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日前，由3名成员组成的WTO争端解决小组，对美国、欧盟和加拿大对中国的汽车零部件诉讼案作出了初审裁定，认为中方对进口汽车零部件征收高关税的政策，违背入世承诺，判决中方败诉，要求中国必须依照WTO原则立即终止这项政策。这是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首次败诉。 近日，针对这一热点和重点事件，和讯网对著名海关和贸易问题专家、中海国际关贸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中海国际咨询公司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秦阳先生进行了专访。 终裁败诉导致的“示范效应”最可怕 和讯网：在关于中国汽车零部件关税政策的争端中，投诉方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谁是主要推动力量？ 秦阳：作为中国2001年12月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的首次败诉，这次事件倍受关注。美国、欧盟和加拿大的根本目的是促使中国政府改变政策——调整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制度。这次诉讼并不是上述三方的主动出击，而是一种被动的应对，是多次主动协商未果而投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和结果，其中的推动力量包括他们的汽车生产企业、相关行业组织、商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 四年来，中国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税收管理政策广受国际关注、争议甚至是非议和指责。特别是在初裁败诉后，国内外各种媒体的宣传和报道更是扑天盖地，简直闹得沸沸扬扬、轰轰烈烈。一方面是国外媒体的咄咄逼人，一方面是国内媒体的强而不坚，形成了严重的舆论不对称局面。在这种“黑云压城城不坚”的严峻形势下，尽管四年来我先后11次拒绝了国内外知名媒体的采访要求，但是现在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更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我决定接受你们的采访，因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在这种极其特殊、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挺身而出站出来说几句话，帮助迅速扭转这种让我们的国家被动和不利的舆论导向，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企业、为我们的民众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时，我也感谢和讯网作为主流财经媒体的新闻敏锐感、社会使命感和职业严肃性，衷心感谢你们。 和讯网：中国出台有关汽车零部件关税管理政策的背景是什么？ 秦阳：《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出台的背景，与当时国内部分汽车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有关——部分企业分口岸、分批次进口汽车零部件，在国内组装成整车后销售。有些说法甚至是官方说法说是为了“打击走私、打击偷漏税”，我当时就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可靠——如果是走私和偷漏税，只要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政府相关部门完全有理由甚至是有义务去利用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两种手段进行严格处罚和严厉打击。当时部分汽车生产企业的这种行为充其量只是利用法律和政策的漏洞来规划税收节约成本。法无明文禁止则可为，这种做法是合情合理甚至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当时我们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不完善、不健全，存在被充分利用的空间。同时，我也感觉这项的出台与当时中央政府可支配收入减少、海关税收压力增加、国际汽车供应链转移、国家汽车产业政策等调整等等相关因素有模糊的联系，我还在反复考虑。例如，日资汽车生产企业之所以被某些媒体和人士称为“保持沉默、苦练内功”，其实并非真的如此，我认为这是与日资汽车生产企业在华生产的汽车档次、价格以及其传统的“垂直供应链模型”以及供应商“依附聚集”直接相关的，其实他们在这次纠纷中并无直接利益。 和讯网：WTO这次初步裁定中国败诉，您认为可能对中国汽车产业和中国经济有怎样的影响？ 秦阳：初裁中国败诉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崛起中的中国的形象和声誉。这是中国2001年12月加入WTO之后，七年多来第一次败诉，具有双重意义。 