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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３日，中国东北大部风雪交加。 同一天，日本的富士山下，戴旭泡着温泉、喝着清酒，而沈阳的三好街上，马晓雷却顶着雨雪想着生计。同为ＩＴ界精英的戴旭、马晓雷二人分别效力日资企业和国内公司，一个月前，前者被东家带到日本，后者则被公司裁掉。 危机下，面对现实的不同境遇，昔日被众星捧月般的企业骄子们，如今有人依旧风光，有人则如临深渊。 “候鸟”般的人才 如果说次贷危机是个“意外”，那么另一个接踵而至的意外则始于今年第二个季度。 今年伊始，位于辽宁大连的日资ＮＴＬ软件公司（应受访者要求隐去企业实名）先是有意减少订单，继而，从４月开始全员考试，而公司的高层也频繁往返于大连和东京总部之间。“那段时间，公司高层似乎有点怪。”已在ＮＴＬ工作３年的首席软件工程师戴旭回忆。 同期，受全球金融变局影响，包括外资公司在内，广东关闭企业的数量正在以万为单位暴增。毕业后南下的东北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纷纷致电同学戴旭，询问如果北上可否避过失业危机。 两个月后，一切皆有答案。日方决定暂时关闭ＮＴＬ公司，年底前，１０名中方软件工程人员随公司管理层赴日。此前，基于公司“立足东北、谋划中国”的构想，戴旭已在大连贷款购房，家电家具一应俱全。 意外东渡日本的不止１０人。１１月初起程时，戴旭发现，与他属同种情况赴日的竟多达上百人。 据大连工会组织内部掌握的情况，被外方“囤”走的当地各类人才涉及软件设计、新材料研发、生物制药等多个领域，总数在５００人以上。另据本报综合青岛、天津、上海、广东等地汇总的信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企业关闭后，中方高端人才被外方雇主带往海外之事屡有发生。 “有可能半年，或者一两年，到时看情况，我们和企业还要回去。”戴旭深深地感觉自己和那些被“囤”起来的同事就像候鸟一样，“回国是早晚的事，但不知道这场危机要何时才能结束。”１１月末，通过ＱＱ，戴旭告诉国内家人。 “天堂”般的生活 因为经济危机戴旭等人才来到日本，但令他们颇感意外的是，他们的收入和生活不但没有因此受到不利影响，反而开始过上了舒适的生活。 出国前，戴旭年薪１０万，每周休息一至两天，每天工作超过１０小时，合同两年一签；在日本，他年薪合人民币１４万，每周休息两到三天，每天工作不超１０小时，签的是无限期合同。 “这令日本当地员工很不爽。”戴旭说，在日本，企业员工分３种——派遣社员、契约社员和正式社员，很多人做了多年还只是前两种，而中方员工抵日之初签订的就是象征着正式社员的无限期合同，而且，在工作量略少的情况下，中方员工却和日方员工赚得一样多。此外，对于赴日前已婚的人，公司每月还给予双倍补助金。 ＮＴＬ公司总部位于东京东北方，临近富士山。对于有时多达３天的休息时间，很多赴日中国人才这样安排：一天到富士山脚下洗温泉，一天游玩。而性格内向的戴旭除了洗温泉外，其余时间则上网、打麻将。而这样的待遇对于相对忙碌的日方员工而言，简直是奢望。 居住方面，赴日中方员工两人一室，条件堪比国内三星级以上宾馆。在所住床边的墙角，戴旭发现过一行英文小字，落款是“１９９８”。同住的中方同事英文较好，辨认后二人得知，那是19９８年亚洲金融风暴时，与他们一样赴日的香港员工所书，意为“天堂般的生活”。 眼下，圣诞将至，戴旭已获通知，公司为中方员工放假一周，他打算回国看望父母。而国内的马晓雷却正在为过节发愁。 再见，“金领” 几乎是在戴旭“东渡”的同时，沈阳的三好街上，马晓雷在提前拿到两个月近５０００元的薪水之后，被某知名通讯公司裁掉。一年前，也是该公司以月薪过万的高价将其从另一公司挖来。“孩子每月托费１０００元，还房贷每月２０００元，养车每月又得１０００元，现在只有这５０００元。”数着越来越少的积蓄，马晓雷觉得坠落似乎发生在瞬间。 事实如此，互联网上，耗时仅０．１４１秒，便可搜索到６２８０篇“国内企业裁员”的相关信息，一夜之间，裁员几乎成为企业“过冬”的不二法宝。据报道，索尼、惠普、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大公司相继开始裁员。有消息称，仅惠普一家就计划未来３年裁员２．４６万人。 而对于这些昔日的精英，事业的出口却不多。他们或降低门槛偏安一隅，或在狭窄融资渠道押上身家创业。选择了后者的马晓雷以每月６００元的价格，租得三好街某电脑城内一个仅三四平方米大小的摊位，做起了平日里不屑一顾的ＭＰ３、ＭＰ４和数码相机修理。 日前，面对本报时，中国人才交流协会内部人员坦陈：“现在，千万不要小看各行各业中下层人员，其中藏有昔日‘龙虎’亦未可知。”然而，这种“关怀”远远不够。 两难的关怀 近期，新华社接连播发各地关于限制企业裁员的报道，山东省甚至规定“企业一次性裁员４０人以上必须报批”。１２月１日，沈阳机床集团更是表示：“危机来临时不能靠裁员过日子，如果简单地把员工推向社会，是不负责任，宁肯集团管理层降薪也决不能轻易裁员。”“但这恰恰从另一层面说明，目前，人才是一个急需关怀的群体。”上述中国人才交流协会内部人员说。 １２月３日，沈阳航天三菱发动机有限公司开始放假，接近该公司人士称，之所以员工接到的是“放假”通知而非裁员公告，除经济因素外，还有保护员工及人才的考虑，“但谁也说不准这种‘善举’的期限，因为企业的压力要比个人的压力大得多。” 同样面临两难的不止企业。次贷危机以来，国家虽无明令禁止企业裁员，但各地一直在暗中配合，尽量担负社会责任，不轻易裁员。然而，现实中的企业界，放假、待岗、转岗等“变向裁员”的诟病不绝于耳，于是，每次舆论高潮过后，总会有山东、沈阳这样的省、市成为权威媒体报道中的不裁员典型。 不过，有一点马晓雷们坚信，无论如何，社会在向好，国家在努力。 时空交汇，戴旭行囊已备，７天圣诞假期令他向往；马晓雷有些疲惫，女儿的礼物、父母的孝敬和银行的月供催他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