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 要理性看待这一拔物价上涨无论怎么看，这一波物价上涨都很理性，并非是市场在发狂。纵使不是玉米等涨价，猪肉等食品内涨价都是让人无话可说，农民一年收入才多少钱，平均三千多元依照中国的标准是富裕了，可是与国际对照就知道还是在贫人之列，农付产品涨价是调高其收入的最有效措施。对比国外农付产品的工业品价格，就很容易发现中国有意制造的剪刀差是农民贫穷的最基本原因之一。如果剪刀差不消除，农民治富就无望，农村就发展不起来的。居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人口富不了，何谈共同富裕？中国又能在富强的道路上走多远？中国社会的稳定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上，以农民的极低收入来保障城里人最低的生活开支（包括民工提供的各种服务），使其可以在很低的工资下生存下去。如果中国的农付产品价位向国际社会看齐，城里人的支出就要大大增加，不高兴是肯定的了。城市的人不会去想农民收入的增加最终会增加其的消费，传导回来其使其的收入得到增加的。老百姓只会顾眼前的利益，最主要的原因是尽管知道农民会增加消费，但农民要消费的产品太宽广，未必就能使自己直接受益，所以最好的选择是利益不要损失。宁可不要可能潜在的增加收入，也要避免明显的损失是市民一贯态度。但身怀全局，站在高处的政府应该看到农产品等价格上涨对我国而言正面意义极大，所以政府要沉住气，冷对物价的上涨，要为农产品涨价主动的放行，政府如果把其当作头等隐患，刻意打压，必定阻碍了市场的自动调节，也不利于农业发展。我国农村经济之所以老是发展不上来，就和政府的这一极不道德的心态有重大关系。一项产品由于饱和生产导致价格低落，从而使收益降低，市场的理性就会使相关产品价格下降，从而引发供给减少，如果供给减少到一定程度，价格就会反弹，使得供给因为利润的增加而增加，量的增加最终又会使物价下降，物价就在这样涨涨落落中来实现平衡的。市场本来可以自动调节，但在我国，由于市民的政治影响力远远大于农民，所以政府总是蓄意的阻挠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我们看，今年香蕉价格大跌，蕉农叫苦连天，政府是无动于衷，而猪肉涨了上来，政府就急得跳脚，试想，今年猪价大涨，必致来年价格猛跌，到那个时候，政府如何表现呢？如果政府抑农的姿态不变，剪刀差不除，中国农业是不会有前途的。由市场可以解决的，政府没有必要插一杠子。将物价还是交给市场吧，要把有限的精力用到本职工作上，解决份内之事。一些物价上涨，为何引来社会的如此大的愤慨？实际上它说明的是民生福利事业没有到位。所以发展民生，弥补低收入者才是应对物价上涨是根本之计。我们看这一波物价上涨乃是国际现象，为什么仅有中国感到恐慌？就是因为中国在这一块没有跟上。在一个现代的国家，福利民生不搞，一旦物价上涨，老百姓就会怨气一片，因为总有低收入者，物价的上涨是不均衡，必然使相当多的收入跟不上，因此面对开支扩大就吃不消，所以发展民生福利，救济贫困，扶助弱势，使困难者得到适当生活补助，使收入低下者有能力增加收入，乃是对付通胀的第一措施，也是政府的应尽职责。如果政府没有这份仁慈之心，尽到这份责任，那么物价上涨，那可真的是一头让统治者心惊肉跳的老虎了。不是去做该做的事，而是试图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紧缩经济，那么，量的萎缩必致资本外溢，工人大下岗、企业大破产、银行呆帐死帐成万亿的产生、农民普遍收不抵支、民工被强行遣送回家，李总朱总导演的这些镜头就要重新回放，这将会引发多么大的社会动荡可想而知，这要远远比猪肉涨钱给社会带来的危险要大一千倍，一万倍。 二 反通胀绝非良策不知是哪位专家为中央出的主意，竟然使中国的经济大方向发生了大转变。如果中国在其它方面发生大转变或许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不过在经济上要是如此转向，未免的是，中国经济要载大跟头。因为从宏观上来看，适当的通胀，对处在发展阶段的中国才是真正需要的。1 有效的缓和升值的压力，为市场化的实现创造条件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当下中国许多经济议题都是围绕着如何对付人民币升值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采取何种方式，对我国最为有利无疑是决策者的追求所在。