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体系的重要性 从大跃进的悲剧看领导政绩目标体系的科学化的重要性



    -----------领导政绩目标体系设计的不科学是当今一切问题的根源

  1958--1961年,神州大地经历一场大跃进的悲剧---雄心勃勃的共产党人在超英赶美的口号的号召下掀起了一场建设的热潮,但是由于在这个热潮中存在着的不科学因素的影响下,这次运动失败了,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重重阴影。

  我们反思这段历史,可以总结的教训有很多,但是我个人认为是钢铁指标这个当时最重要的领导政绩指标的设计不当是造成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

  对钢铁的重要性有切身认识的中国共产党人迫切的想把中国的钢铁产量给提高上去,因此,给钢铁工业的年产量指标定得严重的超越了当时的现实。

  钢铁产量的提高有自己的客观规律在那里,当工艺技术,和相关的投入不足的时候,要想指标迅速的翻番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在科技进步和投入增加的情况下产量的增长才更有意义。

  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共高层对钢铁高产的热切的期盼,因此给钢铁工业下了非常高的明显高于当时的能力的指标,并且层层分解到各个地方官员的政绩任务中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指标这个硬任务设计的不科学性,导致在政绩压力下的地方官员不得不使用强迫命令的手段以及其他的不科学的手段来提高钢铁产量,比如造小高炉,比如砸农民家里的锅来练铁,比如把山上的树全部砍下拿来练铁等等

  这场运动的悲剧是连锁性的,由于大量的青壮年劳力投入到了练钢铁运动(当然不光是练钢铁)导致地里的农作物没有得到应有的照料,当1959年开始的全国性大干旱到来的时候,神州大地陷入了大饥荒中。

  反思这段历史,也许有更多的人会从哲学的角度如主观能动性不能脱离客观规律的角度来反思,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场悲剧告诉我们对领导政绩目标体系进行科学设计是十分重要的

  假如当年的钢铁产量更符合实际一点,那么中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实际上,毛泽东自己本人也认识到了当时的经济的过热的倾向,并且在庐山会议以及以前的多次会议上试图对经济过热降温,可惜由于一场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历史性误会,原先本是对经济进行降温的庐山会议却让经济的热度更加的升高了--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宿命吧。

  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建设,与当年的计划经济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但是领导政绩目标体系设计的不科学性依然严重的存在着,导致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的无序和低效以及其他的损失。

  比如现在中国的所谓的GDP中心主义,其实已经有不少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今天的中国官员的GDP政绩指标的不科学性,不断的有人呼吁中央废除GDP这个政绩指标,但是废除GDP这个政绩指标是一件大事,中央显然在这个方面很是慎重。

  但是由于有GDP这个政绩指标给压在中国官员的头上,有的中国官员为了完成这个指标,使用了一些不科学的方法,在官员之间的政绩竞争压力下,其他的官员也跟着效仿,结果使得中国官员的不科学的领导行为越来越多,导致中国经济的严重的重复建设,中国经济的布局难以得到有效调整,经济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厉害等等。

  用一个更科学的指标,更能够衡量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的指标来替换GDP指标势在必行,经济产出方面的指标还是应该要有的,否则中央难以对地方官员进行约束,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科学的指标

  我在新浪经济学人论坛以及其他互联网论坛上多次发表的文章中多次呼吁中央使用“综合要素生产率”这个指标来替代GDP指标,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用这个指标来替换GDP指标的话,那么中央不仅可以继续对地方官员进行约束,还可以使经济发展的质量更好

  因为综合要素生产率代表的就是经济体的科技发展企业管理要素分配等方面的进步导致的经济进步,而这正是目前的中国最需要的

  再比如现在的中国的对外开放,显然中国是需要对外开放的,我们需要外部的资金技术以及其他的生产要素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外面的东西都是好的,有好的,也有坏的。

  中央需要地方官员贯彻自己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方针,需要用引进外资额这个政绩指标来约束地方官员,但是显然,引进外资额这个指标还是太粗糙了

  因为外资有好的外资,有坏的外资,坏的外资越多,对中国就越不利,只有好的外资才对中国有利。

  但是由于中央使用一个简单的引进外资额这样的一个指标来约束官员,而某些官员在完不成任务,或者在其他官员的竞争压力下,采取非科学手段,把坏的外资也大力的引进来,这样的行为被更多的官员所效仿,那么中国的引资政策就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副作用,甚至导致了中国的经济安全受到不良外资的威胁!

  如果中央对地方所引进的外资根据该外资的质量设定不同的加权系数,把这个加权系数与外资额相乘,再把所有的积加起来,那么中国的对外开放中的副作用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安全隐患就会越来越少,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可以既吸收全世界的营养,又能够拥有自主性独立性,合理的利用外资而不是不顾一切代价的唯外资是瞻

  所以,现在的中国一方面困扰于GDP中心主义,一方面在对外开放中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盲目性,这都是中央给地方官员设定的官员政绩目标体系的不科学性导致的

  设定科学的官员政绩目标体系十分重要,非常的值得研究,个人认为中央应该组织更多的学者深入的研究这个问题

 质量体系的重要性 从大跃进的悲剧看领导政绩目标体系的科学化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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