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就让世界瞠目，这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相比其他很多国家在发展经济上的捉襟见肘，尤其是很多非洲国家至今游荡在“贫困陷阱”之中的窘境，中国的经济成就使得我们确信，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做好任何事情。
伴随着长期经济增长而来的问题是，我们的经济福利提高了吗？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不过都在解决两个问题，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来说，第一个问题是考虑如何把经济蛋糕做大。这是一个事关经济效率的问题。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说，任何能够做大蛋糕的方法和方式都值得一试。我们要从所有可供选择的经济条件和手段中，比如经济制度，技术，经济主体的偏好等方面来选择最优的组合。
当然，在什么才是做大经济蛋糕的最好方法上，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主要是由于经验和理念存在差别。比如很多人认为，要想做大蛋糕，要多放酵母；另外的人可能强调面粉和鸡蛋的重要性。尽管存在分歧，但最有经济效率的做法却是客观的。
什么才是生产财富的最好方法？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迄今为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重要贡献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而且他们毫不吝啬地把他们的经验写进了微观经济学教材中。作为经济学的学生，我们学习了多年的微观经济学其最重要的主旨，在那些繁琐的数学公式背后的，是一种理念，是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生产财富的最好方法。而这一财富法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最好方法。除了这个理念，整个微观经济学都是在论证为什么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最好方法。
只需要反省一下我国在经济发展上的成绩就可以理解。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市场取向的改革，引入市场经济后，经济开始飞速发展。经验表明，那些市场活动最为充分的地区，通常也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
在财富生产上，坚持市场经济的取向是最好方法。但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市场，市场的本质是什么。虽然微观经济学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明确指出，但整个体系都在说明，市场的本质是自由，从而自由才是生产财富的最好方法。任何对市场的干预都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扭曲，背后是说，任何对自由选择的干涉都会影响财富的生产。
自由太重要了。以至于美国的第一部宪法激励地表示，我们的生命，自由和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不能受到侵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实际上也是强调自由是生产财富的最好方法。但是，财富生产的最好方法是不是值得我们终极追求的目标？
这里我们要提到经济理论和实践的第二个问题，用相同的比喻来说，就是经济蛋糕做大后应该如何分割。任何不恰当的对经济成果的分割，都会对我们的幸福感造成影响。对究竟如何分割蛋糕，或者说什么才是分割蛋糕的最好方法这一问题上，我们距离达成一致还很遥远。如果做大经济蛋糕的最好方法是一个效率问题，或者说是客观问题，那么什么是最好的分割蛋糕的方法则是一个伦理价值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主观问题。这个问题存在最为尖锐的分歧。
经济增长后果的福利效应不在总量，而是在于社会成员究竟能够获得多少这种好处。这个结果与个人福祉、幸福感和整个社会的福利后果密切联系。人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偏好，对如何分割蛋糕都有自己的看法。那么能否对经济资源的分配达成一致？这是不可能的。
经济学中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对此有着明确地说明。在那些精深的数学论证背后，这个定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朴素的结论：那就是社会成员如果对资源如何配置有不同的偏好，那么由这些不同的偏好不可能汇总成为统一的社会偏好。如果把资本配置结果与社会福利相联系，就是说，如果人们不能对蛋糕的分割方法达成一致，任何划分都将造成社会成员的福利损失。于是公共政策的财富和福利再分配的本质就显现出来了。
在不存在一个客观地分割经济成果的规律的时候，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仲裁者、保护者的政府的公共政策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如果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资源配置偏好，任何旨在改变资源分配公共政策在结果上都将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关键的问题是，要损失谁的利益，保证谁的利益，并尽可能在整体上提高经济福利。
如果遵循效率规律，那么市场经济的后果只能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经济学有一个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那些暴富者在财富的边际收益上是非常小的，资源再过多地在分配上向他们倾斜不会有福利的提升，反而出现很多奇怪的社会现象。贫富的极大差距是今日中国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也导致经济快速发展的今日中国出现了很多难以理解的社会现象。富人烧钱烧的兴奋，而穷人在为基本生活支出而忧虑。尤其是具有垄断性质的组织依仗其垄断地位在经济发展中获得巨大好处，而在承担社会责任和改良社会风气上并不准备投入过多。于是出现了投入巨资的歪歪斜斜的大楼等很多烧钱行为。
经济发展的福利后果应该得到重视，经济效率并不能解决一切。有观点认为，富人获得了巨额财富以及在经济后果的分配上获得更多与自己的天赋、付出和更高的经济效率密切相关。但是这种说法难以让人信服，不要忘了，在他们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成员的协作和配合。没有普通大众的协作，任何英雄都将没有用武之地。因此，在经济后果的分配上，他们理应为缩小贫富差距做出贡献。
财富生产最有效率的法则是市场的自由经济，但是自由经济的必然后果则是贫富差距。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之间是交替而不存在一致和调和。政府的公共政策必须要在这二者之间做出恰当的选择以保证经济发展的福利后果。让我们兴奋并充满期待的是本届政府，通过进一步强调公平和建立和谐社会，表现了党和政府对解决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
前几天新闻报道准备出台个人所得税调高起征点。这是很好的信号，至少我们看到政府是愿意在这个方面做工作的。不过在笔者看来，起征点调高的力度还要加大。而且同时应该更加着重累进税的设置和使用，和谐社会的税收政策是不要给低收入群体造成过多负担，但是高收入群体要为和谐社会出力，尤其是中国的那些具有垄断性的企业尤其应该为和谐社会出力，而不是烧钱和炫富。对政府来说，应该存在一个机构来督促政府把税收得来的收入用于再分配，尤其是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对低收入群体进行补偿。政府的巨额税收收入如果不用于为公共福利，那就会同样出现烧钱和炫富行为。比如日益豪华的办公大楼和过多的公车。
在德国留学时候，注意到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和起征点都很高，但是经济发展的质量似乎不低。政府获得的税收收入用以建立福利社会，在德国，医疗制度是每三个月，除了第一次要缴纳10欧元之外，其余在这三个月内的医疗全部是免费的。我们离这个标准还差的远吧。不好理解的是，国内现在获得一千人民币的奖学金也面临税收问题。在德国，奖学金是免税的。工资外的收入（比如股票投资的收入）税在德国也有起征点。低于500欧元的收入没有税收问题。相比德国的物价来说，500欧元的购买力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的政府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是否应该借鉴一下？
经济增长的质量不是表现在GDP的统计数据上，要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才是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这些年我们国家高速经济增长对国民福利的改善肯定有好处，但是贫富差距过大确实影响了经济增长的福利后果。普遍贫穷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裕也肯定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是宏观经济政策进行选择的时候了。
作者：王天龙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经济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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