汇改方案很多，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不外两种，一是放手由市场决定，这样，人民币可以很快升值，但也可能升过头，又造成贬值的压力；另一个是缓慢升值，在政府的有意控制下，一点点的升，在升值市场认为合理的价位时再放开，交给市场。这种相对的方案其实都非良策，前者升之太快，出口企业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过来，必受到重创，而我国的巨额储备也随之缩水，损失巨大；如果取后者，实际上仍使人民币资产被低估，一方面仍使我国产品贱卖，另一方面就招之大量热钱来套利，海量的资金到处兴风作浪，这些以投机为目的的资金在将一些资产推动到高位之后，就会胜利大逃亡，从而人为的做空我国经济，制造混乱，引发大衰退。不幸的是，当局现在取向的就是后者。实际上，中国可走一条更安全更能维护我国利益的道路，来应对升值带来的危机的，这条路就是人为的贬值人民币，有意的制造一定的通胀，降低人民币的购买力，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推动汇率的市场化，完成汇率改革。这就是内贬外升，实际上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只不过由于物价上涨的范围还较窄，未能充分展现出来，而这条道路恰恰又是政府所要阻止的。但是，如果我国认可并选择这一道路，应该说是非常明智的。人民币自我贬底，实际上就是减缓其升值的压力，在有意的贬值人民币的情形下，去迎接升值，升值的冲动就大大弱化了，如果人民币不贬值，在老美有意的继续贬值背景下，人民币内在价值反而窜升，如此，上升的压力就更大。为避免给我国经济造成损害，你就要人为的进行控制，付出的代价更为高昂。主动的贬值，以通胀对升值，无疑将升值的坡度降下去了许多，对内贬一点，实际上就是对外升一点，不断的内贬外升，就会使二则的比价到达一个较为合理的位置。相对的动作实际上互相钳制，因为人民币正对外升值，所以人民币的贬值受到遏制，贬值的坡度也下降了许多，外升内贬持续到一定时间，市场的力量就会使其价格的波动平稳下来，届时，我国就可以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的管理，央行也不再强行结汇，政府就可将汇率完全交给市场了。
如果不主动的抬升国内物价，中国的损失将是更大。因为它意味外汇持有者可以用更低的资金购买产品，人民币升值之后，他们就可以赚取更大的差价；同时也会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更大，这就造成了另一种情况，即本来发行钞票应为币税，但是这些币税并没有用来为国家经济做贡献上，为民谋福利上，它被转化为外汇储备，当局不敢用之于国内，办点正事，因为它导致二次放款，所以它更愿选择花到国外。而由于这些储备主要是由央行掌握，所以就由政府来控制使用。由于经办者不是资产的所有者，所以无论投资还是消费，其效益都难免打了折扣，由于政府官员的冲动，发生巨大的损失难免，其结果就是以另类的镜头重复当年日本对外投资冲动而导致的巨大损失。想想这些年来我国动则不昔高价外购国外产品，从前些年小汽车、成套设备，到现在的飞机，火车，乃至核电设备，我国都是付出了远高于市场的价钱的。让人感慨的是，一些产品我国也能产出，而且质量并不逊于国外，为了能够实现高价引进，一些部门不昔有意的歧视冷落国产，使民族产业倍受打击。之所以要当冤大头，与我国外汇太多有莫大关系，当局要花掉这些钱，回避损失；而近来一系列的对外投资也是因为外汇没处花，而要回避汇率变动造成的损失之故。但是由政府主导投资，实在说不上高效益，从花上千亿美元买下美国的资产毒垃圾到对黑石投资失误等等，都说明中国的巨大损失是已经发生了，而且由于政府外投的热情正浓，这样的巨大损失可以说还要有一笔又一笔，中国自身的特色使这样有意的损失是无可阻挡，谁也挡不住，因为这笔资金是掌握在政府手中，为全民所有。中国政府可以冷对绝大多数国民的贫困，为了减少自己的责任，竟然厚起脸来将穷人的标准定在666元这样一个大大低于国际认可的线上，可以每月仅为民办老师发40元人民币的工资，它也要将对外投资的热情调得高高的，严然中国已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款，钱是怎么花也花不完了，所以胡造就有了客观理由。安知，这笔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币税的转换，是勤劳的中国人民多年来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实现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是收入没有提高而是换了一个形式集中到央行的结果。