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年财政收入将超过5万亿元。
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37161亿元，比去年增长30.8%，接近2006年全年税收收入，今年财政收入将超过5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在今年五月表示，中国的税收收入已占到财政收入的95%左右，是财政收入最主要的来源。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司长舒启明说，这个增长率创下了近年同期最高。
我国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因此从数字上看政府成为最大的获益者，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3年超过2万亿，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到2006年达到了3.9万亿元，是2000年的3倍，而2006年的GDP仅是2000年的两倍。
据估算，今年财政超收收入将超过7000亿元，去年超收2000多亿元。2006年，中央财政比预算超收2585亿元。
超收如此之多，首先说明财政部预算报告质量不高。
其次证明我国税收过高，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基金、罚没收入、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非税收入、制度外收入是很难统计准确的。税费过高已多年毫无改观。
这与GDP与工资收入相对缓慢的增长形成鲜明对比。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为何远远高于GDP10%左右的增长速度，以及工资收入大大慢于GDP的增长速度，
“我国劳动工资只占GDP的12%左右，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山东7.68％，江苏7.32％。即使纵向比较“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考虑到各行业之间工资增长幅度的不均衡，在充分竞争行业工资收入可能更低。（见南方周末2007-11-01）。
而前段时间发布的《2007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蓝皮书显示，2007年，中国企业盈利水平明显提高，中国企业利润总额已经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企业利润大增，国家税收高速增长这是必然。但蓝皮书指出，1990年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比例则从21.9%增加到29.6%。可以说，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低收入为代价的（见《新京报》11月23日）。
现在把我四年前写的东西拿来分享一下。
对税费负担过重制约消费需求的分析
黄飞鸣
(河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自1988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一方面是发行国债，进行政府投资；另一方面使税收收入超常增长。尽管为了鼓励投资而停止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和实行企业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为了鼓励出口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是出口货物的平均退税率提高了5.5个百分点，达到了15%以上等措施。但是这几年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率（1997-2001年均增长率为16.9%）大大超过GDP增长率。以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表示的边际宏观税率远高于以税收收入占GDP比例表示的宏观税率，包括各种规范性的、非规范性的费用收入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的广义宏观税负（安体富，2002）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2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税收增长过快必将冲抵增发国债进行财政投资支出的扩张效应；边际宏观税率过高，在年度内纳税人因应税而使其财富积累减速很快，会使纳税人受到税收的扭曲性影响，产生收入效应和边际替代效应。1998年以来，每年增加的税收收入均超过当年发行的特别建设国债收入；自1999年11月开征利息税到2002年底已累计征收利息税700亿元；虽然中国目前在税制结构上是以间接税为主，从1999-2001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含海关代征的两税）之和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3.51%、70.34%和65.42%，内外资企业与个人所得税同期比例仅分别为15.91%、19.18%和24.91%；但是从税收结构的增长速度上来看，个人所得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增速要远高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及其他税种的增速，2001年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收增长占整个税收增长额的48%，包括利息税在内的所得税的高速增长，导致纳税人可供投资和消费的收入减少，这可能是政府投资增加而民间投资、民间消费难真正启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据朱广平，石凤琴（2002）的研究发现，从1981-1999年20年来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快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而财政税收收入的增长却基本出现了相反的格局，即西部地区的财政税收增长率远快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财政税收增长率多数年份也是快于东部地区。形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逆向变动的格局。导致这一格局形成的原因是由于我国不同行业、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的税收负担苦乐不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税收负担高低不一和税收政策的地区差异。从边际消费倾向分析，平均收入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平均收入较高的东部地区居民的，也使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乘数作用呈现在中西部要强于在东部。但多年西部的税收增长快于东部的税收增长现实，客观上造成了中西部地区消费和投资超额缺口。
中国近年推行的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把预算赤字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管理的必要手段来达到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布坎南对此做出过批评，认为赤字与通货膨胀关系密切，赤字会引起通货膨胀。Sims（1994），Woodford（1995）和Daniel（2001）对此研究，形成了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政府的财政政策在决定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从中国近年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出现以价格水平的负增长为特征的通货紧缩似乎不支持布坎南的这一观点。龚六堂和邹恒甫（2002）研究认为，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导致价格水平的降低，从而对近年困扰学术界的通货紧缩与否问题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诠释，在货币供应不紧的情况下，政府税收的过快增长会引起物价下降的通货紧缩现象（见表2）。笔者认为随着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将产生反向的财富效应，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会引起企业利润下降，企业因之裁减雇员、降低工资标准（这在中国劳动力禀赋丰、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工会组织力量弱的现实国情下非常现实），引起居民收入增长减慢，或预期收入下降，从而将减少消费。
最近，减税的呼声日益高昂，这与税收的超常增长有关。著名经济学家戴园晨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不在需求方面，而在制度创新和供给管理上。解决这两个问题不是短时间能见效的。减税的好处是长期性的，但减税的矛盾是当期就会突显。作为政府长官没有人愿意这样做，本该最为理性的政府行为，在实践中是最短期化的。现实中的确存在这种情况，这种批评是对的。
而反对减税的人认为，一是税收的超常增长是国家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结果，是实行分税制中央和地方两级税务部门征税积极性提高、各种偷漏税减少的结果，并非各项税收税率的提高和法定税基的扩大（胡书东，2002）；另一是增长的并没有形成财政盈余，而是全部通过转移支付和政府投资支出花费出去了，还出现了财政赤字。而根据Persson和Tabellini(1994)使用OLG(overlapping generations)模型研究了在财政进行再分配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综合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他们认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转移支付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在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日趋拉大的情况下，通过增加税收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和政府投资的再分配，将会对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产生影响。
企业负担重，有税收的不合理而要调整的空间，主要还是不合理费用支出的问题引起的。进行税费改革，调整一些不合时宜的税种税率，取缔非规范的不合理的收费，部分合理的非规范性收费改为规范性的收费，既是减轻税负重的正题，也是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应有之义。
针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税收增长率远快于东部地区而形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逆向变动的格局，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行过程中，有必要依照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实行减轻税负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