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2008中国营销
[内容摘要]中国2007年的经济发展态势是增长偏快，有可能在2008年出现通货澎涨，宏观经济调整势在必行。可是，以美国首的世界经济，却是走下坡路的态势。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大环境和人民币“内贬外升”的经济现象，是我们不熟悉的经济现象。2008年中国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整政策很难科学地设定，这是温家宝总理３月１８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的根本原因所在。本文对这种“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对策措施，仅供参考。
[关 键 词] 中国经济 币值贬升 冰火相撞 急学研改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３月１８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经济数字看[1]：
●中国国民经济实现连续5年高速增长，2007年全年中国GDP为24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位居世界第四（美国139800亿美元、日本52900亿美元、德国32800亿美元、中国30100亿美元、英国25700亿美元、法国25200亿美元）。
●2007年度中国进出口总额21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
●2007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达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
●CPI全年4.8%涨幅提高3.3%，PPI（生产者物价指数，根据价格传导规律PPI对CPI有一定的影响）3.1%。
●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增长24.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增长16.8%，提高3.1%。
●M2余额40.3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6.7%。
上述七大指标，除CPI指标是负面的外，其他指标，都是相对快速增长，是新中国建国以来长期追求的经济现象。如GDP增长、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增长、因定资产投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银行可贷资金增长等，都是我们过去多少年来所期盼的快速增长趋势。虽然偏快，尚在可控范围之内。只需要科学地调控、对该压的压下来，但不是“最困难”的局面。为什么总理却说“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呢？
一、总理“困难论”的实质
总理关于“2008年中国经济困难”的论断，是事出有因，并不是说，总体上中国政府用钱有困难、财政困难，也不是担心中国企业有困难、居民生活困难。而是指中央政府对中国2008年的经济调控有困难；世界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形势，既复杂，又矛盾，用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说不清道不明，目前的调控举措对未来经济走向很难预期。
用我们习惯了的调控方法和措施，不知道怎样调控，才不导致中国经济整体快速由增长态势转向经济危机态势；如何调控才能使经济继续增长，CPI下降，居民生活不发生困难。这才是中央政府的难处所在。
为什么中央政府不知道怎样调控和如何调控呢？是因为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态势呈现的状况，是我们不熟悉的，外部国际经济环境在恶化，我们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再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了，我们最拿手的行政措施与经济利益的关系，处理起来更十分棘手。用句土话说就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口”。
二、不熟悉人民币“内贬外升”
从物价走势看，2007年全年的通胀率接近5％，而人民币汇率全年上涨了6.87％，美元从“次级债”危机后一直在贬值，贬的幅度和速度非常大。从2008年4月起，人民币兑美元必破7元大关。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5％的CPI水平是一个显著通胀的标志，也代表着人民币贬值，但人民币在去年却同时对美元大幅度升值，这个现象被人们称为人民币的“内贬外升”。
人民币“内贬外升”这一现象是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经济现象。对其不熟悉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人民币从2005年7月21日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预示着经济利益不确定风险，对汇率变化带来的风险，中国政府和企业，没有历史经验可供借鉴。目前的状况下，不可能回到固定汇率制，美国多次要求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我们一直坚持“小步快跑”的升值方式，其判断是否正确？到底应该如何管理，怎样管理风险比较小一些，损失不致过大，怎样调控才是科学的？不熟悉。
二是我国外汇管理“经常项目下”外汇管理基本上放开，“资本项目下”放开了一部分。原来的管理，实质上是管制，这样的管制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该如何调整对我们有利？是管好？是放开好？总体上没有一个科学分析判断的理论根据。
三是我国已经由一个长期外汇贫穷国，几年之内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富足国。1.53万亿的外汇储备，如何使用？储备起来看着它贬值肯定不行。到底保持多少外汇储备是合适的，没有理论根据，更没有实践经验可言。对其进行经营，使其不致贬值，但贸易顺差太大，储备过多必然带来人民币升值，如何消除其对币值的影响？不知如何是好。