如果这笔财富再转回到国人身上，国民收入会有一个极大的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会有明显的提升。可见，有意升值对中国经济发展之害。如果物价适当抬头，则他们付出的代价更高，而含金量已经降低的人民币与外币的内在价值更接近，可以套现的价差更少，因此，以投机为目的的热钱涌来的动力就大为减少了。如果中国自我贬值的路线坚持下去，很可能的就会有贬过头的那一天，这样中国的外汇储备不但不再增长，反而日益减少。升值带来的困境就会随之化为乌有。可见，通胀可为升值降温，可以有效的化解升值带来的种种问题，从而使我国能有信心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汇率的市场化，实现与国际规则接轨。这条路内在的哲学智慧就是中庸之道，不走极端，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害取利，维护我国利益，促进经济发展。2 一定的通胀才能实现大众收入的提高德日，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二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使它们挤进了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民众收入世界一流，而中国的高速发展将近三十年，然看看产业状况，那是一地鸡毛，水平稍高一点的，老板都是老外；再看看人民大众的收入水平，依然处在第三世界，政府将穷人的标准定在年收入666元，穷人数量七千余万，实际上就是标准提高十倍，在现在物价水平下，也说不上能过上好日子。而如果提高十倍，中国的穷人数量就相应的提升十倍，七亿多穷人呀，世界上最多的穷人依然在中国。现在当局要抬升个税的起征点，将税基由1500元升到2000元，并说七成工薪族将被免去个税，由此来推，月收入达到1500元的工人阶级中，有七成是2000元以下，三成在二千元以上。这透露出什么信息呢？它说明收入超过二千元的只占超过1500元的三成，考虑到还有众多的月收入不到1500元的，就不难推出，改革发展这了这么多年，月收入二千元以上的绝对不到总的工薪族的三成。而统计又显示我国工人均月收入是二千多元，由此可想见，我国两极分化达到什么程度。有专家称两极之间相差55倍，老百姓对政府不满，社会很不和谐由此不难找到原因。改革必须让人民得利，发展必然要是人民大众的发展，不能仅限于少数人的发展。中国的亿万富翁据说已经超过了三千，这也应该是一件露脸的事，然而，大众的腰包依然空空如也，改革与发展与人民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是很危险的事。因为一旦改革与发展与社会主体疏离，就必为社会主体所抛弃，社会主体必转向能够实现自己利益的方向的。发展的果实一定要让予社会大众，大力提高社会大众的实际收入乃是政府要做的头等大事。而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通胀非但难以避免，而且是必须手段。正如在《与其紧缩经济不如自我瘦身》一文所说那样，如果要大面积大幅度的提高劳工工资，政府要为之做出牺牲。但是，单由政府来负担，也不现实，行政费用固然应该削减，一步到位却不可能，毕竟这是要政府拿自己开刀，难度多大可想而知，所以如果能一年削去三成，那就了不得，即便如此，也得要四五年时间才能达标；而要企业自己应付，那相当多的企业就要破产，如果这二者共同承担，当然能让劳工工资提升有了很大的空间，但是如果放手厂商适当提价，那就让工资提升的更多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我国，低收入者集中于农业、建筑，纺织、餐饮服务、部分加工业，而这些行业税收本来就不高，政府的让利使其成本减少有限，而这些企业（相当多的是个体工商户，雇少很少又无法通过扩大生产来消化成本的提升，比如众多的饭馆，服务业、蔬菜生产等，这些更多的只能通过提价来实现，否则投资者就无法生存下去。而这些恰恰对人民生活影响最大。这一拔涨价集中于这些产业，可想而知，要大举提升工资，相关商品还要上涨,也就是说政府企业社会都要做出牺牲，共同买单。现在统计的上涨幅度为6%，随着工资的上升，未来时期，范围更广涉及领域更多的产品价格上涨几乎不可避免。而如果政府刻意打压，予以阻止，那么要大面积的提升低收入者的工资水平就不可能。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政府从大局着眼必须为物价的上涨放行，容忍通胀。当局现在高调的打压起物价来，我以为，如果是减减口号，呼应人民对物价上涨的不满，那是有情可原的，但是不能真的顺着一些人的呼声走，真的打压起物价来。