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民众都抱怨房价太高了，专家们给政府出的主意是赶紧开征物业税，据说好处多多：不但可以大幅度挤出土地出让金的泡沫，减少房地产投资开发风险，均衡各方税负，增加国家税收，而且还因为其他税费可能的减免而降低城市居民的购房“门槛”。 据报道，中国内地“税负痛苦指数”位居全球第二，由此可见，作为国家财政收入重要组成部分的税收，被大量地从经济增量中抽走。据资料显示，2004年居民工资总额约1.6万亿元，而同年全国财政收入已超过2.6万亿元。当然，工资一般只是城镇居民的收入，并非收入的全部，但财政收入大大超过工资总额肯定会带来很多问题。 政府闻税则喜，不难理解。无论如何，只要税款增加，政府可支配的钱财增加，政府的规模就可以不断膨胀，政府官员的收入当然也可以增加。因此，在政府那里，总有一种将税收功能不断扩大的趋势。 而现代经济学，尤其是财政学、宏观经济学，从其一诞生起，就是政府的帮手。这方面的专家很乐意为政府扩大税收功能的点子，提供貌似科学的论证。比如官方财政学者列举的税收的作用已经达到七项了：组织财政收入，配置资源，调节需求总量，调节经济结构，调节收入分配，保护国家权益，监督经济活动。 如此之多的税收功能，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看了，一定会大吃一惊。斯密当初说，君主确实可以征取一定收入，用于实现人民期待他承担的职责，但这职责只有三项：国防、司法及某些最基本的公共品。可以说，在斯密那里，税收主要就是满足组织财政收入、维持一个守夜人国家正常运转的功能。 今天的经济学家跟斯密确实不是一路人，他们的理论为国家的膨胀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西方各国自二十世纪初开始出现了一种将税收功能扩大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组织财政收入的职能之外，税收也被国家赋予了其他功能。 中国专家在这方面当然总是迅速地与国际惯例接轨。在中国，伴随着“宏观调控”学的出现，政府及专家们尤其重视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凯恩斯爵士确实提出利用财政政策，但他的财政政策更多地强调增加支出。在里根经济学中，财政政策主要是指削减税收。然而，中国、政府和专家现在讨论的财政政策，基本上就是加税政策了。 出现这种税收政策价值取向差异的根源似乎是，西方国家的税收功能扩大化的时候，其税制的宪政框架已经完整地建立起来了。也就是说，政府征收任何一个新税，或者提高税率，都要由民众通过他们的代表来决定。而民众当然喜欢政府增加针对自己的开支，而不会喜欢政府随意征税。 这样的基本人性，就约束了作为一种财政政策的税收的价值取向。而在中国，这样的人性倾向并不起多大作用，因为征税的事情本来就不是民众所能主导的。 政府的存在必须要开支，因此民众确实需要纳税。除了给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所需之收入之外，给税收附加其他种种功能，只会导致社会整体税负加重。尤其在中国，缺乏健全的宪政税制安排，高税收更是难以带来高福利。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撤并税种以“轻徭薄赋”，只有这样，百姓才有消费的热情，企业才有创新的积极性，经济发展才能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