反其道而行之，我从中国如果终裁胜诉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终裁如果胜诉，现在的汽车零部件进口海关边境税收政策可以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但是执行下去，意义究竟何在？从微观上看，对国内汽车生产企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代价甚至是损害了国民的消费利益。因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汽车企业，都是比较理性的、比较智慧的，他们不愿也不会去主动承担这种政策成本，他们的选择是在内部成本消化的同时通过财务手段将这种政策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提高车价。而且即使承担，负担中也有百分之五十是由国内企业承担的，因为现在的合资汽车生产企业都是和国内厂家五十比五十合资的，例如一汽和大众联姻、戴克和北汽结婚。国际汽车产业供应链转移？也不是，近四年来我没有观察到高端汽车零部件的生产技术从国外向国内的明显转移，需要进口的高端零部件还是必须需要进口，所以“以时间换空间”、“以市场换技术”的说法也明显不成立。 中国WTO研究会常务理事周世俭先生提出“毫无公平可言，是对发达国家的明显偏袒，中国并不需要为此承担责任”的呼声，我个人感觉在这种关键时刻抛出这种言论并不妥当。先以其下述观点为例进行分析。“仅200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汽车零部件总量就增长了38%，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根本没有不公平地对待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产品。WTO的初裁是不公平的”，这个简单判断值得认真商榷，这种所谓的“斩钉截铁”缺乏力量的支持——因为进口的零部件都属高端的、国内生产不了的，不需要辩驳什么，有权威的海关统计为证，这个统计是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都普遍认可、都普遍使用的。能够国产的始终能够国产甚至是产能过剩，不能国产的至少最近几年内还是不能国产——这是我自己对汽车零部件国产化问题的基本判断。国产化并不简单，国产化更不是一句话，技术、工艺、质量、技工等等因素都制约着高端汽车零部件的国产化。离开政府部门后，我曾经在某汽车生产厂商工作过，担任其亚太地区海关法律顾问，对汽车生产行业和汽车零部件生产行业有些基本的了解和基本的认识。采访周先生的那篇文章还引用“美国零部件巨头德尔福公司的中国部门相关人士也对记者表示，如果中国败诉，对该公司将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如果进口零部件的价格进一步下降，中国本土的汽车制造商会更多地选择进口自国外的产品”来支持“不公”的论断，这不是这个“相关人士”的表示，这是他们公司的口径，是非常误导、非常不厚道的，德尔福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哪个是高端的，根本没有，最赚钱的产品反而是在上海农村生产的线束——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有什么科技含量？就是弄个板儿弄几根线儿加几个件儿捆捆绑绑缠缠绕绕，完全是简单劳动人工处理的，农村妇女接受点儿简单培训都能干。他们哪个产品现在面临哪个国外产品的影响？讲出来，基本没有。因为德尔福在中国生产的基本都是低端产品，低端产品没有哪个厂商会选择进口，在中国生产，价格便宜，而且产品质量还非常不错，谁会进口，只有傻子才会去进口。类似这种偷着、乐着从中国赚钱又为了自己的私利不择手段不惜在关键时刻去“忽悠”中国政府的企业，必须给予严肃处理和严厉处罚。而且据了解这个公司的系列重大违法问题也已经被相关执法部门掌握，有的正在查处过程中、有的正在情报经营中，这样的企业在中国谈不上有任何社会责任可言，因为他们首先就是违法企业。
言归正传。即使中国胜诉了，这项政策的真正价值又在哪里？国家的形象和声誉已经受到损害、国民的消费利益受到损害、对汽车生产企业的影响几乎没有——这样的政策结果，意义究竟何在？价值究竟何在。即使胜诉，也是一个多输一赢的局面。为什么不考虑去创造一个多赢、双赢的局面？所以，这种政策结果和决策过程是值得深刻思考、严肃总结的。所以即使中国胜诉了，也要重新思考和重新调整这项管理政策，甚至还要对整个汽车产业政策进行重新思考、重新定位、重新规划。 其实，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如果最终裁定中国败诉，那么会在国际贸易领域中迅速形成一种显著的“示范效应”，因为中国的强大让外国人担心。这种“示范效应”是最可怕的，会导致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国家来选择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针对中国的贸易问题和贸易争端，汪洋大海，可怕啊，不可想象啊。 败诉可能性极大或引发贸易大战 和讯网：您对WTO争端解决小组的初次判决有何评价？判决是否符合WTO的原则？中国是否受到了公正的对待？ 秦阳：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是在终裁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本人不做任何评价。脱离政府部门多年了，这几年也没有参与什么世贸组织事务，业务都生疏了、语言都荒废了，只是空闲了休息时了解了解、琢磨琢磨，初裁报告我还没看，只能随便聊聊，所以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去做任何评价。