如果真的将物价当作老虎打，那么你只能选择升值一条路了，如果升值慢了，达不到应有的效力，快了，则对我国出口行业的经济竞争力必造成重创，同时，由于物价一涨就引起连锁反应，而政府有意的对准某些产品打压，使新形成的价格平衡打乱，结果使一部门的衰退引发多部门的困难，就象九十年代打压粮价结果使农民收入巨减，整个市场因而彼软。可见，政府打压物价只能是做秀，不可较真。虽然有可理解的成分，但仍是弊大于利，因为它给社会发出的是错误的信号，影响了个人及企业的正确决策。我想当局要摆出这样的姿态，或许在于这几年因为结汇而发出来的钞票太多，它惟恐在通胀导致货币贬值的心理作用下，这些海量资金大规模的冲向社会，从而给经济带来大的波荡，这样的担心当然不能说是无的放矢，但今日的情形与八九十年代大为不同，中国很难再现八九十年代那样的恶性通胀。其原因在于自身产能早已是严重过剩，需要大量出口才能解决市场不足，中国自身消费扩大，也不就是这些厂家出口转内销而已；厂家多元化，多数产品垄断不再；市场发达，从员人员众多，信息畅通，大规模长期投机无法持续，所以中国就是发生普遍的物价上涨，也就是一次价格的调整而已；如果再考虑到政府主动的让利，使得员工工资的上涨相当是政府收入的转移，那么，工资上涨的幅度就会高于物价上涨的幅度，人们必定收大于失。而对于超低收入者无收入者，政府又可以通过民生福利事业予以弥补，因此可以说，几乎所有人都会因此而受益。不过，对国有垄断部门则要当心，应该警惕他们借机发国难财。这些部门的产品的定价不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借机提价，市场无法阻止，它们多得了，社会上的其它部门利益必受损。但是对于已由市场决定价格的那些，政府最好不要干预，要将定价权交给市场，市场机制的本身自然将其限定在一个合理的价位上。3 有效的对付泡沫化危机的需要股市的与房产的泡沫化发展无疑是埋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两颗炸弹，一旦控制不住，一些偶然的因素就能引将其引爆，届时，中国经济必然受伤很重，正是预见到其破裂后会重创中国经济，所以当局才不惜挥起铁拳，欲与中国经济降温，。然则如果出手过重，就有将房市股市彻底打倒的危险，国民经济随之就会倒下一大片。出手过软，则阻挡不住不断被抬起来的价格，中国经济在泡沫化的道路上就会越走越远。中国政府陷入两难之中。实际上，对付这样的危机可有更理性，更稳妥的路子，这条路子内在的逻辑如前边所述对付升值危机一样，就是一手拉，一手打，如果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就是扩大分子，缩小分母，从而提高其实际价值,提高这些资产的含金量。如何凭空做大分子？对政府而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为货币注水，有意的制造一定程度的通胀。在通胀的气候下，居民收入必定提高，消费必定增加，经济活力必然增强，企业盈利的空间也必定增加。这样的经济气候下再来压低分母，挤去资产的泡沫，无疑容易的多。就股市而言产业是股市的根基，只有产业发展的空间扩大，增值的潜力才能发挥出来，企业才会有前途，而股市才能真正的兴旺。否则，就是将资金的口子开的再大，放入的资金再多，股市被抄上去的再高，也是无济于事，只能凭空增加危险。因为产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股市越繁荣，就意味着泡沫越扩大，离破裂的距离也接近。如何改善经济的基本而面，提高企业的盈利，乃是政府面对的真问题。如果实行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多发钞票，对央行而言是注水行动，但是传导到企业那里，却是业绩实实在在的扩大，企业业绩提升，市盈率自然就降低了。我国企业与国外同行的利润相差悬殊，当然有技不如人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是人民币价值被高度浓缩，所谓有很强的购买力就是说实际价值大大高于以汇率为标准而估的价值，7.3人民币能买到的东西比一美元要买到的多。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予以稀释人民币的内在价值，企业经营状况纵使不变，绝对利润也会提升。当然，社会大众手中的钱多了，企业提供的产品价格虽有所上升，但消费力量的增强使其在价格上升的情形下一样能售出更多的产品，也就是说人为的降低人民币的含金量，就能提高企业的利润，降低我国过高的市盈率。