四是人民币对美元和日元在升值，可对欧元等其他世界货币，却在贬值。这一升一贬应如何理解？如何区别对待？政府对汇率浮动干涉过多，必然招致国际上的反对，不干涉，任其自然，看着30年的改革成果通过汇率变化出现流失现象，既心痛、又冲动，还制约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和经济政策的调整，从那个角度讲，绝不是心甘情愿的。
上述四个不熟悉，都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和经济实践界，没有解决的现实问题，用传统的经济学观点，很难说清楚，更谈不上解决它。
经济学理论认为：通胀率与汇率的变动方向是互逆的，即通胀率上升，本币汇率就会下降。反之，通胀率下降，本币汇率就会上升。这是因为，国内需求扩张是引起通胀的原因，而需求扩张除了引发通胀，还会因为国内供给不足而引起进口增长超过出口，导致贸易逆差，相应引起本币贬值。但是，在今天的中国，通胀率与汇率的关系，显然与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所描述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人民币的“内贬外升”，说明汇率与通胀率成了同方向变动，即在国内物价水平大幅度上升的同时，人民币也强劲升值[2]。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打断中国贸易顺差的强势增长。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总计已达到262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7.7％，同期中国的外汇储备也增加了4619亿美元。由于在贸易项下和资本项下都是大幅度顺差，说明有大量的外国货币在追逐中国的人民币，人民币汇率当然会被不断推高了。为什么本币大幅度升值出口强势仍然不衰？贸易顺差仍然不减？外汇储备仍然大幅度上升？这也与传统理论不符。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当代新全球化的基本格局讲起[3]。
二战后到冷战结束前，当代发达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并且展开了水平分工体系，也同时形成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价格体系，而东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工业化速度相对迟缓，只能与发达国家展开水平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交换，由此不断拉开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发达国家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张，不断提升着发达国家经济体系内的生产要素价格，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进程迟缓，生产要素价格水平的提升速度就十分有限，这样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高低相差悬殊的两种体系。在二战后长达近50年的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主体是东西方围绕意识形态对立所形成的军事对立与经济隔绝，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更靠近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东西方的对立也阻断了南北国家的经济融合，从而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系与价格体系长期隔绝，两种价格体系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如果以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来大体反映生产要素价格水平的差距，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要相差几十倍[4]。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冷战结束，阻碍资本与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政治堤坝也随之崩溃，被隔绝了几十年的、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生产要素价格体系立即呈现在世界各国面前。由于生产要素价格悬殊，只要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与技术转移，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就可以获得在本国生产中所无法获得的巨大利润，所以就引起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初以来，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转移，这就是新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原因，也是在发达国家会出现长期持续拉大的贸易逆差，和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会出现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的原因[5]。
由于两种价格体系并存，融合仅仅是开始，而发达国家是处在要素价格体系的高端，发展中国家是处在低端，从低到高有几十倍的空间，以百分数来度量就是百分之几千，而汇率的年度变动一般只会在百分之十以内，所以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年提升率在百分之十以内，要经历二、三十年才能抬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发生“内贬”的时候，就不会改变其所具有的贸易强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会在人民币“内贬”的同时，也出现“外升”现象，使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关于通胀率与汇率为互逆变动的理论描述发生变形[6]。
