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出梁庄记》出版，继续呈现“隐形的中国”，专访作者梁鸿： 2010年，《中国在梁庄》出版。通过口述实录和现场调查，作者梁鸿还原了故乡河南省穰县（现称邓州）梁庄近30年来的变迁。真实乃至残酷的农村现状令人触目惊心：留守儿童无望，农村家庭裂变，养老、教育、医疗缺失，自然环境破坏……《中国在梁庄》由此被称为“比《活着》更真实的非虚构文本”。 但这还不是完整的梁庄：除了留守在村里的老人、妇女和孩子，更多梁庄人已经走进城市打工。梁鸿又花了2年时间，走访了10余个省市340余人，积累了将近200万字的图文资料，撰写了另一部非虚构作品《出梁庄记》，近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书里的51位主人公都是从梁庄走入城市的，他们曾经被称作“盲流”，后来又被称为“农民工”，最后改叫“外来务工人员”。在农村，他们的身影早已消失；在城市，他们生活在繁华背后，成为一群“看不见的人”。这一次，梁鸿用自己的耐心抓住了他们，也抓住了一个“隐形的中国”。 寻找乡亲：一墙的电话号码 2010年，《中国在梁庄》首先在《人民文学》发表，随后成书。梁鸿原本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中文系教授，却意外地在“乡土中国”的主题上摘到了果。 在3年前的写作过程中，梁鸿就已经注意到，《中国在梁庄》写的大部分都是在家留守的老人、妇女、儿童，那些在外打工者的生活状态却并没有得以呈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梁庄的喜怒哀乐是息息相关的，他们是一起存在的。只有把这样一拨打工的梁庄群体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当代村庄，也才是完整的生命存在状态。”之后，梁鸿又陆续和李敬泽（《人民文学》主编）、阎连科（著名作家）讨论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把后一半工作做完:“等于把梁庄写完，最起码把梁庄的两个群体完整地呈现出来。” 但最初，梁鸿没有头绪，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乡亲们到底去了哪里打工。在回家探亲的过程中，她花了半个月时间“找电话号码”。她的某个父辈亲戚，共有六个儿子，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为方便查询，老人家把家里人的电话都写在墙壁上。梁鸿于是按照墙上的电话，一个一个地打：“有好多个电话已经打不通了，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孙子在哪儿，不是说没有联系，而是变化太快。”相比之下，城市的白领们极少更换电话号码，即便更换了也要挨个通知，生怕别人找不到自己；而农民工们则通常一换打工城市就必然更换电话，和留守家乡的亲人们的联系慢慢就稀少乃至中断了。 在寻找打工亲戚们的联系方式上，梁鸿花了很长时间，她发现他们的活动范围广阔得惊人。在梁庄，仅仅是梁家和韩家两户大姓的儿子、孙子们，足迹已经遍布中国：西藏、内蒙古、青岛、广州、东莞……梁庄共2000多人，其中大约有1000人都在外漂泊。2011年夏天，梁鸿正式开始寻找这些打工的乡亲。“我还是按照自己能够走的地方走，比如西安、青岛。我没有真的跑到西藏去，也没有跑到新疆去。写的时候和《中国在梁庄》保持一致，比如一个家庭，写过一个在家的，就接着把在外的人写出来。这是基本的过程。” 探访青岛：光亮堂叔的电镀厂生活 和张彤禾写《打工女孩》不同，梁鸿写梁庄，有一个基本立场：梁庄也是她的故乡，所有梁庄人都是她的乡亲，“我们是同一条河流里的人”，她经常这么说。这让梁鸿拥有一种非常人性和充满情感的视角。 梁鸿有一个堂弟，叫小柱，在青岛的某个电镀厂打工，去世了。小柱死后，梁鸿的堂叔光亮和堂婶还继续留在电镀厂工作。她一直想看看那个电镀厂是什么样子的，就去了。 电镀厂轻易不让外人进出，光亮堂叔求了人情，才把梁鸿带了进去的。梁鸿说自己一进去就感觉“非常震惊”：“工厂非常简单，是敞开的，里面雾气蒸腾，我在书里用‘幽灵’这个词来形容，因为你只能看工人们的半边脸，他们呼吸的空气都是有颗粒的，污染程度超乎想象。”梁鸿说，绝大多数城里人包括她自己，在此之前都不知道“电镀厂”到底是干什么的—虽然城市生活和此息息相关。金属被氧化之后才能镀到首饰上，这个过程中需要把氰化物溶到水里。氰化物是剧毒，极少的剂量就会毒死人。 堂叔堂婶在电镀厂工作了近十年，她认为他们已经轻度中毒：“他们的脸是往下垮的。”她曾经问过堂叔，为什么不戴口罩作业？