如果人民币价值的内在价值不被稀释，同样的资产，在我国盈利就很差，按道理在我国股市上不应该被估到很高的价位上，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气候下，人们在估价时往往参考国际价位，结果以国际水准估出的价位远远高于中国经济体系下的应有价位，泡沫就在这种视差之下产生了。要减少这种误差，最利于国人的措施无疑就是加厚人民币的流通量，提高人民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盈利，使国内资本的收益率更接近于国外。两个方向对来，一边要治理股市，挤压泡沫，另一边就需要提高产业业绩，扩大相关企业利润，提高资产质量，两个方向齐使劲，无疑才是最理性，给经济所造成的伤害最小的路子。如果不是从提高企业业绩着手，而单纯去从一个方向挤压泡沫，被抬的过高的股市意味着只有被打压的一条路了。国际上正常的市盈率为15至上20倍，而我国则是50至60倍以上，股市之泡沫有多大可以想见，要恢复到健康的水平上，股市需要受到多大的打击可以想出，这恐怕并不是广大股民所愿见，也不与中国经济要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所合拍。有了这样的预期，政府也是无法真正的去治理股市，挤压泡沫的，因为繁荣本来就是建立在欺诈上，那么将它的最基本生存手段取消了，还何谈繁荣与发展？泡沫经济就是建立在泡沫之上，泡沫如果被捅开了一个小洞，整个泡沫就有破裂的危险。这就是一治就死，一放就乱。所以对付泡沫，在挤压的同时，必须从另一个方向充实其。当然，单纯的通过注水来提高人民的收入，增加企业的盈利还是不够的，它更需要政府拿出更多的行动从质的方面来提升企业的水平，增加企业盈利能力，比如，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国民素质，提高科研投入，增强创新能力，提高行政效益，提升服务水平，以及适当减税、减息、减免诸多费用，反制垄断，打击特权，消除地方市场封锁，增强经济的自由度，以及更为大胆全面的开放等等。在改善基本面的同时再去挤压泡沫，让利好利空的消息一同袭向股民，那么股市就会顺着一个较为平缓的曲线实现着陆。挤压泡沫的手段包括从质的方面如体制上的改革弥补漏洞，促进制度的与时俱进，通过改革为过多涌向股市的资本开闸泄洪，让其能够流向更多的可投资领域，发挥出更高的效益；从量的方面而言，可以让上市国企减持，可以让更多的国企及民企上市来消化资金，如此等等。如果将挤压泡沫视同如上所说的分母，无疑，分子分母一同发力才能在振荡最小的情形下实现目标，一同发力使得针对它们的动作都不必过大，如果只着力一极，可想而知，大起大落的局面就难以避免。就房市而言房价过高已是造就了自身被打击的理由，不过，如同对付人民币升值和股市泡沫一样，你都不能单纯从一个方向出发来打压，如果在打压的同时，设法为房价的提升提供支持，那么就使房价不需要跌之过猛，也不必使价位跌的过低。除了极少数热点地区之外，绝大多数地区的房价需要压低的幅度很小，甚而一些地区房价不但不会下降，还要有继续上摸的空间。让中国的有钱人多起来，让更多的人实实在在的进入中产阶级就是对房产业最大的支持。有钱人多了一大块，居民的收入提高了一大截，意味着房价就不必跌的太多，跌的太猛，就能回到一个合理的空间。现在房价平均高于居民收入的二十倍以上，与国际认可的四倍至五倍相差很大，如果国民收入提高一倍，可想而知，我国房市的风险就下降一倍。当前有房族的平均月收入二千余元，家庭年收入五万，如此低的水平使高房价进入了险地，如果大力提高国民收入，使居民收入增加一倍，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真正有实力买起房子的人的数量也会随之而实现倍增，那么，房价就有了相当的支持了。要想达到这样的目标，就要实行较宽松的经济政策，容忍因为提高工资特别是低收入者的工资的提高而导致的物价上涨。和对付汇市股市危机一样，一手拉一手打应该是对付房市危机的明智之举。光拉不打，房价就会被抄的更高，而光打不拉，那么房产业就会有走向破产的危险，银行及相关产业都会陷入困境，失业率也会大增，国民经济因此而遭到重大的挫折。就打压房价而言，实质就是清除助推价格上涨中的诸多不合理因素。比如土地实行私有，由开发商与土地所有者直接交易，将政府从交易的市场中排除出去，除了公有土地外，政府不再插入到交易之中来，同时也要在最大程度上除去政府不必要的管理限制以及相关收费，减轻房产业的负担；奖励小产权房开发，农民房子可以上市流通转让，实现经营开发的多元化无疑有助于垄断的打破，有助于购房者有更大的选择余地，不必一定要选购高价房；接受美国次贷房的教训，银行应停止为低收入者融资购房，鼓励低收入者租房，对于高价房的支持有更严酷的条件，基本上不再支持；对热点地区的房价上涨，要特别关注，对二三线城市则不插手，让资金分散开向更多地区流动，如此等等。