但是我感觉从GATT到WTO，作为多边贸易体系，现在的世贸组织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的作用。当然世贸组织也需要改革，连联合国都需要改革也都正在进行改革。但是作为世贸组织和世贸组织框架下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其理念、程序、规则、技术都有其科学合理的成分。中国是否受到公正的对待，作为民间草根人士，我也不好去做什么评价，但是我刚才对“不公论”已经有感而发做了些简单分析。另外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研究院梅新育博士接受采访也提出了“双重标准”和“显失公允”的观点，并表现出“开先河、破先例”（让初裁结果和终裁结果发生显著变化）的雄心壮志，我个人觉得并不十分理性、十分冷静、十分客观。为什么我说世贸组织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有其科学合理的成分呢。举例而言，做出判决的三人小组成员都是匿名的，争端各方都不知道其成员名单，中国不知道，美国不知道，欧盟也不知道，加拿大更不可能知道；裁决标准和裁决程序是一致的，对谁都一样。尽管标准需要人去执行，但是这个人必须是科学、理性的而且经过严格选拔和接受制度制约的人。有一种说法讲，是不是这种小组全都是外国人把持的，会对中国人不利？也不对。中国的张月娇女士最近也被列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成员名单；这个名单也不都全是欧美人，有中国人了，有日本人了，甚至连菲律宾人都有了，亚洲人还挺多，占了相当比例，所以这个说法也不能自圆其说。另外，哪怕张女士进了这个名单、甚至哪怕进入了终裁小组，她也必须严格按照规则办事，否则她在世贸组织待不住，迟早得离职。但是我相信，张月娇女士是完全具备这种职业素质、职业修养和职业道德的，毕竟从事国际事务那么多年了，她很了解规则。另外，梅新育博士的相关研究基础和方法体系并不十分牢固，其最近专门撰写的文章将此项进口税收政策与原产地规则问题直接进行并不存在的无关联系，至少给我和其他同行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还好，梅新育博士的观点并不是代表商务部的官方观点，仅仅只是他的个人观点。问题可以鸣放，但是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时机。 和讯网：中国上诉的前景能否预测？如果最终败诉，中国可能会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 秦阳：很为难，真的不好判断。不是不好判断，是不愿意判断。也无所谓了，我已经不是政府官员了，也不代表哪个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嘴不短、手不短。以前为了汽车零部件这个事情，在我们中海国际咨询公司发展最困难的时候，连加油的钱都没有，有国内经销商代表某个厂商要赠送我们两台最新款的豪华轿车，我们拒绝了，人穷志不短。君子爱财也爱车，但必须取之有道。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拿人钱财要替人消灾。其实“人穷志不短”真的是假的，穷人必定志短，个人、家庭、村落、企业、集体是这样，团体、政党、国家、国际组织其实也一样。 作为民间草根知识分子讲点儿个人观点，说错了全当把自己立个靶子让大家批评指责，就算是抛砖引玉吧，而且言责自负。我是个很乐观的人，但是对终裁胜诉的前景并不乐观。现在的程序是各方利用三周时间对中期报告进行审议，三月份出最终报告，以后还有机会可以上诉。根据我18年从事海关和贸易工作、16年研究和参与世贸组织事务、4年关注这个问题的职业经验和职业直觉，我估计前景并不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乐观，中国胜诉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坦率地讲，我感觉中国基本要败诉。我现在已经在考虑比较深层次的问题了——究竟是谁、通过那种方式、联合谁、又怎么样一步步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忽悠”上了这条尴尬、难堪的不归之路。作孽啊，犯罪啊。我现在已经有些想法和思路，很长时间没写文章了，但我还是准备还是在终裁结果公布当夜写一篇文章，题目暂时就叫作《究竟是谁把中国“忽悠”上了不归之路？？？》，到时候有兴趣你们可以抽时间看看。 如果败诉，我现在最担心、最忧虑的是中方的反应、态度以及对策。主要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高度尊重和认真执行WTO争端处理机构的决定，停止相关政策的执行和实施；另一种是不理不睬、我行我素的“死猪不怕热水烫”的态度甚至是采取一种更加强硬、更加对立的的态度和对策。如果选择后者，那么我个人感觉新一轮、大范围的国际贸易大战有可能被迅速引发。你不遵守规则，其他国家要制裁你，世贸组织肯定支持胜诉方，而且世贸组织还有处罚保障机制作为支持。对立、对抗、制裁、反制裁，那就很有可能引发国际贸易大战。而且涉及的国家范围广，就不仅仅包括中国、美国、欧盟成员、加拿大了，会有更多的主要贸易国家迅速参与其中。而且涉及商品种类也会越来越多，从汽车零部件扩展到其他产品。最终我不觉得中国不会是胜利者或者受益者，其他国家也不会是胜利者或者受益者——这会是一场面面俱损没有赢家的贸易大战。 