因此，所谓的人民币“内贬外升”，其“内贬”的含义就是中国的货币对本国的商品和生产要素贬值，而“外升”则是外国货币在对中国货币贬值，因此也是外国的货币在以更大的幅度对中国的商品与生产要素贬值，而不论是中国的物价上涨，还是人民币升值，从发达国家看，都是中国的产品和生产要素更贵了，所以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的通货膨胀与货币升值，其意义是相同的，通胀率与汇率的变动方向也由此从以往的互逆变成了同向。
另外，人民币对美元在短期内快速上升的原因是，美国因伊拉克战争拖累，次级债激发其经济危机暴发，本来美元币值就存在高估，加上原油价格抬升致100美元以上，加速了美元的贬值速度。这既是美元币值的回归，又是美国经济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下降的标志。但我们不能低估了美国民主体制自我修复能力，美国新总统上台，说不定再来一次“罗斯福新政”。
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把握与力度难设定
中国经济连续几年高速增长，按经济周期理论，此轮经济增长是不是已经到达顶峰，要再来一次低谷，像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中国“98式通缩”，这一点是中国中央政府最担心的。世界经济谈不上经济危机，但2008年是在走下坡路，是一种必然。而2007年末的中国经济指标与世界经济现状是“冰火两重天”，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我国经济必然受到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态势所影响，一年2万多亿美元的贸易额，占我国GDP的比重达72%，依存度已经很高了，世界经济的风吹草动，必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该么样办？13亿中国人没有谁敢下这个结论，目前也很难达成共识——是按中国的经济态势设定经济调整政策？还是按世界经济态势停止2007年的调控方向？
目前，美国在降息，在帮助企业解困，政府给居民退税；而我国的经济态势是需要升息，提高存款准备金，压缩货币流通量的。若这样下去，我国与美国的利差越拉越大，就会引导世界热钱大量流入中国，与我们的初衷恰好相反。这种“冰火相撞”的经济形势带来的相反的调控政策，很让中国政府最高决策者为难，一方面，中国劳力增长容不得经济增长率的大幅下降，“三农”等许多需要改革的方面，需要经济有一定的增长速度，保持一个解决问题的经济环境，否则，解决的难度将更大，风险也更大。另一方面，十分担心，因为“压”的调控政策，把中国本来很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压”进世界下滑的潮流之中，那不成了自找苦吃吗？倒不是中央政府不知道是“压”是“激”，中国经济肯定要“压”，但压的程度不好把握，压什么不清楚，如何压，也更不明朗。这些，才是总理说“2008年中国经济是最难的一年”的真正原因所在。
要找出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首先要搞清楚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找到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所在，就能有的放矢。
中国多年来，没有解决“三过”问题，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顺差过大。这些是导致我国经济过热的原因[7]。为什出现“三过”呢？
核心的是投资增长过快。因为投资增长过快导致的结果就是内需不足，这些投资过快的产业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必然就要出口到国外去。所以，我们出口过多、贸易顺差过大，实际上是投资增长过快的一个后果。贸易顺差过大导致外汇积累过多，于是要增发货币来购买外汇，这样一来，银行口袋的资金就增加了，又导致货币信贷投放过大，从而导致投资的资金过多。因此，“三过”很明显是以投资增长过快开始，形成的一个“经济怪圈”：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产能过剩，导致外贸出口过大，导致外汇储备过多，导致货币增发过快，信贷增发过快，投资增长过快。这些还是现象，本质是：一是我国经济是各级政府官员在推动增长，而不是民间力量使GDP增长，二是GDP主要是政府分得的份额过高，居民分得的消费分额过低造成的。
据《新京报》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写的2007年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蓝皮书指出，1990年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ＧＤＰ比例下降12％。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20%，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上年的18.79%又提高了约1.89个百分点。其实中国的财政收入与政府收入是两个概念，政府收入远远大于财政收入，游离在财政收入之外的政府收入，经测算，是财政收入的两倍，也就是说60%的GDP是政府收去了。这是中国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均，紧随其后是国有垄断企业与其他企业职工收入分配不均，第三才是地区收入分配不均。这样的三个层次的收入分配不均，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但能支持消费的资金有限；而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低，投资意向高。这样的结果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
四、中国急需要学习、研究、改革
