005年7月21日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预示着经济利益不确定风险，对汇率变化带来的风险，中国政府和企业，没有历史经验可供借鉴。目前的状况下，不可能回到固定汇率制，美国多次要求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我们一直坚持“小步快跑”的升值方式，其判断是否正确？到底应该如何管理，怎样管理风险比较小一些，损失不致过大，怎样调控才是科学的？不熟悉。
二是我国外汇管理“经常项目下”外汇管理基本上放开，“资本项目下”放开了一部分。原来的管理，实质上是管制，没有放开的管制项目，外资是怎样避开监管流入中国的？我们的管理要如何改进？这样的管制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该如何调整对我们有利？是管好？是放开好？总体上没有一个科学分析判断的理论根据。
三是我国已经由一个长期外汇贫穷国，几年之内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富足国。1.53万亿的外汇储备，如何使用？储备起来看着它贬值肯定不行。到底保持多少外汇储备是合适的，没有理论根据，更没有实践经验可言。对其进行经营，使其不致贬值，但贸易顺差太大，储备过多必然带来人民币升值，如何消除其对币值的影响？不知如何是好。
四是人民币对美元和日元在升值，可对欧元等其他世界货币，却在贬值。这一升一贬应如何理解？如何区别对待？政府对汇率浮动干涉过多，必然招致国际上的反对，不干涉，任其自然，看着30年的改革成果通过汇率变化出现流失现象，既心痛、又冲动，还制约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和经济政策的调整，从那个角度讲，绝不心甘情愿。
上述四个不熟悉，都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和经济实践界，没有解决的现实问题，用传统的经济学观点，很难说清楚，更谈不上解决它。
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胀率与汇率的变动方向是互逆的，即通胀率上升，本币汇率就会下降。反之，通胀率下降，本币汇率就会上升。这是因为，国内需求扩张是引起通胀的原因，而需求扩张除了引发通胀，还会因为国内供给不足而引起进口增长超过出口，导致贸易逆差，相应引起本币贬值。但是，在今天的中国，通胀率与汇率的关系，显然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人民币的“内贬外升”，说明汇率与通胀率成了同方向变动，即在国内物价水平大幅度上升的同时，人民币也强劲升值。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打断中国贸易顺差的强势增长。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总计已达到262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7.7％，同期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增加了4619亿美元。由于在贸易项下和资本项下都是大幅度顺差，说明有大量的外国货币在追逐中国的人民币，人民币汇率当然会被不断推高。为什么本币大幅度升值出口强势仍然不衰？贸易顺差仍然不减？外汇储备仍然大幅度上升？这也与传统理论不符。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当代新全球化的基本格局讲起。
招商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王建认为：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前，当代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并且展开了水平分工体系，也同时形成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价格体系，而东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工业化速度相对迟缓，只能与发达国家展开水平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交换，由此不断拉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发达国家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张，不断提升发达国家经济体系内的生产要素价格，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进程迟缓，生产要素价格水平的提升速度就十分有限，这样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高低相差悬殊的两种体系。在二战后长达50年的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主体是东西方围绕意识形态对立，所形成的军事对立与经济隔绝，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更靠近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东西方的对立也阻断了南北国家的经济融合，从而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与价格体系长期隔绝，两种价格体系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如果以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来大体反映生产要素价格水平的差距，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要相差几十倍。