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印度的印象,最初是电影,那独特的音乐,别样的故事一看就知道是印度的;后来就是印度的汽车。当历史翻到近代这一页,现代化成为全球的话题,成为全球的事实，也成为全球的问题,而极具现代的汽车在印度，确是再好不过的西印结合了,现代的汽车被印度人装饰成为一个花车,那么有想像力,又那么具有民族特色,除了巴基斯坦,再没有第二个国度了,当然巴基斯坦和印度一度其实是一个国家.当然还有印度的火车，整个火车，里里外外都爬满了人。从那一刻起，就觉得印度这个国家不一般。20年过去了，印度的发展让全世界人刮目相看。今天在所谓的金砖四国中，世界最看好印度那是有原因的。 好生恶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人的天性，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这样，除了像太平洋岛国瑙鲁那样要求并入它国一点前途都没有的国家，哪一个国家不想追求更高的国际地位？新加坡小得不能射击，把军队寄放在别的国家都有所图，况大国乎？日本是小国，但是经济力量强，当然不甘为小；以色列土地小，但是军事力量强大，也不甘为小；印度论土地，论人口，资源，经济，都不弱，怎能甘心做一个南亚二流国家呢？ 仔细观察地球仪,从东亚和南亚的角度看，印度基本上都处于中心位置；从全球海洋位置看,印度也并非边缘,尤其扼印度洋咽喉,战略地理优势明显。所以近代独立以来，印度一直谋求独立外交和大国战略。尼赫鲁在1954年11月13日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如果我们以国家为荣，我们就必须自己站稳脚跟，根据我们自己的思维和思想行动。如果印度盲目跟从美国模式，或者俄国模式，或者中国模式，或者英国模式，我几乎不敢想象。这并不是说我不尊重美国、英国或其他国家的模式，我想说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思想和信念行动。” 印度是文明古国，2300年前就有国家战略理论。古代印度孔雀王朝第一代君主的首辅大臣考底利耶，根据印度佛教“曼荼罗”精神构建起自己独特的国家战略体系，并有著作《政事论》。 “曼荼罗”是佛教密宗术语,用到战略上意指一系列的圆圈或圆环，在各层圆圈中，一个国家最直接的邻国总是被视为敌人，而紧接着的外圈即敌人的邻国被视为朋友，依此类推。如在今天的世界版图里，第一圈当然是印度自己，第二圈包括印度小的直接邻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第三圈包括巴基斯坦（惟一敢挑战印度地区军事力量的次大陆国家）中国（印度在亚洲最大的对手）俄罗斯及中亚诸国（印度亚洲地缘政治圈甚至世界范围内的最好朋友和伙伴）印度洋地区构成了第四圈，(印度相信它既为印度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最后一圈则包括更远的强国和世界上的其余国家。 首先分清敌友,然后考底利耶由此给出欲成为一个帝国可能选择与它国关系的六种方案：第一，和平共处（Sandhi）：当一国处于劣势时，应谋求与强大的一方协调和共处；第二，战争（Vigraha）：实力占优的一方应发动战争；第三，中立（Asana）：认为敌人无法伤害我、同时我也不够强大到足以摧毁敌人时，应维持中立；第四，进攻（Yana）：拥有进攻所需的手段的国家应对敌人发动进攻；第五，联盟（Samsraya）：缺乏防护自己所需的实力的国家，应寻求他国的保护；第六，双重政策（Dvaidhibhava）：与一国实现和平，而对另一国发动战争，以实现其目的。 “曼荼罗”理论不仅提供了一个判断敌友的基本标准，更关键的是，它还提供了一个整体战略观。基本符合现代国际关系战略诉求策略，当然也符合弱肉强食策略。因此印度在以下几重关系方面，历来的政治家都拿拈得比较稳：（1）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2）印度与亚洲新兴大国中国的当前和长远关系；（3）印度与北部大国俄罗斯的关系；（4）印度与美国的关系。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说：“在新千年来临之际，仅当印度彻底检讨国家安全的防护措施，明白无误、专心致志地明判和促进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下定政治决心惩罚那些力图损害印度安全的国家，以及以一个负责任、可依赖、值得信任的国家行事时，印度才能有效地应对面临的各种挑战。印度必须采取全部的四种方式——多边主义、地区主义、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来追求其国家利益。”印度最近几年来，确实在与周边各个圈的国家周旋中，实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 印度也不缺乏正义和平的外交思想。印度从独立以来，有甘地思想的浸润，始终在摸索属于自己的道路，对现代化和工业化都采取审慎的态度，讲求“用以实现目的的手段像目的本身一样重要，目的与手段二者都要遵从伦理的法则”，即用正当的手段追求正当的目的的法则，也遵从古代印度教“潘查希拉”的观念，即和平共处思想来处理世界事务，但是，冷战时期事实上的依附苏联，冷战后事实上的依附美国，独立的外交策略和实践事实上一天也没有在他们的国家战略中有所体现。并且由于受到国际体系特别是南亚区域体系的诸多制约及冷战和冷战以来大国的挤压，以及国内结构性困难的重重束缚，印度从不曾以一个急迫的挑战者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印度前国防部长K.C.潘特就指出，在追求大国目标问题上，“印度需要的仅仅是等待其他国家对印度大国地位的理解和认同。