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11.5%，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贸易顺差持续增长，但对GDP增长的贡献有所减弱。明年3月前，宏观调控将更多地依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行政手段。《财经》 统计数据显示，1～10月我国CPI同比上涨4.4%，高出全年调控目标0.4个百分点；单月CPI则在经历了8月峰值的6.5%和9月6.2%的略微下探后，10月再次回到6.5%这一十年单月最高峰值，再次给中国宏观调控一记当头棒喝，显然货币紧缩政策将继续深入。 利率提高、人民币升值、国外资本加速流入、外汇储备增加、流动性过剩加剧、银行贷款压力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再度膨胀、CPI上升、加息调控、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现在的货币调控政策已经进入上述恶性循环，是否要像“蛇吞尾”吃多少吐到少，而引发经济崩溃呢？ 或许货币政策也完全可以达到调控的目的，只要人民币汇率波幅充分放开，当前的难题将迎刃而解，但中国的国民经济承受毁灭性的打击，中国的民族工业或将由此一蹶不振。 目前，人民币汇率适应性波动的情况下，中国的货币政策将不得不在“蒙代尔三元悖论”面前低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频频动用货币政策，尤其是价格性调控工具，上述结果肯定将不期而至。 很显然，经过这么多次的存款准备金和利率的上调，货币政策的运用已经到了极致，目前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应该适当变化方向，如果仅仅将紧缩的政策寄托于货币政策一条道走到黑，或许最后的结果将事与愿违。 充分利用财政政策，尤其是积极的消费性财政政策，已然成为下一步调控的必然选择。（如果继续加息后果将是危险的，期望不要看到！）事实上，在中国税率调整的财政政策与汇率、利率等货币工具运用相比较，其调控频率、力度、范围都有待大幅度的提高。 从客观上，中国财政政策肯定能够且理所应当的在当前的宏观经济的治理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最核心的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源是蒙代尔的“节约悖论”问题，即众所周知的国内储蓄大于投资而引发的内外经济失衡。 灵活的运用财政政策可以达到货币政策所不能比拟的效果，即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上大幅提高居民的分配比重，扭转目前国家、企业占绝对比重的畸形格局，并通过福利政策等再分配手段，大幅度的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 而且，财政政策的功能还远不止这些，比如对征收资本流入税，对一些国家不鼓励的产业、垄断性行业，以及产能过剩的产业征收重税，可以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技术升级。
当然，近几年中国的财政政策的灵活性也有所改善，诸如免征农业税、个税改革、降低利息税、下调和取消出口退税，以及目前正在酝酿的物业税、资本利得税、资源税等等。 但是，从目前来看，财政政策还有诸多问题：一、政策调整节奏远远赶不上宏观经济的变化，如现阶段的人均工资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已经丧失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成为典型的“人头税”，却还在争论不休停止不前。二、政策力度低，政策调整畏首畏尾，如燃油税酝酿多年仍不知何时才能出台。三、缺乏方向性，对关键问题置之不理，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举债万亿建立中国投资公司进行国外投资而不运用外汇储备解决中国居民的社会保险问题。 如果中国的仍然不能抓住目前国际环境相对安宁、国内经济增长强劲、外汇储备充实等诸多有利条件，跳出“节约悖论”的怪圈，解决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和所有的其他问题，一旦受美国拖累的国际环境发生逆转，将会后患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