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些时日关于物价的话题又日趋升温。日前公布的10月份CPI指数又创出高位，令此话题更趋炙口。但是本人对经济数据历来看的很淡，在著作和网帖当中很少引用经济指标数据，包括民间研究机构的数据和官方数据。看淡这些“数据”原因大致有二。
其一，经济数据的统计有赖于对统计变量科学定义和统计方法的科学设计。在经济变量的理论定义方面，可以说经济学本身做得实在是不敢恭维。在基础理论层面，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几乎都是含而混之的，如什么是价格、什么是总收入、什么可以列入GDP、什么是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率等等。
由于基本概念不清，就难以描述事实真相。同一个经济状态，有人说过热了，有人说还冷着呢，还有人说不冷不热正好；有人说膨胀了，有人说没有膨胀……莫衷一是。
理论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就是供求曲线所描述的供求定律。但是，自从供求定律提出来至今，我们也没有见到一条源于现实数据的需求曲线。问题当然是出在“价格”和“需求量”这些概念之上——面对瞬息万变的价格，经济学家们假定了“价格水平不变”分析模式，还美其名曰“静态分析”，但是动态的现实使得这种分析永远无法实证。现实中的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购买量，如果东西便宜了，他会把节省下来的钱另派用场，但是经济学家们执意说他们一定会增加消费量，还说这样才算有理性。
基本理论的天生缺陷自然就导致了理论应用的固有缺陷。
其二，以交换为内涵的经济天生基于私有制，没有私有制度，就没有拥有交换权的交换者，也就没有了经济行为。但是，私有制天生就有一个对财物的占有问题，你要获取他人占有的物品，就要支付代价，作为交换比例的“价格”其实就反映着交换之前物品的所有权格局。而这个私有权格局的任何更改都牵扯到私有者的切身利益。
因此，经济数据能不能合理的被统计或说统计结果的科学性如何是一回事儿，而统计的结果能不能如实公诸于众又是另一回事儿了。在统计方法的设计和统计结果的公布措词方面，掺杂了太多的非经济学因素，这导致了统计数据的引用的价值大打折扣，不得不令人格外谨慎。同一本统计年鉴的数据可以被观点迥异的不同经济学家所引用，用于论证完全相左的观点和结论。
下面的论述基于理论经济学对价格概念的重新界定：价格是两种商品相交换的数量比例。这和我们普通百姓常说的“商品的价格”表面上看是有很大区别，其实本质是一样的，是对商业俗称的一种本质提炼——所谓“商品的价格”就是指某种商品和货币之间交换的比例。肉的价格是20元/KG，就是说有人愿意用1kg肉和20元货币相交换（当然同时意味着有人愿意用20元钱换取1kg肉），即肉和货币的交换比例是“20元钱:1KG肉”。
因此，经济学人谈到“价格”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学术定义，或者迁就于俗语习惯但要明白其内涵所在，不可含而混之。
在价格即交换比例的概念之下，附加货币经济的现实，通常所谓的“价格”也就成为大家熟知的“价值的货币表现”了。特别要纠正的是，这个“表现”应该是真正的“表现”，而不是虚假的表现，就是说，价格瞬息万变的现实，就是价值瞬息万变的表现，不存在什么价格背离价值、价格围绕价值变化之类的问题，如果可以背离也就不成其为“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了，也就表现不了了。
当然，这里的“价值”是指物对人的有用性而言的，而不是有人所说的制造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或者成本之类东西。由于有用性是随时变化的、因人而异的（今天觉得可贵，明天可能觉得不值；你觉得很有用我觉得没什么用甚至有害），所以作为有用性的价值也就是随时而变的，进而作为其货币表现形式的价格同样也就瞬息万变了。
因此，你如果看到股市屏幕上不断跳动的价格，就应该知道那是股民多空双方对某支股票的投资价值的判定发生了变化的结果。千万不要听信什么背离价值、向价值回归之类的老套谬论了，有没有价值你自己判断才是。
民众为何关心物价变化？
如上所述，价格作为交换比例，老百姓所关心的物价，本质上就是消费品和自身劳动服务之间的交换比例。这个比例变化了，意味着同样的劳动可以换取的商品的数量变化了。因此，如果要用某种指标例如CPI来反应民众的这种关心，就要把老百姓所关心的消费品纳入到指标的统计方法当中并能准确反映其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所谓的权重）。
但是，现实是当民众在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之后开始把目光落到住房这种大宗消费品上面的时代里，“住房”却不在CPI的统计范围之内。在全民买房、廉租房举步惟坚、没有免费公屋的时候，商品房就成了不二的选择，但是这个理应权重最大的不二选择却不在CPI考虑之内。住房之所以不纳入CPI的原因被解释成为纯粹的“技术性”的，即商品房不算消费品而算是投资品。但是，我看主要原因应该是如上所述的第二方面的。CPI增高，意味着同样的货币收入得到的消费水平的下降，本质上就是居民实际收入下降。因此，在纸面上想方设法把CPI数据降下来以缓解民意压力，就不能不成为一种需要。
有人问，CPI还会上升吗？这可不好回答。先说是价格上升是不是好事吧。
价格作为交换的比例，分子分母的选择是人为的，这种人为选择意味着交换双方是公平对等的。（这种理论上的平等可能和现实有不小差距。不是有人把卖房说成是“抢钱”、把上市说成是“圈钱“吗？但公平交易至少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因此，“20元钱:1kg肉”也可以说成是“1kg肉:20元钱”。
