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防止滥用权力 防止权力腐败要“三抓”



    在政治生活中,我们最难防止的问题是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问题,如果人们不能正确使用权力或者权力不能被有效地监督和管理,权力就很可能被滥用,也就很可能产生权力腐败和其它问题。

  当前,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权力腐败问题,这些权力腐败问题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或各个方面,已对国家的政权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等方面起到了一种破坏、冲击或阻碍的作用,因而权力腐败问题反映出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危害性和严重性。为此,我们务必要防止权力腐败问题。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都在治理和预防权力腐败问题,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从未间断过,在一些具体措施上:一是重视了建立监督机构,各级党委、政府和一些部门都有纪委监察机关、部门或派驻机构,并且在检察机关内建立了职务犯罪侦察机构,在公安机关内建立了经济犯罪侦察机构,并且对金融、税务、质量、国土资源、医药、和国资等行业、部门或项目建立了专门监督机构;二是重视了在党内、政府系统内建立和完善各项党纪政纪条规,并且在国家法律中补充和完善了对职务犯罪或经济犯罪的惩治条款,各个机关、部门或单位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建立了对权力监督的规章制度;三是重视对各个腐败问题的预防、打击和整治,其中,强化了各级人大机关、政协机关的监督力度,注重了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加大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严厉惩治了腐败分子,开展了政务公开、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治理经济发展软环境和行政效能监察等项工作,从而,我们党和政府对权力的监督有了较大增强。然而,从现实中反映来看,我们对权力的监督还存在着许多漏洞或缺陷,有人总结出这样的“顺口留”,即:“上级监督是雾里看花,监督权时隐时现。同级监督是缩手缩脚,监督权软弱无力。下级监督是纸上谈兵,监督权名存实亡。群众监督是水中望月,监督权形同虚设。”这也许是对权力监督的真实写照。但不管这是不是真实写照,我们在对权力的监督上或多或少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果没有许多问题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贪官被曝光,因此,我们还需要在这个问题上下真功夫。在此,我认为,我们要想真正抓好对权力腐败问题的防止工作,就需要做到“三抓”,即,抓“科学”、抓“主要”、抓“要害”。

  一、抓“科学”。在社会发展中,我们党和政府强调要有“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引导我们在社会发展中搞好各项建设和工作。在监督权力上,我们仍然要有“科学发展观”,关键在于要讲“科学”,“科学”能使人和事物由落后变为先进、由愚昧变为聪明、由野蛮变为文明、由丑陋变为美丽、由错误变为正确,“科学”对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或错误的人和事物只会产生不利,而对先进的、文明的、聪明的或正确的人和事物只会产生有利,而权力腐败问题就是落后的、愚昧的、腐朽的、不合理或不合法的一种社会现象反映,我们只有紧紧抓住“科学”,切实做好对权力的监督,才能真正消除权力腐败。在此,我们抓“科学”,防止出现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科学监督,另一方面要科学决策。

  (一)科学监督。在科学理论研究中,人们比较注重对领导行为和管理行为的科学理论研究,使之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产生了具有科学性的领导学和管理学。然而,人们对监督行为还不大重视其科学理论研究,虽然已有一定的监督学科(如新闻监督学、卫生监督学等),但是还没有形成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监督学,从而致使我们的许多监督行为缺乏应有的科学性及其有效性。

  在政治生活中,我们要想监督好权力,不让权力滥用,尽量少发生或不发生权力腐败问题,就必须重视对监督行为的科学理论研究,用科学的监督理论指导我们的监督行为,使我们的监督行为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从而才能更加有效地达到目的。

  在监督工作中,我们要想自己的监督行为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就要善于总结在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工作及其监督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还要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监督理论。

  我们要防止出现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做到科学监督最重要,只有做到科学监督才能真正做到有效监督,只有做到有效监督,才能有效地防止出现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问题。在没有做到科学监督的时候,我们要加大科学领导和科学管理的力度,努力推进并逐步促成科学监督。