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阻碍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政治堤坝也随之崩溃，被隔绝了几十年的、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立即呈现在世界各国面前。由于生产要素价格悬殊，只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与技术转移，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就可以获得在本国生产中所无法获得的巨大利润，所以就引起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初以来，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转移，这就是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原因，也是在发达国家会出现长期持续拉大的贸易逆差，和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会出现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的原因。
由于两种价格体系并存，融合仅仅是开始，而发达国家是处在要素价格体系的高端，发展中国家是处在低端，从低到高有几十倍的空间，以百分数来度量就是百分之几千，而汇率的年度变动一般只会在百分之十以内，所以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年提升率在百分之十以内，要经历二、三十年才能抬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发生“内贬”的时候，就不会改变其所具有的贸易强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会在人民币“内贬”的同时，也出现“外升”现象，使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关于通胀率与汇率为互逆变动的理论描述发生变形。
因此，所谓的人民币“内贬外升”，其“内贬”的含义就是中国的货币对本国的商品和生产要素贬值，而“外升”则是外国货币在对中国货币贬值，这也是外国的货币在以更大的幅度对中国的商品与生产要素贬值，而不论是中国的物价上涨，还是人民币升值，从发达国家看，都是中国的产品和生产要素更贵了，所以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通货膨胀与货币升值，其意义是相同的，通胀率与汇率的变动方向也由此从以往的互逆变成了同向。
另外，人民币对美元在短期内快速上升的原因是，美国因伊拉克战争拖累，次级债激发其经济危机暴发，本来美元币值就存在高估，加上原油价格抬升致100美元以上，加速了美元的贬值速度。这既是美元币值的回归，又是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下降的标志。但我们不能低估了美国民主体制自我修复能力，针对次贷危机，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2008年3月31日宣布彻底的金融监管改革计划，美国新总统上台，说不定再来一次“罗斯福新政”。
美国通过持续降息、美元贬值甚至宣称无限量地提供垃圾美元，逐步摆脱了次级贷款危机，却维持了物价稳定，避免了通货膨胀；中国正好相反，中国央行采取持续加息、不断提高准备金率、加大人民币升值幅度、甚至采取窗口指导等行政手段来紧缩银根，逼得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却仍然抑制不了物价上涨的趋势。面对通胀压力和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社会舆论和政府政策几乎一边倒地、无差别地倾向于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加快人民币的升值，而根本不顾这一系列政策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也不论证这一系列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
今天，中国经济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与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但是，经济理论界和经济管理部门，对中国经济格局的判断、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手段，还是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水平上。如果沿用传统的思路和手段调控经济，不仅会事与愿违，而且代价惨重。采取加速人民币升值、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简单机械地加息等调控政策，将会导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首先，人民币每升值1%，央行汇兑损失就高达1000亿人民币以上。接着，人民币升值的稳定预期，还吸引了大量热钱涌入中国，直接造成中国外汇储备不正常地高速增长，央行被迫发行大量高能货币，导致中国国内出现流动性过剩，直接触发了通胀抬头的严峻局面。其次，中国出口企业将因人民币升值而逐渐失去竞争力，导致出口下降，大量工厂关门、工人失业。最后，美国人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轻易地兑换走国家的外汇储备，从而把中国依靠消耗资源和劳动力挣得的财富，瞬间消失在人民币与美元的这场较量之中。这就是人民币升值的代价。
当然也不排除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也有好处，例如出国留学、出国旅游、进口货物、对外投资等都对中国有利，关键是出国留学、出国旅游大多是富人的选择；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大大高于人民币升值幅度；对外投资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企业的普遍行为。当中国外汇需求与流入平衡的那一天，人民币币值不论是升是降，整体上对中国的影响才会趋于零。目前的中国是外汇流入大于需求状态下，人民币升值是弊大于利。
