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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娃哈哈与达能的“婚变”中，从舆论的反映来看，已经从当初几乎向娃哈哈的一边倒转向了客观的反思，出现了置疑宗庆后个人行为的倾向。如果这种总体感觉不错的话，那么宗庆后在这场纷争公开化之后的表现则难免有令人遗憾之处。王浩先生认为宗庆后有几大败笔，例如“宣传攻势有些无序，没有策略，主攻方向不明确，只是简单的把达能的所有‘罪状’公开，这种散乱的攻击方式造成达能方面可以从诸多‘罪状’中轻易选择自己有利的方面进行反击，弄得宗庆后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愚以为，宗庆后真正的败笔当是6月7日宗庆后致法国达能集团董事长里布的公开信。
这封信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局外人大多是从这封信开始才关注娃哈哈与达能纷争的，因而可以把它看作娃哈哈的宣言；如果说这封信是公开论战的开始，那么它应当对以后的过招具有一定的指导性；作为个人对个人的信件，其内容应当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而在当时，它除了充分引起人们的关注之外，并不见得有利于维护自己的形象。此后人们发现，宗庆后越来越失去了代表民族气节说话的底气，表示“我要重定规则”。
所谓文如其人，这封“公开信”明显带有个人意气的成分，体现了宗庆后个人意志的盛气。如果这封信能够更多的体现集体的智慧，或者作为一个文案由咨询师策划，效果也许会好得多。正因为如此，我倡议“重写”宗庆后“公开信”，请各位文案高手、咨询大师以及专家学者一展才学，拿出一个漂亮的文稿，让那些自命不凡、说一不二的大老板比较一下孰高孰低，看一看尊重人才与否的差距。
当然，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对“与狼共舞”的反思。在娃哈哈与达能的“婚变”中，有太多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假如你置身于矛盾的焦点，你将如何应对，如何做得更好？娃哈哈与达能的“婚变”尚处于现在进行时，结局尚有诸多变数，如果以后的纷争走向能被你对宗庆后“公开信”的“重写”所言中，那就是对你最好的奖赏。
这封“公开信”不是一般的应景文章，即便“重写”也不能不设身处地地考虑当事人的处境。比如：“公开信”发布时机的选择，想达到一个什么具体的目的，辞职有没有实质意义，基本的态势是主动还是被动，宗庆后个人的私利如何表述，娃哈哈与达能还有没有共同利益等等，各种限制条件必须予以考虑。当然，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必受到原信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