堂叔的回答是：“车间里温度高，又湿润，戴个口罩非常憋气，呼吸不上来……老工人，都不戴，习惯了……干这个活儿都是慢性自杀，不是早死，就是晚死，早晚都是一死。” 死神早已光顾过这个家庭。《中国在梁庄》里，梁鸿写过一个11岁的调皮大王宝儿，在河里淹死了，那是光亮堂叔的大儿子。这一次，梁鸿在堂叔家住了7天。白天，堂叔从来不提死去的大儿子，但他晚上睡不着，会絮絮叨叨地反复诉说，听到宝儿的死讯如何像听到了晴天霹雳，不敢回梁庄看一眼，只有让家人赶快把孩子埋了。之后两年，夫妻俩根本不敢回梁庄。 这一叙述成为在整个探访过程中最令梁鸿动容的细节。她开始为堂叔的心理状态担忧：“白天他从来没有提起过（儿子去世），但你能说他不悲伤吗？悲伤的海洋在心里面翻腾，没有人让他诉说，没有机会诉说，但是他的痛是存在的，是被日常的风景忽略掉的。”梁鸿所指的“日常风景”，是电镀厂工人们机器人一样的生活流程：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此外就是吃饭、睡觉。 “富士康跳楼”一度让人们关注工厂打工者的生活，但当新闻淡化，讨论随之终止。梁鸿记录这家电镀厂是“没有新闻热点”的，但工厂现状已足够触目惊心：“一个工人，正常工资是每个月1250块，这是最高的，一般工资是每个月950块。他们只能依靠加班再挣点钱，朝七晚九，一个月才能挣到2000-3000块。他能散步吗？能谈恋爱吗？能聊聊天吗？每天晚上只有赶紧睡觉，早上6点钟又要起来上班。工人像机器上的零件一样，是非人类的存在。无论是老工人还是年轻的农民工，都是这样。这是在青岛让我最痛的一个地方，我流泪了。” 从物质到精神全面崩盘 梁鸿曾经在《中国在梁庄》里记录过一件荒唐事，被读者评价为“耸人听闻”：一个沉默寡言的18岁少年，某天深夜杀害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然后用两分钟的时间强暴了她。迫于舆论压力，警察在村里四处调查，逼疯了一个人，村里一时鸡飞狗跳。当警察找到这个少年时，他冷静地收拾好文具，好像一直在等这一天。梁鸿试图借此寻找少年犯案的动机：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缺爱、压抑、没有性教育。 因为有“耸人听闻”的评价，采写《出梁庄记》时，梁鸿一度想拿掉书中一个“更离奇”的事件，但最后还是放进去了：“我跟这个女孩儿在一块儿，只有一天时间，但我的情感真的像过山车一样，没有办法控制。” 女孩去年9岁，被邻居老头强奸了。梁鸿的嫂子是乡村医生，发现了这件事，和梁鸿一起把孩子逮到县城，找医生朋友检查。这个小女孩并不聪明，甚至“迟钝”， 9岁才上一年级，考试经常不及格。医生反复问她“为什么不告诉奶奶”？小女孩回答：“我怕我奶奶伤心。”她说因为自己的哥哥调皮，奶奶天天生气，所以自己不能惹奶奶生气。 “当时我正在录像，一听到这个，眼泪哗哗地流出来，觉得心脏狂跳。一个9岁的孩子，情感还不是那么敏锐的，但是她自然地考虑到不想让奶奶伤心，所以才不跟奶奶说。但她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对她以后的生命有多大影响。”梁鸿说。 几经考虑，梁鸿决定把这件事记录下来：“生活就在你面前，你在家坐着，它就存在了。如此的普遍的残酷，你没有办法回避。最终我还是又把这件事写上了。我觉得这就是梁庄。”能出走的人们都出走了，留下一个从物质到精神全面崩盘的村庄：“道德败落。整个村庄在那样一种空虚化后，从各个层面衰败、下坠，让人觉得触目惊心。” “我终将离梁庄而去。”梁鸿最后在书里写道。她这样解释这句话：“这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仅仅因为软弱或者羞愧，是你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生活。面对这样灰暗的普遍存在，你特别想逃跑，有非常多复杂的情绪。” 当代对农民工的叙述“太符号化、太具观赏性” 时代周报：当下中国，“农民”所承载的含义是否已经变化？ 梁鸿：上个世纪，在中国开始现代化之初，农民已经被贴上标签了：农民不是对身份的一个表达，而是贫穷、不时尚的代名词。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农民变得格格不入。社会急速发展，一定会抛弃一些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人用歧视性的眼光看待农民。这是非常大的问题，需要社会共同努力改变。要把农民作为一个正常的群体、职业看待，而不是低人一等的、落后的、愚昧的、要被抛弃的。任何时代都需要农民，中国现在的农民身份是被户口决定的，其实很多年轻人根本没有干过农活，怎么能说他是农民？ 