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看了崔文华写的一篇《印度，是穷人的天堂》的文章，很有感触。其中提到印度地方政府为学习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也想在自己国家建立“经济特区”，但是在征用土地时因为是无偿征用农村土地，则遭到了穷苦农民的集体抗议，印度农民抗议的结果是：使印度经济特区建设暂时搁置。
我想，此事在印度绝不会没有下文，印度总理到中国来就是要学习“特区经验”的。而且，印度一定会从建立经济特区或建立经济开放区的起步阶段，就走出一条有偿征用农民土地的发展道路。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学家在回顾30年改革开放成果时，是否应该感受并且承认两个事实：
一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已经富裕起来的人群和城市必须有一种感恩思想。要感谢中国农民的忍耐和宽厚，他们在土地被征用时多数只是要求分给适当的招工指标；对许多政府开出的土地征用“白条”，农民们不是饥寒交迫和走投无路时，并无任何反抗表现。
二是中国多数穷人之所以穷，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创造财富或不想创造财富，而是前30年为了尽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各地政府给予不同人群的发展机会极度不均等。比如，失地农民出让土地的价格是：每月100－200元生活费；政府转卖给土地开发商的价格是：30－60万元不等；而开发商则可以把地价炒至每亩300万元以上不封顶，如果是建房出售，实际平均每亩地价可以更高。在这样的经济链条中，政府可以针对农民的失地损失“限价”补偿，但政府对开发商出售商品房的“限价销售”则是很难做到了。
看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新统计：在城市居民中，有10％的最富裕群体所占居民财富总量达到45％（近一半），有10％的贫困群体所占居民财富总量仅有1．4％。
上述两个数据已经可以推算出第三个数据，即还有占80％的城市居民，他们占有的居民财富总量是53．6％。我们把“总量”简单表述为10000元。那就是：城市中最富的1人占有4500元，最穷的1人只有140元，还有5300元是分给另外8个人的，每人665元（实际上在80％的人群中贫富差别仍大于10倍）。这些简单的数字，都是铁的事实。
对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调问题，经济学家们不要再用西方现成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了。只有“市场容量”的理论能够做出彻底解释。市场容量是由使用价值需求总量和可支配货币总量两大因素构成的。仅有使用价值需求没有可支配货币的消费群体，是贫困的消费群体；仅有可支配货币没有使用价值需求的消费群体是十分富裕的群体。我们把这两种现象均称之为因消费要件不足而不能实现的市场容量。使用价值的需求层次与可支配货币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均衡，就会出现消费领域和投资领域冷热不均现象。市场容量如果出现全局性的结构失衡，必然导致全局性的经济结构失衡。
党的十七大关于首次分配注重公平和再次分配更要注重公平的大政方针是十分正确的。在这种形势下，少数经济学家仍然搬着过去的理论只强调少数人进一步发展的愿望，这将对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经济学家要用创新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奇迹。要看到：中国经济不同于西方经济的高速发展现状，主要得力于执政党在过去30年基本坚持了致力于13亿人奔小康的大方向。如果我们只看到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曾经创造的资本效率可歌可泣，而不能及时调整13亿人的发展机会，仍然是只给已经富裕起来的人像过去一样的优惠和机会，中国经济就会很快失去最广大的市场容量，失去拉动经济增长的客观原动力。
资本数量占有权无论姓公还是姓私都不是衡量姓资姓社的标准。只有资本效用所有权是否服从经济发展各阶段的最大市场容量来分置，才是衡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唯一标准。印度总理到中国来，声明要学习中国，说明今天世界各国在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其资本效用制度都在进步、并且两种制度在相互融合（当然，因为基本制度不同，中印两国经济增量仍然会出现很大差别）。作为已经有了先进基本制度的中国，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仍然以为中国只需要“资本效率”不需要“社会公平”，那结果就是：少数人从微观层面可赢得长远效率，而中国将会从宏观层面失去最强劲的经济发展原动力。届时，最好的局面也只能用国债和赤字来支撑经济增量。这样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一个词汇，叫作“拉美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