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目前已有初稿,争取能在今年底或明年初推出。这只是个初稿,还要广泛征求意见,并报请国务院批准。尹蔚民透露,在该部设计的一个方案中,农民工养老保险缴费可能比城镇职工缴费低(2008年9月20日《新京报》)。
尹部长透出的这一对广大务工者的“利好”消息,自然让我想到几天前,《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研究》课题组牵头人、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社会养老保险省级转续实现全国统筹的悲观评价。杨所长说,“现在省级统筹还未正式迈步,这是实现各省之间社保转续的基础所在。要实现全国养老金统筹的终极目标可能需要30年~50年”。他解释的原因是,目前全国各地收入差距太大,实现全国统筹有计算难度。
笔者曾是一名县级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1988年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1996年因企业卖给私企,当时我被迫买断自己的工龄,私企给付我们的“买断费”是每人8000元,之后我一直私人缴存社保和医保。一直折腾到2006年,我的养老与医保关系才转至省会城市,但此时,我不得不补交上万元的地区差别的社保金,这个问题才得以最终解决。但让人后背沁汗的是,我为之奔走而询问的这一资金转续问题,竟一不留神间耗掉了我10年的青春时光。我个人通过种种渠道和媒体反映这个事关“人老珠黄后”的基本保障问题,连我自己都无法记清具体次数了!
我的社保转续关系尚未出省,都弄了10年,可以想见,全国逾亿的奔走于他乡的务工者,因为社保关系跨省,他们面临的又是怎样的精神煎熬?我一直不敢相信:泱泱大国,连这么简单的全国社保转续问题怎么能一拖就是几十年?而今数据库与信息网络已异常快捷和发达。单从计算上讲,对不同地区按不同基数再按缴存社保年限的长短加权并归一化处理,这个“计算流转”算不上高科技。那么,何以会出现这种公共民生政策的“计算瓶颈”呢?我认为主因并非技术壁垒,而是社保意识上存在某些“负面积淀”。
“思维积淀”形成的根源是社保不公思想在发挥作用。我国2006年有“1.8亿人”参加社保,五项社会保险基金年底累计积累8239亿元。此数字较之于13亿国人来说,可谓杯水车薪。其中不含公务员,而上亿的外出务工者,根本莫法进入“社保视线”中。外出务工者不可能成为树,在他乡扎根生系,一旦回乡别说巴望将单位缴存的部分转走,就是自缴那部分能带走都甚为艰巨。无疑这笔不菲的“无主游资”便成了各地截留下的外快;而公务员未缴社保却享有比企业退休职工更为丰厚和可靠的退休金。
所以,只有国家全员职工的社保公平接轨,实行全国一盘旗统筹,并在技术上实行一卡缴费与一卡领金,才是远离私心抵达社保公平透明路径。如果包括国家发改委的杨所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下属的各级行政官员,一直不用着急自身养老金转续问题,那么,就不会对数亿公民的这一民生难题深怀忧惧意识。换句话说,假如政策制定者牵挂苍生、转变思维,社保跨省转续实现全国一盘棋其实只在旦夕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