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摘要］本文以要素市场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一个仅有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的基本模型,建立了简明的总需求模型，提出了新的失业机制，建立了相应的失业模型。研究表明,增加工资占GDP的份额，可以扩大总需求。同时还表明，提高工资，可以扩大内需、促进就业。
[关键词]有效需求，失业，分配，经济增长On Effective Demand and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bstract Taking factor marke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basic model that contains only two factors--labor and capital, and sets up a concise aggregate demand model, and proposes a new unemployment mechanism, and sets up a corresponding unemployment model. It is shown through studies that increasing the share of salary in GDP can expand the aggregate demand. It also shows that raising salary can expand internal demand and promote employment. Keywords: effective demand, employment, distribution, economic growth JEL Code: E24, J64, J23 1 序言 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始终受到国内需求不足的困扰：一边是GDP高速增长、厂商面临大量的产能过剩，一边是大批劳动力失业、人民生活水平无法迅速提高、吉尼系数居高不下，社会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一个国家的实际产出，并没有达到各种生产要素充分就业的极限，而是有很多要素被闲置。实际产出的多少，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总需求。因此，研究总需求和就业，对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经济存在的现实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同凯恩斯（1997b,第7页）那样，作者也认为充分就业的均衡仅仅是一个特殊情形，而非充分就业的均衡才是常态。产能过剩、两极分化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判断。由于现代企业基本上是按照定单生产，因此，生产过剩的情况基本得到克服，产品市场基本可以出清。然而，由于科技进步和资本积累，使得资本产出率大幅提高，出现了资本过剩；同时，人口增长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得人力资本也大幅增长，于是劳动要素也呈现为大量过剩。综合起来看，就是：产品市场可以出清，而要素市场无法出清，形成“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王检贵，2002）的局面。换句话说，是产能过剩，而不是生产过剩。产能过剩的实质是要素市场无法出清，因此，我们把研究的焦点放在要素市场上。 本文以一组实际的非充分就业的要素价格作为研究的起点，深入剖析有效需求及就业问题的实质，找出解决的办法，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失业的原因不在生产上，不是工人的边际产出不足以弥补工人的工资，而是认为问题出在销售上。不能把销售不出去说成是生产不出来。2 文献回顾 目前的经济学教科书在谈到有效需求时，总是把它和边际消费倾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其实，很早前凯恩斯在《通向繁荣的途径》（Keynes,1933）一文中，提出了分两步计算乘数的方法：先考虑一笔支出有多少转化为“收入”,再考虑边际消费倾向。党爱民(2004,第31-34页)据此作了进一步研究，指出：在分配比较悬殊时，乘数和分配密切相关，而与边际消费倾向弱相关，从而修正了乘数的计算方法，这对于正确估算总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其他情形不变，货币工资降低，会使产品价格降低，因此可以刺激需求，增加产量和就业量。凯恩斯（1997b,第222页）将此观点斥为“很粗陋的结论”，几乎等同于“货币工资降低时，需求不受影响”(凯恩斯,1997b,第119页）。凯恩斯（1997b,第223页）对降低货币工资的后果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真实所得从工资阶级转移给其他要素，大概会降低消费倾向”，因此，其结果“大概是趋于不利，而不是趋于有利。” 但是，凯恩斯（1997b,第16页）认为：“真实工资降低，而相对货币工资不改变，可以使总就业量增加”。由此看来，凯恩斯在工资问题上非常矛盾：一方面他反对降低货币工资，但另一方面却支持降低实际工资，最后得出一个“半通货膨胀”的办法。 菲利普斯（Phillips,1958）曾经提出菲利普斯曲线，认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负相关，即容忍适当的通货膨胀有助降低失业率。 然而，费尔普斯（Phelps,1967）在上世纪60年代对此提出质疑，并提出了修正过的菲利普斯曲线。费尔普斯认为，降低失业率的代价并非一次性的通胀率提升那么简单。通过对工资和物价的基本决定因素的分析，费尔普斯提出了附加适应性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即认为通胀不仅取决于失业状况，还与通胀预期密切相关。