  科学监督的主要内容有:1、科学的监督理论、思想或观念;2、科学的监督制度、体制或机制;3、科学的监督方法、手段或措施;4、科学的监督设备、工具或条件。

  (二)科学决策。在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中,我们做到科学监督这是一条有效的措施或手段,然而,我们要想真正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关键要做到科学决策,只要做到科学决策,权力就不会被滥用,即在决策上就不会出现乱决定、乱指挥、乱审批和乱指使等问题,从而就自然不会出现权力腐败问题。

  在反腐败学术中,有人把权力腐败称之为“权力寻租”、“商业贿赂”或“权力期权”等。“权力寻租”就是权力人把人民的、国家的或组织的公共权力当作私有财产、资本或资源而进行出租、变卖或利益交换的一种腐败行为。“商业贿赂”就是权力人在商业活动中进行行贿受贿的一种腐败行为。“权力期权”就是权力人在职时只进行权力“出租”而不及时收回“租金”,等到自己离职时再收回“租金”的一种腐败行为。就这些权力腐败行为而言都是权力腐败问题的反映,而权力腐败问题的根本问题在于权力人是否有决策权的问题?无论权力人的权力大小,只要权力人在职权范围内有决策权就有根本条件进行“权力寻租”,只要在职权范围内没有决策权就说话不算数因而就没有根本条件进行“权力寻租”,因此,权力人是否有决策权是权力人能否进行“权力寻租”的一个根本条件,这个根本条件就是权力腐败问题的根本问题所在。

  权力人的决策权既能产生权力腐败问题又能避免产生权力腐败问题。当权力人不能科学决策、正确决策或合理合法决策时,权力人的决策权就能产生权力腐败问题;当权力人能够科学决策、正确决策或合理合法决策时,权力人的决策权就能避免产生权力腐败问题。为此,我们要想防止产生权力腐败问题,就要避免产生权力腐败问题,也就要做到科学决策、正确决策或合理合法决策。

  权力人要想科学决策、正确决策或合理合法决策,通常需要做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策、实事求是决策、有针对性决策、公开公正公平决策、依据纪律法律等规定决策、民主决策、专家决策、逻辑思维决策、按程序决策、运用科学工具决策和在科学监督下决策等。

  在政治生活中,一些权力人由于存在自私之心、贪婪之心或邪恶之心,明知这样做能科学决策、正确决策或合理合法决策,而是有意识地不科学决策、不正确决策或不合理合法决策,并且是想方设法滥用手中的权力,从而达到个人的目的,同时也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权力腐败问题。由此可见,权力人是否滥用权力和存在权力腐败问题?根本在于权力人是否能科学决策、正确决策或合理合法决策的问题?如果我们能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或办法,促使权力人必须尽心、尽力做到“科学决策、正确决策或合理合法决策”,从而就能从“源头”上、“根本”上或“治本”上防止权力人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问题。

  二、抓“主要”。在防止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问题上,我们要抓“主要”,只有抓住了“主要”才能更好地有的放矢。在此,我认为,我们抓“主要”应当抓住主要权力人、主要问题和重要决策等。

  (一)抓主要权力人。在政治生活中,从权力上讲有两种人,一种是权力人,另一种是非权力人。在权力人中又有两种人,一种是一般权力人,另一种是主要权力人。所谓权力人,就是具有领导权力、管理权力、监督权力或其它权力的组织、机关、部门、单位和其它社会单元及其人员。所谓非权力人,就是未具有领导权力、管理权力、监督权力或其它权力的组织、机关、部门、单位和其它社会单元及其人员。所谓一般权力人,就是具有一定领导权力、管理权力、监督权力或其它权力并且缺乏决策权的组织、机关、部门、单位和其它社会单元及其人员。所谓主要权力人,就是具有主要领导权力、主要管理权力、主要监督权力或主要其它权力并且掌握决策权的组织、机关、部门、单位和其它社会单元及其人员。

  在政治生活中,出现权力腐败问题都是发生在权力人身上,一般权力人有可能发生权力腐败问题,但是缺乏决策权,因此,一般权力人发生权力腐败问题的可能性较小或较少。主要权力人很可能发生权力腐败问题,主要权力人始终掌握着决策权,因此,主要权力人发生权力腐败问题的可能性较大或较多。因此,主要权力人就是我们防止产生权力腐败问题的重点对象。