由于政府少扒了一层皮，由于更多的农家房参与流通，由于土地供给的多元化、市场化，由于资金的相对分散化，由于银行更为警觉，不再对低收入者提供购房支持，使得中国的房价必然受到史无前例的打击，在这个时候，政府不及时的拉一把，放任房价下跌，其结果就是房市的崩溃。为了避免惨况的发生，就在挤压房市泡沫的同时，从其它方面来提高楼房的成本，使得房价不致于跌的过猛。而增加成本的最好办法莫过有意提高建设费用。民工工资的提高，就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加房屋的建设成本，民工工资的提高，不仅仅意味着建设费用提高，也会导致建设装修材料费用的提高，因为民工工资的上涨必使其它行业工人的工资也跟风涨，相关厂家的成本就上升了，材料费用的价格也就提上来了。工资的刚性，有增无减，使得房产业在这方面的成本就涨了一大截，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由于制度的改革而导致房产成本的下降，房价的下跌因此就有了一定的阻力，避免了房产业陷入经济危机。从实质来说，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收入的替换，即让政府在这方面的不合理收入降下去，而让土地所有者农民，以及楼房的建设者广大民工的收入提上来，这样的一升一降无疑有助于理顺分配，切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所得的份额不缩小，广大民工的收入提高就会加剧房产的成本，这使得他们工资的上涨就有了相当大的阻力，对打压房价也极为不利；如果政府从大局出发肯于割让，民工工资就可以大提升，即不致于将房产成本抬得太高，而自身收入的增加，使得整个国民收入大增，使得有能力进入楼房一族的人更多，我国房产业的发展由此就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道路上。据估计，我国房产业的人工费用大概在每平米五百元上下，而政府的收入则占楼房成本的四成左右，以一平米五千元的价格来推，政府就拿走了二千元，建设商及民工仅是其的四分之一，可推知，如果政府收入降下一半，民工收入至少可以增加两倍，而总的房价成本却不上升。民工收入现在是每月一千多元，如果增两倍，即可达四、五千元，如果民工的平均工资都达到了四五千元，可想而知，社会上的平均工资会达到多少，而又有多少人可以实现住上楼房的梦想。 4 实际上，大众收入的提高，乃是对付包括房产在内多个领域发生潜在危机的最好办法。中国这么多人口，一人一天多花一元钱，一年就多消费五百亿，一人一天多花十元钱，一年就是五千亿，可以想象，中国人收入的提高，会在多大程度上扩大中国内地市场，这对激励经济的发展，对避免因人民币升值而导致出口市场缩小而带来的危机无疑有极为正面的意义。中国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发展，内地市场却总是无法有效的扩大，严重的困扰了经济的再发展，也使中国经济因市场过于依赖别人而风险重重，只有中国市场扩大，才能为经济的继续发展开辟新的空间，而且提供了更大的保障。当前我国，最主要的问题是低收入者太多，月均收入不到二千元的劳动者占整个就业人口的七成以上，低收入的收入水平太低，无疑是制约我国经济再发展的最大阻力。中国政府应该学习当年的日本，制定一个提升低收入者收入的计划，在二、三年内，使低收入者的收入实现倍增，最低工资不低于月一千五百元，低收入者平均工资不低于两千元，实现低收入者的收入倍增，让低收入者的平均月收入突破二千元，对中国而言，意义太大了。道德上让统治者大为增辉，大大有利于江山的稳固，大大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不说了，从经济层面来说，低收入者收入倍增，中高收入者因为自身能力更强，实际上相应的增加更多，这就直接的使我国消费市场实现质的大扩张，就很自然的避免了高速发展导致的过热，最终引发的经济衰退，使中国这列高速列车甚而不必减速就可以继续往前奔跑，无翻车之忧。现在一些人不断的放话，说外资要在奥运会后大举撤离中国，从而使中国的泡沫经济彻底破灭，对此，中国应该不为所动。资本唯一的特性就是趋利，哪里有利润，它就不避艰险想法设法流向哪里。如果资本大举撤离，说明在中国投资的环境恶化，无利可图，它才要撤离，流向利润更高的地区。只要在中国还有足够的利润，打也打不跑，就是一些去了，更多的还会来到。 中国如果着力提高低收入层的收入，中国自身市场就会实现跟着大扩张，强劲的消费将使厂商更加注重中国，稍有眼力的投资者也会咬住中国这块日肥的市场不放，他们无法离开中国，反而还要在中国大干下去的。发展的中国才能有发展，如果选择了自我萎缩，如同将盛水的大杯子换成了小杯子，水自然就多了，在这个时候，资本家们不逃离，留在中国大陆又干什么？