我们意识到，这种态度上的改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做到。然而，我们乐观地认为（它们）注定要发生。”可以说，这番言论就是“有限的挑战者”最经典的表白。在这一点上和中国坚持的外交有很大差别，注定影响印度只可能成为一个二流国家，而不是一个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强国。 印度是人口大国，超过10亿，仅次于中国居世界第二位，约占世界人口的16%，并将在2030年左右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将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印度从独立以来一直重视教育的发展。当年尼赫鲁总理就曾指出，印度要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振兴，就必须加紧人才培养，必须依托高科技的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就仿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投入巨资在全国陆续建起了6个"印度理工学院".由于政府对科教事业和人才培养前后一贯的重视，如教育经费投入比重始终名列发展中国家前茅，所以，印度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在校大学生总人数比中国还多，科技人员的总数仅次于美国，占全球第二。目前，在美国硅谷和华盛顿地区的信息技术人员中，有40%是印度人或印侨。虽然，从人口素质对比上看，印度落后于中国，但是，印度国内外都有着丰富的技术人才储备，有着巨大的人才资源优势。随着这种优势的不断释放，毫无疑问会对印度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 正是由于印度一贯重视教育，重视教育的超前发展，历史进入21世纪，教育之树终于结出鲜果。在人才密集的计算机软件业的带动下，印度新经济产业如信息产业近10年来迅猛发展。印度迅速崛起的新经济产业已成为推动印度经济近年快速增长的巨大动力。目前印度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计算机软件开发大国。根据印度《商业标准报》2000年公布的印度大公司的排名显示，近年来新经济产业，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在印度经济结构中占有突出的地位。1997年，印度50家最大公司中没有一家属于信息技术产业，1999年有3家信息产业公司进入印度10大公司之列。到2007年，初刚铁集团塔塔企业，著名公司基本让位于软件企业。显然，信息技术产业的繁荣给印度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的影响，信息技术革命给印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不少专家学者都认为，印度具有成为今后半个世纪世界最成功的典型之一的发展潜力。
因为教育的发展，印度的服务业在全球也是极为发达的。加上印度有一段英国的殖民统治，国民有英语基础，更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 印度是文明古国，也是宗教国家，国民大多数信仰宗教，构成了独特的印度文化，宗教一以贯之，较好地解决了文化的传承问题，不像中国一样，现代以来，对传统破坏太过，有点迷失。印度文化在世界上曾经产生过巨大影响，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印度历史上曾先后产生并流行多种宗教，其他主要的世界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等也拥有广泛的信徒。印度有数以百计的民族和众多的部落，这些民族和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当然也有宗教信仰。印度文化就是在不断吸收异族文化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呈现出举世罕见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此一特性和现代性具有天然共性，对多元文化并不排斥。兼容并蓄极为容易。 然而宗教文化是双刃剑，尤其是21世纪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恐怖主义遍地开花,印度的恐怖主义事件虽然没有邻居巴基斯坦多,但是也不少,动辄死伤上百人的恶性事件时不时发生,外部恐怖势力插手印度事务增多.印度本身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也比较突出，各帮之间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加上这一矛盾和农民问题绞在一起，问题比较复杂，消耗国力必多。 印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种姓制度。这种制度将全部人口划分成相互排斥的、具有界定明确的、并且是可以继承的社会职能的不同群体。在这种制度中，最高种姓是婆罗门，他们原来是由社会最上层的祭司们组成，他们仪式性的纯洁不容被体力劳动所玷污；其次是刹帝利或武士种姓；再下面是吠舍或商人种姓：处在最低层的则是首陀罗或农民种姓。除此之外，在印度还有一大批不能进入种姓系列的阶级，他们就是那些从事卑贱和肮脏工作的贱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印度的这种种姓制度是刚性的，即不同种姓的成员相互之间不能通婚、不可在一起吃饭，也不可以有任何的社会交往，由此产生的后果便是阶层或者阶级划分的凝固化，以及社会地位和职业的自然继承。 