  在主要权力人中,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主要领导权力人、主要管理权力人和主要监督权力人等,另一类是主要占有权力人、主要使用权力人和主要参与权力人等。第一类主要权力人,又可理解为“主要权力机关”、“主要权力部门”、“主要权力组织”、“主要责任人”、“主要负责人”或“一把手”等权力人,这类主要权力人在其社会、机关、部门、组织、单位或其它社会单元中具有最高、最强或最有权威的权力。第二类主要权力人,又可理解为“拥有财物所有权的主要人”、“拥有财物使用权的主要人”和“拥有事务参与权的主要人”等权力人,这类主要权力人对财物通常具有决定性的支配权力、管理权力、监督权力或享受权力等。

  在政治生活中,我们要防止主要权力人滥用权力,不仅要重视防止对“主要权力机关”、“主要权力部门”、“主要权力组织”、“主要责任人”、“主要负责人”或“一把手”等主要权力人的滥用权力问题,而且还要重视防止对“拥有财物所有权的主要人”、“拥有财物使用权的主要人”和“拥有事务参与权的主要人”等主要权力人的滥用权力问题,虽然有的主要权力人没有官职,却是“拥有财物所有权的主要人”、“拥有财物使用权的主要人”或“拥有活动参与权的主要人”,这样的主要权力人也有可能出现滥用权力的行为。譬如,机关的司机,他是拥有机关车辆使用权的主要人,如果机关不能对司机进行有效管理和监督,司机就会公车私用或在公车上做一些以公肥私的腐败行为。

  (二)抓主要问题。在预防和解决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问题上,我们要采取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要抓住其中的主要问题,只有把其中的主要问题抓住了、解决好了,才能够有效地预防和解决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问题。在此,我认为其中的主要问题也许这以下几个:

  1、领导者的问题是主要问题。从领导者、管理者和监督者之间的关系来讲,领导者的问题是主要问题,因为领导者对管理者和监督者的利益得失和行为活动往往具有领导权、决定权或支配权,所以说领导者的问题是主要问题。

  我们对领导者的问题,首先要抓住和解决好领导者的领导思想、领导权力、领导人选、领导纪律和领导行为等问题,通过解决之后要使之成为科学、正确或合理。如果对领导者的这些方面问题抓不住、解决不好,就必然会出现领导者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问题;其次要抓住和解决好领导者的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问题,即要采取积极、主动和有效的治理和预防措施,“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尤其要加强纪律的和法律的制度建立,加大打击力度,从而才能较好地解决领导者的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问题。我们只要以这样的先后顺序抓住和解决好领导者的问题,才能较好地“标本兼治”,否则就很可能“本末倒置”,也就很可能解决不好领导者的问题。

  2、监督者的问题是主要问题。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关系来讲,监督者的问题是主要问题,因为监督者对被监督者具有监督、约束或制约作用,所以说监督者的问题是主要问题。

  我们对监督者的问题,首先要抓住和解决好监督者的监督思想、监督权力、监督职责、监督体制、监督机制和监督方法等问题,通过解决之后要使之成为科学、恰当或有效;其次要抓住和解决好监督者不能严格遵纪守法的问题,对监督者也有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防止其知法犯法。

  在监督工作中,监督者要想对被监督者实施有效监督,就必须抓住和解决好自身的问题,俗话说“打铁要靠本身硬”,只有把自身的监督权力、监督职责、监督体制、监督机制和监督方法等问题抓住了、解决好了,才能对被监督者实施有效监督,也才能有效地预防和解决被监督者所存在的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问题,否则,如果我们始终把解决问题的注意力放在被监督的身上,就会始终解决不好被监督者所存在的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问题。