当然，在人民币升值状态下，一些低附加值的生产企业倒闭，压出口，减顺差，促进出口企业升级换代，是最直接的影响，但要付出工人失业和暂时出口减少的代价。所以说经济政策是一把双忍剑，永远不可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或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经济政策，只是好处与坏处相较谁大谁小的问题。但这里的“相较”不是项目多少或大体估计，而是要联系中国经济实体的实际，用科学的多个数学模型计算出不同结果，比较出最佳方案。
7、中国经济过热之源与循环系统
中国经济连续几年高速增长，按经济周期理论，此轮经济增长是不是已经到达顶峰，要再来一次低谷，像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中国“98式通缩”，这一点是中国中央政府最担心的。从2008年第一季度看，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谈不上经济危机，但2008年是在走下坡路，是一种必然。而2007年末的中国经济指标显示过热，2008年经济放缓也是不争的事实。
一方面，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必然受到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态势所影响，一年2万多亿美元的贸易额，占我国GDP的比重达72%，依存度已经很高了，世界经济的风吹草动，必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劳力增长容不得经济增长率的大幅下降，“三农”等许多需要改革的方面，需要经济有一定的增长速度，保持一个解决问题的经济环境，否则，解决的难度更大，风险也更大。最担心的是，因为“压”的调控政策，把中国本来很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压”进世界下滑的潮流之中，那不成了自找苦吃？倒不是中央政府不知道是“压”是“激”，中国经济肯定要“压”，但压的程度不好把握，压什么不清楚，如何压，也更不明朗。
我国政府宏观调控如何进行？谁也不敢下这个结论，目前也很难达成共识——是按2007年末经济过热的态势设定经济调整政策？还是按中国经济必然下滑的预期设定经济调整政策？还是按世界经济态势停止2007年的调控方向？
目前，美国在降息，在帮助企业解困，政府给居民退税；而我国的经济态势是需要升息，提高存款准备金，压缩货币流通量的。若这样下去，我国与美国的利差越拉越大，有人担心这样会引导世界热钱大量流入中国，其结果又会与我们的初衷恰好相反，很让中国政府最高决策者为难。这些，才是总理说“2008年中国经济是最难的一年”的真正原因所在。
要找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首先要搞清楚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找到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所在，就能有的放矢。
中国多年来，没有解决“三过”问题（林毅夫语），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顺差过大。这些是导致我国经济过热的原因。为什出现“三过”呢？
核心的是投资增长过快。因为投资增长过快导致的结果就是内需不足，这些投资过快的产业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必然就要出口到国外去。所以，我们出口过多、贸易顺差过大，实际上是投资增长过快的一个后果。贸易顺差过大导致外汇积累过多，于是要增发货币来购买外汇，这样一来，银行口袋的资金就增加了，又导致货币信贷投放过大，从而导致投资的资金过多。因此，“三过”很明显是以投资增长过快开始，形成的一个“经济怪圈”：因为地方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产能过剩，导致外贸出口过大，导致外汇储备过多，导致货币增发过快，信贷增发过快，投资增长过快，形成一个完整的投资增长的循环系统。这些，还是现象，本质主要是我国经济是各级政府官员为政绩、地方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为解决公共支出不足、为解决本级财政的民生负担问题等，以招商引资为行式的全力推动经济增长，而不是民间力量使GDP增长。投资增长的内驱力是我国GDP主要是政府分得的份额过高，居民分得的消费分额过低造成的。
据《新京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蓝皮书指出：1990年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ＧＤＰ比例下降12％。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20%，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上年的18.79%又提高了约1.89个百分点。其实中国的“财政收入”与“政府收入”是两个差距较大的概念，政府收入远远大于财政收入，游离在财政收入之外的政府收入，经测算，是财政收入的两倍，也就是说60%的GDP是政府收去了。这是中国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均，紧随其后是国有垄断企业与其他企业职工收入分配不均，第三才是地区收入分配不均。这样的三个层次的收入分配不均，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但能支持消费的资金有限；而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低，投资意向高。这样的结果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
