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报 从西班牙《起义报》的一篇文章说起



    从西班牙《起义报》的一篇文章说起

  “中国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出口型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以上。从1992年至今,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一直是大量的外国投资。受到较低的工资水平和工业用能源价格的吸引,许多跨国公司纷纷将生产转移至中国”

 起义报 从西班牙《起义报》的一篇文章说起
  “中国经济失衡的程度之深,已经达到了一旦增速放缓就会造成严重威胁的地步。主要的失衡表现在巨额贸易顺差上。第二个失衡在于通货膨胀。

  专家们开出了合适的处方,即刺激国内市场的增长,使之逐渐取代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诚然,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已经造就了一小部分具备一定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但是,中国的国内消费总量非常有限。美国的国内消费占到GDP的70%,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为36%。

  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并非这些关于国内消费的静态数据,而是中国近15年来显现在GDP分配上的一种趋势。《经济学家》周刊指出,中国的工资占GDP的比例已从1992年的54%下降到2005年41%,2006年这一比例甚至降至40%。作为参照,美国的工资占GDP的比例为56%。由此看出,中国的国内消费水平呈系统性下滑态势。

  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非但没有增长,还表现出了缩小的趋势。当然,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外国在华企业,都清楚发展国内市场的必要性,也非常乐于见到这种情况发生。但是,资本主义企业不是为了创造‘国内市场’而运行,而是为了效益。中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为改善工资水平留下的空间似乎并不充分。”

  这是安东尼奥8226;加西亚8226;辛德发表在12月11日西班牙《起义报》文章中的话。在此指出以下几点:

  (1)国内市场的增长离不开广大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的提高。但是很明白,当今中国的工资问题与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环境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以往管制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下,控制着公有企业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的,是社会的行政性的工资管理,那时候,利润率机制对于企业的运行并未起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

  但是,无论在那种社会制度下,生产的现实条件总是以某种方式支配着全部社会生活的。那么,以往管制式的社会制度下,限制着社会成员收入水平包括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提高的是什么因素呢?在相当封闭的社会环境下,除了新建企业类型的社会积累,勉强维持原有企业(各类生产单位)的简单再生产条件,就是当时的界限。实际上,这也是其他类型的社会得以基本正常运行的底线。

  现在的社会整体环境大不相同了,利润率机制从根本上制约着企业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这一点讲,确实,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是有非常重要的类似之处的:“资本主义企业不是为了创造‘国内市场’而运行,而是为了效益。”因此,仅仅有良好的愿望,并不能保证我国企业劳动者工资的较快提高。首先,如果我国企业的整体效益状况依旧较差,全社会各产业部门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也就难以做到。——目前我国企业的效益无疑有了显著提高,众多的私有企业如此,举足轻重的国有大企业同样如此,这是工资水平普遍提高的经济条件。而从国民经济整体看,工资的普遍较快提高则是劳动者素质、能力得到提升的基本物质条件。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普遍的高度的创造力包括技术创新自然也包含于其中了。相反地,如果大批劳动者的工资仅够维持低标准的必须的生活条件,其子女不可能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上述一切又怎么可能成为现实呢?

  (2)但是,从单个企业资本的经营角度着眼,尽量维持较低的工资,是其自然的选择。还不仅仅如此,无法否认,我国的私有企业中的相当大部分,其实际层次还比较低甚至相当低。早在19世纪,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的《资本论》所揭露的早期资本主义的野蛮的血腥的剥削方式,不是仍然时不时地可以从中国的社会新闻中听到和看到吗?即使是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也程度不同地带有野蛮、原始成分。

  是的,高度竞争性的、资本为主导的商品经济,是必经的社会经济形态。上世纪各社会主义国家管制型的、日渐丧失生气的经济制度,是从反面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必然性的社会经济形态中的野蛮成分,虽然在社会的发展中终将被清除,却并不是自行消失的,而是人的主动行动的结果。这时候,宏观调节和公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真正有了用武之地。

  当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经济部分的经济效益尚比较差时,企业的工资水平的提高自然将受到限制,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公有企业的效益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在积累之外,尽快提高企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是顺理成章的事。切不要忘记,从根本上讲公有资本与劳动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公有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这是可以也能够体现于宏观政策中的,否则的话,人们又有什么必要如此看重社会的经济形式呢?归根结底,真正富有竞争力的公有经济的形成和成长,是为新一代的劳动者创造了争得自己利益的现实条件,但这是具有主动精神的劳动大众的实践结果。

  至于提高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各种具体问题,自然随着现实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普遍的强制性的社会保障、适时调整最低工资额、发布指导性工资额、严厉地处罚企业(企业主)违反劳动法的行为、严厉依法惩处企业主严重伤害劳动者人身权利的行为、工会在劳动者工资的博弈中的关键作用(工会成员必须是相关劳动者利益的真正代表)等等。

  (3)中国与美国在工资占GDP比重方面的巨大差别,上面引用文章中的动态分析一针见血。但从历史和基础原因讲,主要还是反映了中美两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别。换言之,造成各国的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巨大差别或较小差别的各种因素中,各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的因素。因此,从根本上讲,不是什么那些国家的工资成本高、那些国家的工资成本低。不然的话,为什么正是工资成本最高的西方发达国家赚钱最多呢?国际劳工组织在其《劳动力市场关键指标》的报告中说,就人均全年劳动生产率而言,2006年美国仍是劳动生产率最高的经济体,遥遥领先于发达经济体中最接近的对手;人均小时劳动生产率,美国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也高居次席。当然,对于技术含量比较低的普通加工生产,一般操作工就能胜任,而这正是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快速转移、发达国家极力牢牢掌控需要高层次人才的研发中心的深层原因。研发中心是整体生产中的真正高端部分,成功的研发成果则是复杂劳动的体现。

  (4)我国直至目前巨大数量的低收入人口和贫困人口的存在、巨大数量的低层次劳动人口的存在,表明从国民经济整体讲,我国真要赶上发达国家,必定要经历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不妨以农民工为例。走向城镇的庞大数量农民工,当他们走出乡村从事非农产业的时候,实际就比原来普遍地提高了一个层次。但是,他们的大部分文化知识原就低,在非农产业中也往往是粗工。尽管如此,他们实际已经是城镇人口的一部分了,他们所在的城镇的产业已经不可能没有这一部分流动的城镇劳动人口了。而且,到了他们的子女一代,就会是较高素质的城镇劳动人口了,这是必然的大趋势。

  2007-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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