中国人要学习，是要学习市场经济学理论，联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来学习。让中国“无生命‘有秩序’”的经济逐步转化成“有生命的‘无秩序’”的经济。
首先是中国大学里必须全面开设市场经济学理论教学(中国已经有许多对西方经济学批判类的经济学新理论，但少有自己的建树，也没能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类专业，除“西方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外，还要开设“现代国家金融学”（含银行学、证卷期货学），国际金融学、公共经济学、国家经济调控学等，再不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挤压（指刘国光先生，在2005年《高校理论比较》第九期和《经济研究》第十期发表《谈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市场经济学”的学习了。不然，中国人永远只能是向外国人请教了，别以为林毅夫（尽管有许多经济学人，不认为林是中国最有造诣的经济学人，但他必竟被推荐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是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他的经济学知识是美国人的功劳。目前中国大学里的经济学教育被人为地打压下去，是中国最大的损失。
其次是要中国的官员们，学习点政治学常识、经济学常识，再不能做傻事了（保护企业非法行为、进京抓记者、贱卖国有资产、优质资源与外国人合资、引进“战略投资者”等）。
最后就是，让中国的经济学学者和研究工作者，研究中国经济的真问题、现实问题，为政府决策提供服务。再不能有问题时，找几个知名的经济学家座谈座谈，出出主意，想想办法，高层拍板的旧式决策了。例如货币政策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设计，必须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多个数学模型计算出结果的比效条件下，综合各种可供选择的预期结果，找到最佳组合的设计方案，把定性的政策量化成指标，转化成科学有度、有预期、有监控的宏观经济政策。
改革，主要是改革“三个分配不均”的问题。改革到今天，全是硬骨头，牵一发动全身，再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了，事先必须把问题找透，原因找准，对症下药，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
例如：农产品涨价问题，媒体上说是因为美国把大量玉米生产酒精，用于能源消费，出口减少引起世界粮食涨价。其实，那只是诱因，中国粮食供应，有四大主要基础性规律。一是13亿人口的吃饭，永远只能靠自己解决。进口只是补一时之缺、补结构之需，决不能靠进口解决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二是中国人多地少，人口城市化是必然，城市化占用耕地呈逐年增长之势必须抑制，严管耕地面积减少，是国家政策的必然，土地价格上涨也是必然。三是农业已是中国各产业中最弱势的产业，延续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必须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没有现代化，“三农问题”很难解决。四是农产品（含付食品）按季节性生产，供给弹性大，需求弹性小，供给给减少，价格必涨；供给量大于需求，价格必降。中国三农问题没有解决，农产品涨价，是一个警告，农业不动大手术，农产品供应不足，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真问题。因为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农业生产能力下降是眼前的事实，不管你是承认还是视而不见，它必将经常直接影响13人的生活。
中国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农村人口要进城（户籍问题迟一天解决，它将给中国政府未来的困难增加一分），农业生产要现代化，城市的人才、资金、技术应该下乡，人口要双向流动，土地要实现商品化，用所有者的权力抵抗城市化对土地的占有。同时，农民要有专为自己服务的银行，个体户也要有专为自己服务的银行，政府为农业生产的各项服务，必须送到田边地头，生产才能发展。
在中国做任何一件事情，不能按书上写的做，用农村土地所有制划分社会性质，是教条主义行为，阻碍我们的实践与探索。有些人就是按上百年、几百年前的领袖人物说的话，打压改革、打击新生事物，与清朝“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守旧的官员们，没有什么两样。中国的事就是要不惟书、不惟上、不为虚、只惟实，按自然规律和现代科学办事，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事实求是的精神。
2008年3月31日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快讯：国家统计局24日发布的统计数据，2008年01月24日 10:11 新华网
[2][3][4][5][6] 王建，论人民币“内贬外升”及利率、汇率与通胀率的新关系，2008年1月9日，
网址：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7359
[7] 林毅夫，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召开的2008年两会解读以及第五届中国经济展望论坛圆桌论坛上的发言，网址：http://www.gczb.cn/plus/view.php?aid=98570
作者简介：柴福洪, 男, （1957年5月-- ），湖北蕲春人,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经济学硕士。
研究方向：高职教育、公共经济。
联系方式：E-mail:[email protected]：0713-8348688传真:0713-8345265
地 址：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南湖桃园街109号 邮编：438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