4 对农业正面发展意义也是殊大在农产品价格高位运行的时候，如果推动土地改革，实现土地私有，对农民长期而言是好事，但是短期而论，未必就让农民高兴起来。很显然，农付产品高涨，就会将原本执抄房子、抄股票的资金大量吸引过来，风险小、成本低、收益又高，精明的投资者就会奔忙到农村那广阔的大地上去了。这有利于泡沫经济的消肿，但由于中国这块地太大，中央根本就无法控制了它们的行为，很难阻止他们在新领域的投资冲动，所以最终难免招致供给过渡，农副产品价格暴跌，给农民及投资者反而带来巨大损失。当年，土地由集体耕种转为个人承包，引发了农民对农业的大投入，能开垦的荒地几乎一夜之间全部被抢占，大开发致使本来严重缺粮的中国第二年就出现了卖粮难，供给过渡使粮价等几年都没上去，农民还是没有富起来，现在如果再来一次土地革命，依中国人一贯不怕吃苦、勤劳肯干的精神，还不把西部的大沙漠也给开发出来？现在走出去看看，满眼都是荒地，集体所有制之下，这些土地抛荒对谁都无谓，因为即便是开发出来，落实到自己头上的好处也是有限，所以他们宁愿将它用到效益更高的地方，如盖上大楼，建上厂房，这对他们而言，收入就高的许多，而对于农业经营，兴趣不大，在免除了农业税负的情形下，他们能从经营者手中得到的好处就更少了，所以宁愿荒着，也无意让它长出来点东西。然而，这要是产权落到私人手里，即便主人是亿万富翁，它也不非让它白白的浪费，总是想法设法让它发挥出效益的。农业发力的结果就是农民更加伤心落泪，为避开这样的现象，有意的给钞票灌水，让其贬值，使农产品至少在名义上卖个好价位，而不至于价格跌落就是极为必要的了。如果不准备施行宽松的经济政策，有意的抬升农付产品的价格，使其维持在一定的高位上，农业改革就最好不要搞，否则给农民带来的就是新的大灾难。为了减缓农民可能的损失，降低农业经营的风险，增加从业者的收入，应该在启动改革的同时，就对农民进行一定额度的援助。比如免费修建沼气池，免费打机井，免费进行科技大培训，完全免去农民子女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教育费用，免掉低收入者的医疗费用，对医保进行补贴，使这些不再成为压在他们身上的负担，提高低保费（现在一月仅40元，太少了，提高十倍也不多），如此等等。如果政府能做好这些，就不怕农业遭遇低价的打击了。当然，政府依然应该设法托市，尤其是在丰收年，不要使相应的农付产品价格过渡跌落，要全力保障农民的收益。农产品涨价，政府应和农民一同高兴，价格跌落，政府才忧心忡忡。如果以反对通胀为由反过来打压价格，纯纯就是将自己应做的事颠倒过来做了。倒行逆施的政府，如果是在民主体制之下，百分百的是要倒台的，因为你直接的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三 大大的有助于增强中国经济的竞争力现在国际上力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气势汹汹，一波接一波而来。他们为何要抬举人民币，说穿了，就是要削弱中国厂商的竞争力。国际上的竞争是残酷的，想实现共同富裕不切实际，面对它国际的恶意打压，中国想回避很难，因为市场捏在别人手里。中国要有勇气的坦然迎来汇率的市场化，但前提就是不要搞紧缩经济，也不抵制国内通胀，而是反过来做，继续维持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继续较大规模的发行钞票，不是阻止而是纵然国内物价的上涨，而是有意的稀释人民币的含金量，缓和升值的压力。这样做的一大好处就是能够产生一大笔币税，以及相关收入的收入的增加，中国这只缸太大，加进去几桶水不会将缸压破，而收入的明显提升有助于提升自己的力量，缓解因此而发生的种种危机。别的不说，就应对国际竞争而言，即使我国货币有了较大的升值，经济依然会有巨大的竞争力。可以征收巨额的币税，使得我国可以对在中国大陆的企业进行较大的让税，使实际税率比其它国家更低，比如国际对加工业征所得税25%，中国就可以征18%，当今激烈的竞争之下企业利润日薄，而这几个百分点的让利，对企业而言，无疑就是极为诱人的，就可以形成对处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同样企业的优势，就可以缓解我国企业工资上升、币值上升而给企业出口形成的成本上升压力。当前蚕食企业利润的另一大因素是各级政府的杂税杂费各类罚款等等多如牛毛，中国既然可以从发行钞票中多得收入，因此可以挥刀砍去这些杂税杂费，大大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有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从另一方面说，也可以使企业相应的降低提高产品价格的压力，使物价不必抬升的那么快。