  3、客观问题是主要问题。从客观问题和主观问题之间的关系来讲,客观问题是主要问题,因为客观问题往往是物质的、现实的或实际的一些问题,如果人们的客观条件、现实表现或实际情况较好,人们的主观问题即人们的思想问题、心理问题或精神问题就必然较少,相反,如果人们的客观条件、现实表现或实际情况较差,人们的主观问题即人们的思想问题、心理问题或精神问题就必须较多,因此,从这个必然因果关系来说,客观问题是主要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主观问题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能较好地解决人们的主观问题,人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就会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还有很可能产生违纪违法的想法、语言和行为。对此,在解决人们的主观问题时,我们除了要给予做好思想工作之外,更要给予适当的物质条件满足、采取比较恰当的方式方法或处理具体问题做到合情合理,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解决其主观问题。否则,我们即使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也有可能起不到实质性的有效作用。

  为此,在预防和解决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问题上,我们除了要做好人们的思想工作之外,更重要的要解决好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所存在的客观问题,即人力、物力、财力、制度、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手段和措施等客观问题。

  4、政治问题是主要问题。从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和其它问题之间的关系来讲,政治问题是主要问题,因为政治问题通常是一个方向性、路线性、原则性或根本性的问题,而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和其它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比都次之,所以说,政治问题是主要问题。

  然而,政治问题往往存在于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和其它问题之中,如果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存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经济问题,从而反映出这个党员领导干部在政治上丧失了廉洁奉公的为官原则;如果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存在有独断专行、唯我独尊的工作作风问题,从而反映出这个党员领导干部在政治上丧失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为此,我们看一个人的问题,尤其是看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问题不能仅仅看他(她)有没有经济问题、作风问题或思想问题,更要看他(她)有没有政治问题,如果有政治问题或者有比较严重的政治问题,就不管他(她)的行为是否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都应该给予有效处理。

  (三)抓重要决策。在预防和解决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问题上,我们要抓“主要”,除在要“抓主要权力人”和“抓主要问题”之外,还要“抓重要决策”。

  从决策上讲,我们指的“重要决策”通常有:一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原则和纪律以及国家的制度、法律、计划和方案等方面的决策;二是作出对重要人事安排、大额资金使用、较大工程项目建设、处理严重违纪违法人员和重要工作部署等方面的决策;三是作出对重点、重要、主要或关键等问题解决的决策。

  在政治生活中,我们要重点防止权力人在“重要决策”上滥用权力,如果权力人在“重要决策”上滥用了权力就会出现较严重的权力腐败问题和其它问题。为此,我们要想预防和解决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问题,就必须抓住“重要决策”不放,对“重要决策”即重要决定、决议、裁定、指挥、审批、表态、授意或指使等决策(行为)都要给予严格的规范、约束和监督。

  在抓“重要决策”上,我们通常应当做到“四个建立健全”:

  1、建立健全“重要决策”的政治准则,即对“重要决策”要明确提出在政治上的思想、路线、方针、原则、标准和纪律等内容。

  2、建立健全“重要决策”的法律法规,即对“重要决策”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3、建立健全“重要决策”的规章制度,即对“重要决策”要明确其组织、责任、程序、保密、监督、追究和奖惩等具体内容。

  4、建立健全“重要决策”的组织机构,即:一是要有决策组织机构,凡是“重要决策”都不能由个人决定,都要由集体(含领导班子、专家参加和群众参与等)讨论决定;二是要有监督组织机构,凡是“重要决策”都要经过内部和外部的监督组织机构的监督检查、审定或评议,只要通过其监督审查、审定或评审之后,其“重要决策”才能生效,否则就不能生效;三是要有管理组织机构,凡是“重要决策”都要由专人或指定部门负责其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具体工作,事前要准备充分、事中要进行有序、事后要完善手续。

  三、抓“要害”。在政治生活中,我们要想防止权力人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问题,还必须找到权力人的“要害”之处,只要我们在“要害”之处给予轻轻一“牵”或狠狠一“击”,就可能把权力人所存在的问题给予解决好,就是跟俗话说的:“牵牛要牵牛鼻子”,“打蛇要打头七分”。

  在此须问,权力人的“要害”在哪里?我的回答是:权力人的“要害”就是权力人的“自然生命”、“政治生命”、“经济生命”和“文化生命”。

  权力人的“自然生命”,是指权力人的身体或组织的健康、活动和生死等方面的情况。一般来讲,权力人的身体或组织越健康、越能活动和越有良好的生存条件,其“自然生命”就越旺盛,反之其“自然生命”就越虚弱。