这样说来，我们就应该知道，通常民众所说的“价格”是有特指的，是“货币（劳务）/商品”形式的，而不包括“商品/货币（或劳务）”这种说法。基于这种说法，对物价上涨的抱怨，就是对货币或劳务贬值的抱怨。
从这种价格理论上说，物价的变化是中性的，没有什么全民一致的抱怨可言。物价上涨，就意味着商家的收入增加。商家都在热切地希望价格攀升，卖东西的人都希望有一个好价钱，持有股票和基金的人都在盼望着股价和基金指数一飞冲天。如果不是国家强行压制，成品油的价格不知道会被厂商推高到何种程度。
对价格问题的分析，千万不要落入默认厂商是民众的对立面这个陷阱当中去，在这个全民皆商、全民炒股的时代里，凭什么说价格上升不是一种全民共同的期盼呢？现在，股票作为几乎没有异议的投资行为，同样没有纳入CPI范围之内。假如房屋、股票都纳入到了价格指数的统计范围，CPI的上涨难道不能令“十亿人民九亿商”的民众欢呼雀跃吗？股指就是股市的CPI嘛，哪一次上升又不带来一阵全国性的躁动兴奋？在商品时代里，劳动服务也是商品，凭什么你可以希望你的劳动服务价格增加，别人就不应该希望持有的东西价格增加？
如果一定要让对CPI做一个走势预测，怕只能是长期和宏观上的。
在货币经济日益发达的地球村里，货币理论本身却问题重重。GDP以最终消费品为统计对象，但是最终消费品都是要最终被消费掉的，不复存在于世。但是，令人疑惑的是货币的发行却是以这些消费掉、不存在的东西为依据的，结果就是消灭的东西越多，发行的货币越多，东西越来越少，货币却越来越少，因此，那些留下来的用来进一步生产消费品的资源势必越来越少，也就是说生产的费用成本越来越高，那么，再附加上厂商宁愿割肉也不愿意舍弃的利润，价格的宏观走势也就不说自明了。
在资源价格上升的同时，唯一没有减少的资源可能就是劳动了。人口急剧膨胀，单个劳动力的技能日趋提升，劳动力日趋过剩。然而物以稀为贵，劳动力的过剩将必然逐步导致劳动服务的价格处于逐步下降。
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的涨价动因，一方面是劳动的降价动因，最终，表示劳动和商品交换比例的物价的走势也就一目了然了。何况，民众都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劳动服务的价格下降，因此，用虚假的货币收入的增加掩盖劳动服务价格的实质下降就成为政府的首要政务，结果就是把所有的推力都转移到劳动服务之外的物价之上——只有更高的物价才可以包容民众不断上升的货币收入要求。
这就是对经济整体的动力学分析——我们创造了一个具有自膨胀功能的、正反馈运作的经济体系——收入越高，物价越高，物价越高，越要收入高。
有没有办法摆脱这种怪圈？有没有民众对CPI无动于衷漠不关心的可能？当然有。
民众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但是基本上是分为“必要的”和“非必要的”两种。所谓“必要的”，就是指衣食住行、基本医疗教育等等涉及到个人或群体生存安全的需求。而除此之外都是非必要的。必要和非必要不仅仅是性质的区分，还包含着数量上的区分。
民众之所以对CPI敏感，究其根本原因还是一种“安全忧虑”，担心自己的生活会变得无着落。如果民众的必要需求得到满足和保障，处于一种衣食无忧的状态，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基于需求两分法理论的经济学理论被《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所阐述。也已经发过不少帖子进一步论述这个问题了，因此不再赘述。基本结论是，如果民众的必要需求保障得到了满足，CPI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
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只需要考虑一个现实的案例就足够了。据《肉用狗养殖新技术》（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张玉等编，1994年）透露，全中国的狗的数量估计为1.5亿只，每年消耗的饲料和物资也是非常庞大的，是不是全球第一不得而知，但绝不是不值一提的一个小数目。现在全国有多少条狗就不得而知了，但有没有人对狗的价格、狗粮的价格、狗医药的价格是否纳入CPI介意呢？有没有听到有人抱怨一只狗太贵了？
“狗价”之所以不是一个问题，就在于它不是人的必要需求。对养狗这类非必要需求，人们表现出高度的个性差异，有人爱京巴，有人爱卷毛，有人爱藏獒，有人爱波美。假如能形成全民共识非某品种不养，不让养就造反的话，怕也就考虑要纳入必要需求范围了。同样，一切非必要需求项目的价格都不会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本小说一场演唱会一件时装价格卖到天上去都不会成为社会问题。
在一个基本需求得到保障的社会里，即使对CPI有所抱怨也没有人理睬。一个政府对基本民生做出了保障，也就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政府，有人对其个性需求没有满足应该抱怨自己去，抱怨一个已经尽职的政府也没人附和同情。此时，由于民生必要项目的非市场化运作，已经退出CPI的统计范围，CPI数据也就无关紧要了。
因此，政府要克尽职守大力推行面向全民的社保制度，这才是解决政府CPI过敏症的根本药方，而不是通过“技术手段”让CPI数据变得“好看”。
在现阶段，如果真正要用什么数据来表现民生状态的话，应该是恩戈尔指数比较科学合理。只要恩戈尔指数（必要需求消费与总需求消费的比例）不断下降，就说明民众手中用于必要需求之外的积蓄在增长，其它指数的涨落也就无所谓了。
而长远的看，民众必要需求的非市场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将民众的必要需求市场化等于是把人的生命市场化，这并不是一种文明进步而是文明的异化。
而当下，惟一值得生活在货币经济当中、笃信货币拜物教的人们共同祈祷的是，这只经济皮球具有无限的弹性，不会涨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