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新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之前处在一个比较局部的企业平台上，愿意做事。但媒体就此得出具有改革意识、改革精神的结论，恐怕是一厢情愿。作为官员背景的企业家，本质上还是官员。正所谓“在其位，谋其政”。因此，甫一履新，他便提出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属题中应有之义。 国企究竟该怎么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主张。自由派学者认为，国企应定位于提供公共产品，要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国企是中国成长的主要障碍之一，私有化是大势所趋。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国企应该做大做强，进而迫使民营企业退出竞争，让整个国家的经济紧密围绕于国有企业、国有经济。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观点从长期方向上看是正确的，但对现实中的经济生活并不了解，对于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历史形成机制、市场生存环境、与政府的关系等等诸多方面，都缺乏了解。毫无疑问，从学理研究角度着眼，的确可以忽略某些因素、抓住关键问题，但是一旦回到制定对策方案的层面，就必须把被忽略的因素考虑进去进行分析。这就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无论“左”与“右”，都有值得批评的地方，它们是两种理想化。 前者是原教旨主义对市场经济理论的理想化。因为市场经济要真正植根于中国土壤，远不是价格放开竞争便能解决问题。因为市场经济的背后是法治精神，是对人的尊重，这是文化层面的东西，不是简单的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原则的背后是宪政问题，是买卖双方对对方的尊重，而尊重的背后是一种契约文化、契约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要建成市场经济为时尚早。 “左”与“右”在国企改革问题上的争论，事实上引出了中国经济体系该如何走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就引发了下一个追问，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的下一步该如何走，是渐进变革，还是来个突变？有学者认为，中国走到今天这个阶段，应该来个小爆炸，来个板块突进或者是领域突进。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俄罗斯当年的休克疗法，饱受诟病。很多人在比较中俄改革的时候，觉得渐进改革在中国很成功。其实我一直认为，现在就得出渐进改革很成功的结论为时尚早，到目前为止成功只是停留在渐进改革做的事情，而不是改革本身的成功。 反观当下的俄罗斯，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价格体系已经理得比较顺了，而且表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中国的国企问题不是国企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构造的问题，国企只是体制构造当中最难啃的板块。单纯讨论国企问题不能理解中国的体制弊端。然而，体制走到今天这个份上，已无法单兵突进。 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休克疗法无法实行，而困难和问题免不了，那么该如何应对和处置？这里就有一个态度问题，一个对市场深化和市场规范的信心问题，一个对市场风险的承受能力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的经济生活现象，我觉得确实存在着一种思想倾向：一碰到市场出现什么问题，就又回到还是由政府出面来做，由政府指定国企来做。其背后还是一个思维定势：出了问题就退回去，由政府包下来，由国企出面承担应对危机责任。这是与发育市场、完善市场机制的改革取向相背离的。 当前，如何深化对国资、国企改革任务和内容的理解，需要有新的参照系和新的视野。我们需要把国企改革和国资改革放在这样的一个新视野和时代背景下来加以认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一、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二、要联系经济发展阶段特点和区域发展使命来思考国有资产的配置；三、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不一定表明其属性，换句话说，企业国有化，不等于就是社会主义；四、国企改革需要与产业规制、政府职能转变、资产定价体制改革关联配套；五、国有资产通过证券化处理，可以实现与市场的相融，赋予它灵活性，不断改变其存在形态。 在转型发展中，政府相关部门应该走在最前面，要打破政府施政行为中的政绩意识和岗位维护思维，杜绝“政府职能部门化、部门职能岗位化、岗位职能个人化、个人行为利益化”倾向，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市场化流动。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创新。创新有三个层面，一是思维创新，思维创新的底蕴是知识结构。二是体制创新，体制创新的底蕴是敢于突破老框框。三是技术创新，表现为技术手段的更新运用，以及组织手段的改进优化。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知识结构问题，只有科学认知才有信心，才有突破。整个社会要形成宽容的文化氛围，对创新可能带来的不顺利、不成功持宽容态度，这是我们需要强调的另一个问题。 创新要求改变政府官员的思维方式，改变政府的施政方式，改变工作重点，改变激励方式。同时，要整合资源、走向协同。协同需要观念创新、组织创新、体制创新。协同就是改变既有惯例，放弃部门利益，深化配套改革。协同有助于提高产业植根性、竞争力，协同就是生产力。过去部门边界太强，这是我们改革所碰到的体制性矛盾，所以我认为协同很重要。如果大家都只是从自己部门思考问题，往往会造成很多资源的浪费，造成生产函数的效率不能得到真正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