我个人建议如果最终败诉，中国政府要积极选择前者——游戏规则不可游戏，既然选择参与国际贸易活动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要遵守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不可游戏，其中包括两个“游戏”，第一个可以是名词或形容词，而第二个必须是动词，这才是负责任的、崛起中的、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大国形象和大国风范。美国各种力量都很强大，也具备丰富的国际贸易谈判经验，也参与甚至影响世贸组织规则的制定。但是世贸组织裁定一经作出后，其尊重和遵守裁定的态度和过程无法让人提出异议。在过去世贸组织的历史上，有些发展中国家有种“游戏规则可以游戏”的倾向，其结果恰恰是“授人以柄”、“聪明过头”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们的个别政府部门也已经这样做了，比较让人遗憾。其实，从某种程度和某种意义上讲，“游戏规则是可以被游戏的”，但其前提和基础是对游戏规则的精深熟练掌握和智慧技巧运用，但这些“成人游戏”并不适合刚刚加入世贸组织尚不足七年的中国。 但是我积极、诚恳地建议：在现在阶段，相关各方更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智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用人类历史上积累的高度智慧和高度艺术去寻求仲裁和诉讼之外的解决途径和解决办法，时间还允许、空间还宽广，机会还存在，双赢和多赢才是各方真正希望看到的。 和讯网：对中国贸易顺差导致的很多国际争端，包括对中国制造产品质量的怀疑，您怎么看？ 秦阳：我不认为这次争端和中国的贸易顺差有什么直接的、必然的联系，最多的联系也就是因为这几年年贸易顺差巨大导致不利于中国的整体贸易环境，在这个整体贸易环境下，汽车零部件进口税收政策问题才变得更加突出、更加凸显而已。 岁数慢慢大了，喜欢读些历史书，我感觉能够传承下来的老话都是对的，什么“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卖什么吆喝什么”等等。我个人始终认为大卫·李嘉图古老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某些合理成分可能现在仍然适用。有个关于“卖衬衣换飞机”的说法，忘记了是谁说的，说得非常专业、非常有哲理、非常精辟。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卖飞机”是我们的长远目标，“卖衬衣”是现阶段的生存手段和发展基础，要合理选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反复考虑现阶段中国的基本国情：你不卖衬衣能卖什么？飞机？你做不出来也就卖不了，而且做出来也没有人买，质量不行只能自产自销，质量行了还有国际垄断要去应对。而且我估计国内的航空公司还是更愿意买波音或者空客的产品，而且你不卖衬衣了，有人卖，还抢着卖，越南、泰国、马来西亚都在卖，连孟加拉国现在都卖得不错，而且时间长了你自己连卖衬衣都卖不了了，因为市场已经让人家占据了，这块蛋糕就那么大。 去年以来，相关部委出台了几项重大的贸易管理政策，出口退税税率下调涉及了三千多种商品；海关调整了加工贸易政策来限制特定类型的企业；用环境标准管控污染企业等等。我都大概做了些了解，也有些不同想法，这些以后有时间再说吧，总体感觉是不能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 关于产品质量问题，我个人认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产品质量是很好的、特别是代工生产的，而且很多都通过了中国和进口国的双重检验检疫标准。个别产品的个别问题，在各个国家都普遍存在。我在日本学习和工作了四年，其间最喜欢吃的是北海道出产的“白色恋人”巧克力饼干。最近我才知道，连最注重产品质量和精细管理的日本也存在百年老店生产问题“白色恋人”饼干的事情，而且是在本土市场销售的。所以，我认为这种个别产品的个别问题根本不值得去大肆渲染和反复纠缠。但是中国的企业要生存好、发展好，产品质量和品牌信誉还是最关键的。这几年、特别是去年和今年，我们中海国际咨询公司接受了很多这方面的业务委托，如果具体出口企业在这方面有什么具体困难，我们可以考虑提供相关服务。 争端应对：需要智慧和艺术 和讯网：针对目前这种复杂和严峻的形势，您觉得中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什么？ 秦阳：2001年我在接受某个知名媒体的采访时说了一句话，大概意思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政府部门带来的挑战和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企业部门带来的挑战和影响。现在回头看，这句话说对了，汽车零部件这个案例也证明了我当时说的没错。这次应诉的过程，本身就是个学习的过程、提高的过程，意义和价值都很大，以后的关键是如何把通过这次应诉学到的好的东西保存下来、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出来。学费总是要交的，关键是交了学费要学到东西，钱不能白花，否则就是败家子儿。 在这次汽车零部件争端过程中，中方政府部门多次和相关国家的政府、行业组织、生产企业进行了磋商，但是反复磋商为什么没有显著效果呢？是不是我们磋商时的心态和方法有什么问题？