在不必直接增加社会负担情怀情形下，中央财政徒然增加的力量，也可采取前述和种种手段，如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大科研投入等等，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政府非但可以减轻企业的压力，同时也可加大福利民生支出，削减中小层的负担，使人民直接受益，间接扩大消费市场，为企业发展提供动力。而假如选择了相反的做法，紧缩经济，力压通胀，实际上就是要减少币税，以及由于宽松政策而带来其它收入的增加，等于是自我削减财力，那么，你就无法为企业减轻负担，也无力扩大民生福利支出，国际压力下人民币的节节升值将一点一点的将本来就极其微薄的利润蚕食干净，中国的投资优势就因此渐渐失去，这对中国经济之前程影响有多大不难知晓，而人民福利的提高也会使政府不堪重负，本来可以有相当大改善的民生福利就要打大折扣了。可以断言，自我压缩经济，高调对抗通胀，绝非人民之福。四 通胀是利还是害,在于对谁是利,对谁是害,或者说是谁得了利，谁受了害。通胀就其本质就是利益的再分配，是政府通过向货币灌水对国民进行了一次巧妙的再征税。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将这笔收益进行再分配，分配的结果可以使原本不公的分配得到弥补，从而使最终分配公平一些，但也可以使原本公平的分配反而不公，同样，也可以使原本就不公的分配更加倾斜，从而加剧两极分化。如果按照原来的路子来分配，无疑问的，就是将本来收入低下的人再遭到一次或持续的掠夺，这是已为两极分化所困，进入高度危机的中国不能承受的。最理智的办法就是把这些收益尽可能的补给中下层，增加他们的收入，让他们得利。中下层实际收入增加，水涨船高，中高层收入自然进一步提升，所以整个社会都会受益。而如果是又一次向少数人集中，那么中低收入者肯定是受害，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钞票的水份也加大了，资本扩充，但利润无法提升，就是泡沫化发展，所以从总体来看，极少数人虽然得利，但社会总体将受大害。所以如何将通胀产生的收益转到社会的中下层，让它们成为真正的通胀受益者而不是受害者，乃是应对危机的答案。就现在来看，通胀产生的收益主要集中到币税身上，在我国表现为外汇储备（它们就是增发的货币购买的），此外，就是增加的税收。这些年，国家税收增长迅速，实际上与货币的注水有密切关系。让人注目的是，应增收而未收的税巨大，主要就表现为资源税及其它垄断专营税，石油煤炭等能源及钢铁金铜等其它资源在这些年价格暴涨，由于税率低下，致使产生的收益未能进入国库，据估计，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对这些行业征收暴利税，我国税收还可增八千亿到一万亿之多。07年税收达到5.1万亿，如果再将这些暴利税收上来，可破6万亿，此外我国还有1.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即政府手中的钱多达16万亿，而直接由中央控制的达13万亿，还不说由政府控制随时可以变现的资产，自身力量的雄厚使中国政府要完成这项任务并不是太困难。它可以降低税收，取消各种地方政府的摊派与杂费，减轻企业负担以换取资方给工人涨工资；政府无法阻止包括农产品在内的商品提价，但是通过财政支出的调整，加大教育及医疗支出，实现从小学到大学完全的免费教育，和成人的免费技能培训，以及低收入者的免费医疗和整个医费的下降，将压在人民头上的这两座大山砍掉，却是能做到的。一斤蔬菜涨个三毛五毛的，老百姓并非不能承受，就是一斤肉涨个三块五块的，也不会将人压跨，大不了该买一斤的现在买八两，一月应该吃肉十次的减为五次罢了，但无法回避的高昂学费与药费是能彻底将一个家庭压跨的，动则几万十几万的支出，低收入家庭如何消费得起？所以削平这两座大山，是当务之急。一边提升工资，一边尽力免去其负担，就会使老百姓可支配的收入增加，而这就要求政府减少相关收入扩大相关支出，也就是说将政府口袋中的钱往老百姓的口袋里转移。这一转移机制的形成，就使得通胀非但不可怕，反而是实现富民的有效手段呢，民富国就强，一定程度的通胀将把我国更快的送到富民强国的大道上，我国崛起之路将更为平坦，前景也更为光明。但是，如果通胀的收益不是转到低收入者的帐户上，物价的上涨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对社会底层的劫杀，贫富分化将会以加速度往前推进，改革最终导致什么结果，也是可想而知。 2007-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