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该文是本人博士论文中的一节,<世界经济>2007年第2期刚刊出.以下是文章的引言部分. 集权化与分权化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电力行业中，它影响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发生的权力转移主要通过投资再分配发生的。如果在一个国家，没有正式的联邦体制和以宪法作保证的权力分工，投资权再分配一般不会沿着从集权化向分权化的笔直道路前进。中国电力行业改革一直在集权化与分权化间徘徊(Xu,2002)。现在并无结论表明，分权化机构和集权化机构哪一个更容易被俘获，但一些制度性因素使得地区性规制容易导致腐败。一方面，中央政府无法有效控制地方规制机构，而地方政府能够容易地影响其政策，这样的制度安排必然会引起对市场分割及偏爱本地企业的关注，因此，地方规制机构与当地被规制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努力下很容易实施合谋。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愿意帮助当地企业呢？这可能与中国当前的政府官员晋升制度有关。中国政府官员晋升标准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并未考虑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⒈当地生产增长可以增加就业和税收，这将有助于地方官员晋升。以GDP增长为基础的晋升激励机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调动了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从本质上说，这实际上是鼓励政府对市场的一种干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该机制对经济发展起到抑制作用。地方官员有激励劝说地方规制机构与当地企业合谋，向中央政府隐瞒真实信息。这样一来，规制机构官员不仅可以赢得地方政府首脑的好感，为自己日后的仕途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另外，他也可以从企业那收取好处。因此与当地企业保持默契与合作，是地方政府的最优选择。另一方面，社会网络更发达和有效，这暗示地区性规制比国家性规制更容易俘获。因此，规制合谋是在政府的推动和努力下形成的。地方官员有激励劝说地方规制机构与当地企业合谋，向中央政府隐瞒真实信息。这样一来，规制机构官员不仅可以赢得地方政府首脑的好感，为自己日后的仕途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另外，他也可以从企业那收取好处。最常见的合谋事实就是小电站的运营和关闭问题。由于国家实行放松进入规制政策，地方纷纷兴建小电站，但这些电站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制造大量污染，为此中央政府制定严格的规章以关闭它们。但规章并没有为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相反，小电站的数量只增不减。究其原因，地方政府对地方规制机构施加压力，对中央政府的规章不予执行。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地方政府与企业实施合谋，向中央政府隐瞒或伪造信息；第二，当中央政府派官员实地调查小电站时，地方政府事先命令小电站的经营者关闭企业，检查完毕后照常经营。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规制分权化背景下，中国地方政府官员考核的纯经济指标使得政企合谋成为可能，再加上中国发达的社会网络有利于降低组织合谋成本，合谋成为政府与企业共同的选择。 现有的文献对中国电力规制分权化与合谋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的不多，但有一些相关性的研究，这对于构建文章的理论基础十分有益。由分权政策导致的地方政府竞争在西方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西方理论界对地方分权提出质疑的最为著名的是“垄断寻租论”。垄断寻租理论是在委托—代理框架下解释地方政府行为的。由于分权化导致的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代理人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地方精英群体的寻租和腐败行为以及与官员的合谋，使社会总福利损失，这就类似于奥尔森社会的分利集团，在整个世界国家兴亡的历史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Christensen,1999）。冯用富（1996）研究了中国金融体制“分权型”情况下的国有专业银行经营风险，认为国有专业银行与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国家没有“退出权”进行银企合谋，对国有资产蚕食。施端宁(2003)研究了温州模式成功的经验，认为在行政性分权的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财力来源和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中央、省级政府也往往根据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政绩来考核评价官员的优劣,决定职务升迁,官员个人利益与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权力-利益机制激励了温州地方政府与本地居民、企业合谋,形成利益共同体。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的各级地方政府坚持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贯彻中央政策,积极支持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为温州模式的形成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汪伟和史晋川（2004）研究了转型经济中民营企业的成长为研究市场性与管制性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认为地方分权导致拥有一定进入管制权的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在区际和部门利益极大化的驱使下，放松对一部分企业（尤其是本地或本部门企业）的进入管制，甚至出现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与企业合谋以突破管制性壁垒的情况。吴国光（2004）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在行政分权的框架下引入市场机制。这是20多年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繁荣稳定的制度基础。但这种改革路径也产生了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官员腐败现象的严重恶化。近年来，这种腐败已超越了官员个人以权谋私的层面，开始出现了地方权力整体上向所谓“黑帮化”演变的趋势，从而至少在地方层级正在把所谓的“发展型国家”逐步改变为“掠夺型国家”，直接造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紧张和冲突。雅克·安德里奥（2002）研究过许多有关腐败和犯罪化进程的例子，根据他的分析，经济在地方、部门和机构层级上的逐步社区化，会导致腐败和犯罪化现象的扩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规制分权化导致了规制合谋，以Laffont,Tirole为代表的图卢兹学派的研究表明，规制机构与被规制企业之间的合谋行为影响了规制效率，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因此，规制分权化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起到了反作用，这是文章所要检验的核心命题。 StiglerandFriedland(1962)是讨论规制效率的开创性论文，通过比较受规制与不受规制的供电企业，指出规制可能根本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降低电费）。他认为，这或许是规制机构不能控制企业的正常运行，所以受规制的企业仍能定高价；或许是规制的理由——供电企业是垄断企业——并不成立，这类企业也面临市场压力，所以即使不受规制，也不能索取垄断高价。Moore(1970)发现，规制降低的价格不超过5%。Moore(1975)认为，因为规制实际上引发了高价格，所以规制产生了负面效应。Courville(1974)对“阿巴契—约翰逊”效应进行了数量分析，通过观察电力企业横截面数据提出了该效应存在的证据。“阿巴契—约翰逊”效应被证实。Primeaux(1988)估计了委员会规制对电力企业收益水平的影响。分析中所采用了单个电力企业的时间序列数据来自于弗罗里达州、依阿华州和密西西比州，这三个州是二次大战后唯一受规制的地区。RungsuriyawiboonandCoelli(2004)使用美国61个电力生产企业、13年的数据考察激励性规制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关于规制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假设检验显示，引入激励性规制并没有对企业的经济绩效产生正效应。实际上，他们发现绩效与新规制制度的引入呈负相关关系，这与理论预期相反。现有的文献局限于检验规制的价格效应、收益率效应和技术效应，这都是从企业角度来考察的，并没有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同时，他们所采用的数据都是单个企业数据，不能很好地反映规制的真正效果。因此，对规制效率的进一步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了解客观事实，文章主要关注中国电力规制改革的进程，检验规制分权化对电力行业发展的影响，它是否达到规制制度设计的初始目标。我们将采用中国1998-2003年29个省的面板数据来考察分权化规制对消费者电力消费的影响，这是从需求的角度探讨规制分权化对电力行业发展的影响。采用面板数据对规制分权化的效果进行检验，可以通过扩大样本容量进一步增强理论命题可靠性的程度。研究结果显示：电力规制分权化是失败的，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与我们的理论命题是相一致的。 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考察了电力规制制度，并对电力分权化规制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第三部分描述了模型和数据估算方法；第四部分对模型进行计量检验，并讨论了规制分权化对电力行业发展的影响；第五部分是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