在制定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政策的过程中，相关部门也学习国际惯例征求过很多汽车行业协会和汽车生产企业的意见，但是为什么很多重要的意见没有体现在最终的政策文本中？只要认真、只要负责，照猫应该可以画虎。 我个人感觉“专家治国”是个好的理念、好的选择。在整个公共管理体系中，各行各业的专家要普遍地、长期地参与各项决策过程，为决策的真正科学化、真正民主化做出贡献。但是这里所说的专家必须是经过时间和事实检验过的专家，连国外的都可以，甚至更可以，而不是“伪专家”和“黑专家”，否则就变成“专家误国”甚至祸国殃民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房地产行业、证券市场，这个那个都是专家、都是资深分析人士，把两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要素市场搞得鸡飞狗跳、“黑嘴”密布、陷阱重重。最后的结果呢？其中的苦楚只有政府、只有股民和房奴们知道，这不是祸国殃民是什么？现在的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中甚至是在民间，有很多很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很善良的、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他们以社会变革为己任、以关注民生为使命，甘于清贫、甘于寂寞在自己的领域里专心致志做调查做研究，提出了很多有见解、有价值的建议。但问题是往往这种好的建议往往加入不到决策中去，这是最大的问题，而那些天天拉赞助、搞课题、做演讲、当顾问、接采访的专家和学者往往是最不甘于寂寞和最不甘于清贫的，而前者才是当代中国真正的社会脊梁。政府相关部门要很好地反思和纠正这种局面，每年都有那么多的经费、那么多的“项目”、那么多的“成果”，真正有政策意义的有几个？还是再看汽车零部件问题，涉及的几个政府主管部门几乎都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和智囊团队，但是四年中究竟有几篇研究成果可以对相关决策有参考和借鉴价值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从我学生时代起，在我心目中龙永图先生和吴家煌先生是中国甚至国际上关于世贸组织问题的顶尖权威，现在两位先生都和我有联系，他们是我最尊重、最敬佩的国际贸易专家。但是遗憾的是，四年来在进口汽车零部件事件中，我始终看不到、听不到他们的任何表态和任何声音，两位先生都是非常爱国、爱民众的，我始终感觉这背后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个人建议现在的应对措施应该是整合全世界、全社会一切可以整合的资源，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来寻找一个合理的、共赢的建设性解决办法，现在需要的是理性的思维和开放的胸怀，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什么最重要，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都不重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最重要，是最至高无上的。 知识分子，必须学会感恩；企业，必须有社会责任。中海国际咨询公司被同行和客户誉为国内成立最早、规模最大、人员最多、专业最精、品牌最优、权威最高、服务最好的专业化海关和贸易咨询机构。国际贸易和海关领域是我们的专长，我们也汇聚了一些国际顶尖的海关和贸易问题专家。几年来，我们先后为上百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国内政府部门、500强跨国公司、骨干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提供过合理的咨询建议和满意的解决服务。目前，针对这一特殊情况下的特殊问题，我们已经做出适当的资金安排，迅速组织了一些国际顶尖的海关和贸易方面的专家、律师、学者和国际组织高官，组成专门团队开展专门研究，我们的研究报告很快就可以出来，而且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无偿提供给政府相关部门，不要钱，一分钱一毛钱都不要，这是中海国际咨询公司全体同事在关键时刻作为草根知识分子、作为普通中国公民为国家、为民族、为民众做出的力所能及的贡献。研究成果让官员们选择、让官员们参考、让官员们借鉴，而且在实施方面我们也愿意无偿利用我们的资源和渠道提供一切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但是，现在我担心的不是我们的成果会不会出来，而是相关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愿不愿意去接受我们有价值、有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和行动方案。 和讯网：您觉得现在参与到这场争端中的各方应该采取怎样的解决态度？ 秦阳：世贸组织作为多边国际贸易平台，它应该起到促进全球贸易发展、保护公平贸易环境的责任，努力营造一个透明的，可预测的，建设性的长期国际贸易环境。我认为世贸组织应该朝这个方向去改革、去努力。而且，世贸组织应该尽最大努力去避免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去促进合作，去推动发展，把成员之间的对抗变成对话、把竞争变成合作，最终创造一个自由、和谐的全球贸易环境。 