时代周报：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及他妻子张彤禾的《打工女孩》，都记录了中国现实，但他们都是“局外人”，而梁庄是你的家乡。这会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 梁鸿：何伟的两本书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打工女孩》最近很多人都提到，我看了一些片段，但没有看完。不管从哪个角度来写打工和农民进城，都是一个角度。《出梁庄记》也只是一个角度。 有人说《打工女孩》太外部了，我倒不愿意这么说。好几本书在一块儿看，就可能是相互补充的。何伟从外国人的角度看中国生活，带来陌生感，有内部的人所忽略的东西，很好地呈现了中国的某些细节。如果是中国人写，就不一样。我常说，我跟梁庄在一条河流里，随着波涛汹涌一起沉浮。 当代对农民工的叙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同时也太符号化、太具有观赏性了。如果一个作者，能踏踏实实记录一些生命，能从自己的角度理解生活和生命的状态，都是非常好的。 时代周报：张彤禾在《打工女孩》里记录了一些为改变个人境遇而往上奋斗的女孩。农民工真的有奋斗空间吗？ 梁鸿：不可否认，肯定有人能奋斗上去。比如我在东莞见到过一个女孩子，她在工厂做设计师，一个月有四五千的工资，她的空间就稍微大一些。但普遍而言，农民工在职业上没有生长状态。 如果一生都做工人，只要有尊严、能获得相对充分的生活资料，那也是值得骄傲的，是挺棒的事情。现在的情况是，农村人做工人，一天加班十几个小时，没有任何自己的生活，连结婚都不敢。一个年轻工人的工资，根本无法让他获取水准线以上的生活，这才是问题。其实，上升空间在任何社会、任何单位里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小的，更大意义上的一种改善才是更需要关注的地方。 时代周报：年轻的打工者和年老的打工者，在状态上有区别吗？ 梁鸿：大部分中年打工者对梁庄还是很有感情的，梁庄还是他精神的中心。对年轻人来说，梁庄是他的家，但感觉没有那么真切，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是一个踏实的、具象的、有物质形态的家。年轻人说“我的家”，只是他在外面混不下去了，觉得梁庄还有个房子可以回去，实际上他们对梁庄的感情比较模糊。他们是城市、农村两边不靠，很迷惘的状态。 时代周报：年轻打工者进入城市的阻碍在哪里？ 梁鸿：首先是工作条件。他们工作的回报率非常低。其次，城市物价太高，各方面消费、生活资料的获取都是很难的，那么高的房价，白领都买不起，更不要说打工者。他们的工作时间也太长，比如在工厂上班，从早到晚，就一直在工厂里活动，对城市并不了解。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们迁徙起来很容易，因为哪儿都一样。不像我们，在城市里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人脉。年轻农民工很难在某个地方扎根，过相对稳定的生活。 时代周报：你的书里提到很多现实问题，有人会问解决方案在哪里？ 梁鸿：解决方案是更实际的事，需要跟政府商量。《出梁庄记》尽可能做到在故事和风景背后进行比较大的思考。比如现有的城市景观，我认为是主旋律式、大道式、高尚式的发展，忽略了农民普通生活、卑微生活的存在性。政府驱赶三轮车夫，就驱赶了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不能共存？你越驱逐，他越犯规。其实在描述这个状态的时候，我已经暗示了某种解决方案，要换一种思维重新看待问题。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担心过，其实真正掌握话语权的人看不到书里描述的那些景象？
梁鸿：对，但是能够改变社会的、真正去做些什么的，也恰恰是这样一群人。农民在历史上始终是个被动的状态，今天依然是。首先要让掌握普遍话语权的人看到这些事情，再做些什么事情。但这个过程中你要告诉农民，要让农民争取他们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也想过，如果打工者能看到这本书，我会特别欣喜。但我也会担心，他会不会从此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我也许给他平添了一些悲哀？这很残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