种姓制度已经存在上千年，对社会影响巨大，它会削弱人们开展经济活动的动力。因为在种姓制度下，当人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甚至是没有机会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及其对于财富的占有，那么人们就会失去工作动力而走向宿命论；它也会削弱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基于同样的原因，那些在种姓制度中处在底层的阶级、特别是那些无法进入种姓系列的贱民阶级，就根本不会有动力对自己和家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因为在阶层划分呈现刚性，职业完全是自然继承的制度下，或者换句话说，在下层居民的就业与接受教育不相关的情况下，人们投资于教育的结果并不能产生任何收益，所以任何具有经济理性的下层居民都不会对没有任何收获的教育进行投资。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印度人口中的识字率很低，文盲率比起中国来要高得多，这就决定了印度底层劳动者的行为能力必定要比中国低得多，以致印度虽然能够参与国际软件分工，但是却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制造，同时也决定了印度的企业为何在成长到一定规模以后就必须到海外市场去寻求机会的发展逻辑。当我们把以上两个方面的影响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的种姓制度为什么必将成为印度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因为种姓制度既会导致普通劳动者缺乏财富创造的动力，又会使得大部分底层劳动者缺乏财富创造的能力。 现在看来，种姓制度要在印度废除还要时日。因为印度人普遍笃信的“转世说”，“转世说”告诉人们，只要在今世兢兢业业地完成他们被分派的工作，那么他们在将来就有希望获得一个更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今天的印度有75%的人口还生活在种姓制度尚未被触动的农村，这一问题注定是定时炸弹，并且其爆炸还要假以时日，而这个时间越长，对印度越是不利，影响印度大国战略意图的实现。相反中国的农村在减免赋税之后，在新农村建设后，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 中国从“三农”问题摆上桌面，到为三农松绑，在到今日的新农村建设，历时半个世纪，三农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城市化步伐也极为成功，这个庞大的国内市场一天天在成熟增长。但是印度还处在土地革命前期阶段。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2。4%的地主占有22。8%的土地，农村74。5%的农民是少地、无地者。这就意味着印度在短时间内不像中国那样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民的城市化问题，印度发展的高科技和服务业，这不利于解放农民。前一阶段，大约30000多农民徒步600多里到新德里示威游行，抗议商业发展剥夺农民手里仅有的可怜的一点土地。 土地问题和种姓意识交织在一起，印度的三农问题确实任重道远，宗教势力的渗入，更使问题复杂化。 今天的印度政治结构是所谓的民主体制,实际上还是英国殖民统治制度的延续。英国殖民者为了缓解印度人民的反抗，从直接统治逐渐过渡到了汉奸政府，扶植了买办阶层和地主阶层，成为榨取民众利润的食利阶层。印度独立以后所建立的政府，并没有有所改变。今天的这个阶层在议会中拥有相当的席位，这使他们处在政治上非常稳定牢固。相反政府在“票数”面前，却成了“弱势群体”。结果是印度独立以来几乎所有有利于国家和广大底层群众的重大决策，比如尼赫鲁提出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相关加强国家控制宏观经济力量、削减剥削阶层、消除贫困等决策，以及英迪拉8226;甘地及其后继人拉吉夫8226;甘地在其执政期间不惜用激进的另组国大党的方式贯彻尼赫鲁的社会公平思想、在经济领域全力推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限制富人的政策，在议会中几乎全被搁浅或在执行中被虚化。在印度决定国家命运的不是占多数工农的利益而是代表地主、民族资本家和买办资本家利益的议员、阁员乃至被各利益集团操纵的选票。半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不但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相对于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也使得革命成为不可能，土地改革在遥遥无期的境况下使国内市场萎缩，有限的生产和贸易转向国外。所以印度农民以及社会下层的长期贫困化是不可能靠现在的政府有效解决的。但是时间是最好的武器，随着GDP的逐步增加，三农问题也会逐步解决的，这要没有外部干扰因素。一个以农民为大多数的国家，想不经过土地革命的激进手段而走城市化道路，不引起社会震荡是不可能的，而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经不起这样的震荡的。好在印度如今的环境还可以，资源存量还比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