对于美国、欧盟和加拿大来说，要充分理解当代中国的现实情况，适时地对解决这次争端的思路和方法做些适当的调整，这些国家参与GATT和WTO事务已经六十多年了，是主要的活动参与者甚至是规则制定者，中国才仅仅是不足七岁的世贸组织新成员，要用一种宽容和包容的心态去看待中国学习、适应、发展、进步的过程。长者对于幼者、老师对于学生，哪怕是朋友和伙伴之间，应该给予的也绝对不是“板子”和“棒子”。而且在这次汽车零部件争端解决过程中，个别国家也存在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做法。举例而言，世贸组织有过程中的保密要求规则，究竟是谁把初裁结果透露给第三方甚至是新闻媒体的，绝对不是中国，这难道不是明显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在全球化环境下，合作代替竞争、对话代替对抗是基本的方向和趋势。大势不可违背，违背大势对谁都不好。贸易大战爆发了，你制裁中国，中国可以换种方式反过来制裁你。谁都不受益，是“双输”和“多输”。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历史上不仅经历了1937年到1945年和1950年到1953年这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段，也经历过1949年之后和1989年之后几年中的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不管代价如何沉重，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表现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况且当代中国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大了、承受能力也越来越强了，这是不争的基本事实。 我始终认为：只要几方面彼此坦诚地坐下来认真谈，问题并不难解决。所以我才在前面说时间还允许、空间还宽广，机会还存在。 究竟谁是政策最大受益者？ 和讯网：可以看到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和尖锐，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实质？ 秦阳：有些专家和行业分析人员说汽车零部件问题是实质是多方利益的博弈。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应该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两种贸易理念之间的博弈，反映了对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不同价值取向选择，而且是通过世贸组织规则来实现的。 和讯网：您对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在宏观上有什么看法？ 秦阳：我只是一个贸易和海关领域的草根研究人员，我不赞成甚至反对反对某些行业专家去评判贸易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也认为自己作为海关和贸易研究人员不具备解释宏观产业问题的资格，我也不十分熟悉汽车产业中的很多问题。仅仅谈些宽泛的感想，从普通城市家庭消费者的角度看，建国之后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甚至直到现在，中国的汽车工业没有真正发展起来。相对发展快的几年应该是2001年12月“入世”以后，之前家庭用车就桑塔纳、捷达和富康这三个品牌，而且价格都很高；现在每年甚至每月都有几十上百个新车型发布，价格也逐渐可以被更多的家庭和个人所接受。应该而已说是竞争带来活力、竞争带来发展，而且国民作为消费者的的确确受益了。最近几十年，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研究和国际贸易实践都已经充分证明：发展中国家的幼稚产业保护不得，而且是越保护越发展不起来。 和讯网：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并在国内第一次就这个问题做出如此全面而精辟的分析和判断，特别重要、特别意味深长的是您为处在当前阶段的争端各方提供了一个在仲裁和诉讼手段之外的解决办法？ 秦阳：我应该感谢你和《和讯》，你们的敏税、努力、敬业、真诚感动和激励了我，是你们真正体现了主流媒体的风范和价值，祝愿你们的明天更美好！ 我也借这个机会向周世俭先生和梅新育博士表示正式道歉。我素来尊重知识、尊重学者，也始终与人为善、从不争议。但是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必须要对他们的个别观点进行直接的、严肃的评判——因为个别不妥当的观点在关键的时候出现，会借助媒体的力量形成不利于关键问题解决的舆论氛围、激化某种负面情绪甚至直接误导决策过程——中国社会的政治唯情论盲点和社会心理的不成熟，人们往往习惯于把本应认真推敲、严谨运筹的制度竞争和知识竞争转换成群情激昂的“口水战”和“瓶子战”，而且还戴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皇冠。前几天，我寻访他们未能如愿。过几天，我会专程登门向他们再次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