  权力人的“政治生命”,是指权力人在政治上所拥有的职务、地位、权力、威望和荣誉等方面的情况。一般来讲,权力人的职务越大、地位越高、权力越大、威望越高、荣誉越多,其“政治生命”就越旺盛,反之其“政治生命”就越虚弱。

  权力人的“经济生命”,是指权力人拥有、支配和享受金钱和财产等方面的情况。一般来讲,权力人拥有金钱和财产的数量越多,支配金钱和财产的权力越大,享受金钱和财产越多,其“经济生命”就越旺盛,反之其“经济生命”就越虚弱。

  权力人的“文化生命”,是指权力人的吸收文化知识、具有文化水平和进行文化(精神)生活等方面的情况。一般来讲,权力人吸收的文化知识越多、具有的文化水平越高、进行的文化(精神)生活越丰富,其“文化生命”就越旺盛,反之其“文化生命”就越虚弱。

 要防止滥用权力 防止权力腐败要“三抓”
  权力人的这四个“生命”既是权力人的切身利益所在、根本利益所在,又是权力人为之奋斗产生“心理动力”、“内在动力”或“原动力”所在。有的权力人为了自己的这些“生命”更加旺盛而采取不正当手段去投机取巧、尔虞我诈、行贿受贿、欺凌压榨或侵略掠夺,而有的权力人为了自己的这些“生命”更加旺盛而采取正当方式去搞好教育、发展经济、依法治国、认真学习、努力工作或遵纪守法等。

  权力人把这四个“生命”也许视为无价之宝。如果在权力人未得到或完全未得到其“生命”时就可能会努力争取,如果在权力人已得到或已得到某个“生命”时就会可能会珍惜保存。既然这四个“生命”对权力人来说有这么重要,而且权力人又有这样的内心活动或心理反映,为此,我们在防止权力人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问题上,就应当抓住“重要”即抓住“要害”、顺其“心”而治其“心”,只要治其“心”治好了,随之权力人的滥用权力和权力腐败问题也就可能防止好了。

  在治其“心”上,我们关键要把权力人的“生命”与其是否滥用权力、出现权力腐败问题紧密挂起钩来,只要权力人不滥用或很少滥用权力,并且不出现或很少出现权力腐败问题,我们就要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方法使其“生命”更加旺盛,即对这样的权力人在家庭生活上、政治荣誉上、经济利益上和职务升迁上等方面要给予优待、表彰、奖励或提拔重用;反之,只要权力人滥用权力或较多滥用权力,并且出现或较多出现权力腐败问题,我们就要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方法使其“生命”更加虚弱,即对这样的权力人要“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2006年8月吴官正同志在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

  目前,我们在这个“挂起钩来”的问题没有处理得很好,一方面对那些不滥用或很少滥用权力的权力人不能在家庭生活上、政治荣誉上、经济利益上和职务升迁上等方面给予优待、表彰、奖励或提拔重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正直的、正派的或正统的人给予冷落、排斥或打击,这样必然会导致“正气下降”、“邪气上升”,防止权力腐败问题也就必然会出现反弹性、艰巨性和无效性;另一方面对那些滥用权力或较多滥用权力的权力人要“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也做得很不够,对权力人的管理和监督显得较松、较少或较轻,从而导致权力人在使用权力上存在诸多的乱表态、乱提拔、乱审批、乱开支、乱插手、乱检查、乱惩治、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乱收礼、乱吃喝、乱游玩和乱性事等权力腐败问题。为此,在防止权力腐败问题上,我们既要从大处着眼,又要从小处着手,即,既要对“重要决策”给予科学地、有效地监督,又要对所有的干部,尤其是对领导干部、管理干部和监督干部都要给予严格的约束,在这个方面,我们应当向芬兰国家学习,这个国家对公务员在公务接待、收受礼品和公车使用等方面都有严格而明细的法律和纪律规定,有个形象说法,“你可以喝别人的一杯啤酒或者吃一个三明治,但如果不小心喝了别人的葡萄酒,就有可能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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