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主要是改革“三个分配不均”的问题。改革到今天，全是硬骨头，牵一发动全身，再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了，事先必须把问题找透，原因找准，对症下药，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通过上述分析，明确了中国经济过热之源、循环系统、本质动因，我们就应该如何调控，保什么、压什么、改什么，也就清楚了。
8、物价上涨是工作、认识、提高生产力问题
从世界经济层级差距看，中国从改革开放那一天起，就进入了物价快速上涨通道，其终点是经济发展到层级、结构与世界发达国家相当的那一天，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物价周期性上涨，这是人类经济发展过程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证律。因此，中国的物价上涨，不是调控问题，我们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信息公开。在经济增长与物价上涨的同时，如何让人民群了解到真实情况，充分理解社会变迁与国家政策的原因与理由，让政府与民众所获信息相匹配。尤其是中国政府长期“自认为全能政府”的潜意识下，社会有关价格变化的信息，更应该及时、真实公开。官民信息不对称，就会引发社会动荡。
第二，价格由市场需求决定，任何人为因素都会作茧自缚，扭曲市场价格。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行政命令不准涨价，只能用于特殊时期、短期内、付成本。
第三，民生和公共产品价格，一要信息公开，二要加强监管。决不可让公共产品作为政府的创收工具，决不可让涉及民生的产品或行业形成垄断价格，成为暴利行业与产业。垄断价格和垄断暴利为市场经济所不容，是消费者的大敌、经济的毒瘤、政府的心患，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社会动荡。
第四，价格变动的本质是生产能力与商品性质决定的。生产能力下降，那些需求弹性小的商品，价格就上涨（粮食就是典型的供给弹性大、需求弹性小的商品）；生产能力提高，需求弹性大的商品，价格就下降（如家用电器就是需求弹性大的商品）。高技术产品与行业，是供弹性小，需求弹性大的商品，价高利大，就是俗称“高附加值”商品，但一旦技术攻克，供给加大，价格必降，逐步成为大众消费品。
第五，生产能力就是生产力，提高全社会生产力的途径来自教育和卫生能力的提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是生产“第一生产力的生产力”。现代社会的人，有三次生产过程。第一次是父母生产了生理上的人，例似于计算机的硬件。从三岁开始，就由学校开始了长达18—20几年（从幼儿圆到大学）以上的第二次生产，它生产了人的劳动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规范，例似于计算机的软件。第三次生产是生产了人的健康体能，人的健康生产贯穿于人的终生，例似于计算机的硬件维护。社会道德教化和社会价值观、人生观教育，例似于给人安装了“杀毒工具”，适时、经常地进行人的“软件维护与保护”。
人的第一次生产，是爱的产物，由家庭完成，另两次生产，也是“爱”的产物，主要是社会的责任。人的第二次、第三次生产，是“社会之爱”的产物，由教育和医疗等机构来完成。而且，高校才是直接生产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源，基础教育是为高等教育服务的。人们只知道人有第一次生产，不知道还有第二、第三次生产；只知道“私人之小爱”，不知道人类社会之“大爱”；只知道教育和医疗机构，是公共产品，不知道它是“社会大爱之器”；只知道从社会功利角度看教育和医疗机构的经济学意义，没有从社会论理和道德层面审视它的社会学意义。要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必须提高“高校的生产力”。
第六，农产品价格，是中国农业弱势地位决定的，如不及时采取制度创新，13亿中国人将由谁来养活？就会成为现实问题。媒体上说是因为美国把大量玉米生产酒精，用于能源消费，出口减少引起世界粮食涨价，一直漫延到大米涨价。其实，那只是诱因，中国粮食供应，有四大主要基础性规律。
一是13亿人口的吃饭，永远只能靠自己解决。进口只是补一时之缺、补结构之需，决不能依靠进口解决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二是中国人多地少，人口城市化是必然，城市化占用耕地呈逐年增长之势必须抑制，严管耕地面积减少，是国家政策的必然，土地价格上涨也是必然。
三是农业已是中国各产业中最弱势的产业，延续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必须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没有现代化，“三农问题”很难解决。
四是农产品（含付食品）按季节性生产，供给弹性大，需求弹性小，供给减少，价格必涨；供给量大于需求，价格必降。中国三农问题没有解决，农产品涨价，仅仅是开始给一个警告，农业不动大手术，农产品供应不足，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真问题。因为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农业生产能力下降是眼前的事实，不管你承认还是视而不见，它必将直接影响13人的吃饭问题。
中国“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农村人口要进城（户籍问题不会自动消失），农业生产要现代化，城市的人才、资金、技术应该下乡，人口要双向流动，土地要实现商品化，用所有者的权力抵抗城市化对土地的占有。同时，农民要有专为自己服务的银行，个体户也要有专为自己服务的银行，政府为农业生产的各项服务，必须送到田边地头，生产才能发展。
2008年4月12日初稿于黄州
2008年4月14日毕稿于南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