基于上述理论，费尔普斯认为，长期失业率并不受通胀影响，而仅仅取决于劳动力市场。 “资本和劳动双重过剩”（王检贵，2002）下的失业，是个新课题。西方经济学的失业理论，一般难以直接用于解释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失业现象。随着科技进步和资本积累的增加，失业现象越来越严重，看上去可以归结为“技术性失业”，但非常勉强，也无法指导我们的工作。3 有效欲望和有效需求3.1 有效欲望 一般经济学教科书一开头就说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资源是有限的，于是经济学的任务就简化为用有限的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欲望。然而，正是这样看上去冠冕堂皇的理由，却让经济学走上了弯路。在微观经济学里，我们反复利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研究消费者行为，但到了宏观经济学里，却强调人的欲望无穷大，把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有必要研究资本家富人的消费规律。资本家富人尽管人数较少，但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资源，机器、厂房、技术、资金等，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大多数人就是在这少数富人的统治之下，大多数人的生存方式是以自己拥有的劳动要素换取资本家拥有的资本要素。只有实现更多的要素交换，才能使穷人的生活变好。因此，深入研究少数资本家富人的消费规律，有助于让穷人换取尽可能多的资本。 资本家富人也是普通人，无论他们如何穷奢极欲，但他们的消费规律仍然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就是说，吃、住、行、用、玩、乐，凡是能在市场上用钱能买到的东西，他们必定会有满足的时候。“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中国的这句古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按照人类的消费偏好，把市场上的各种商品量子化为一个标准的“一篮子”商品，那么，任何人对于我们的这个“一篮子”商品的消费规律，仍然服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无论一个人的钱再多，他的消费一定会有一个饱和量，超过了这个量，就会出现负效用。卢映西（2005）就此问题曾作过精辟论述，她认为任何消费需要时间，而时间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是有限的，因此，实际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 为了把这个认识上升到理论层面，作者使用“有效欲望”这个概念。诚然，人的“总欲望”是无穷的，但经济学意义上的欲望要受到市场供给的制约。人有很多欲望，但有些是不能实现的，如长生不老等等。为什么古时的皇帝不乘飞机汽车？为什么皇帝不看电视，不用手机？不是皇帝没钱，而是市场上没有这种产品。乘飞机汽车，看电视打手机，对于古时的皇帝来说，属于“无效欲望”。知道了什么是“无效欲望”，也就知道了什么是“有效欲望”。“有效欲望”就是指一个人对市场上现有的各种商品的最大欲望，但不包括对金钱的欲望。 根据效用最大化原理，资本家在消费与赚钱的选择上，会让两者的边际效用相等。如果我们假定在这个均衡点附近，消费的边际效用急剧递减，而赚钱的边际效用不变，那么，当收入发生波动时，资本家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仅仅调整赚钱的数量，而始终维持消费的数量不变。因为，一旦消费数量减少，其边际效用马上大于赚钱的边际效用，反之，增加消费数量，其边际效用就会小于赚钱的边际效用。这就是说，再增加一粒米的消费，资本家的边际效用会达到零，甚至会变为负值。但是，再多赚一块钱，其边际效用不会有显著变化。因此，为了叙述方便，有时候我们干脆说资本家的消费已经完全饱和，而主要精力在赚钱上。 我们这里谈到的有效欲望，它约等于消费函数中的自主需求。因为不需要依赖收入而自主决定的消费，只有那些收入很高的富人集团才能办得到。对于普通工薪阶层而言，他们的消费完全依赖于他们的收入，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性。 在本文中，我们像新剑桥学派那样，始终假定资本家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完全自主消费，而广大劳动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完全依照收入的多少来消费。这种假设，对于那些两极分化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代表性。在这样的假定下，通过后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决定总需求的关键因素，是分配，而不是边际消费倾向。3.2 基本模型为了深入研究问题，我们先来研究一个非常简单的合伙模型。这个模型的思想将贯穿全文。 有两户姓张和姓李的邻居，张家的人到李家去串门，正好碰上李家吃饺子，他尝了一下，发现李家的饺子馅儿做得特别好。之后，张家也把自己家做的饺子给李家的人尝了一下，李家的人认为张家的皮儿做得特别好。于是，两家商定分工合作做饺子，张家专做皮儿，李家专做馅儿，然后交换（亚当斯密提出专业化分工，就是要发挥各自的特长）。经过讨价还价，他们商定４个皮儿换１个馅儿。也就是说，如果做10个饺子，张家分到2个饺子，李家分到8个饺子，相当于张家拿8个皮儿换了李家2个馅儿。也就是二八分成。 已知每人每天吃100个饺子，就可满足有效欲望。张家有8口人，每天就要吃800个饺子。李家有2口人，每天就要吃200个饺子。 张家计算了一下，吃800个饺子就要800个馅儿，就要用3200个皮儿去换。李家也计算了一下，吃200个饺子要200个皮儿，需要50个馅儿就可以换回来。 交换的结果是，张家只能用200个皮儿从李家换回50个馅儿，张家的有效欲望无法满足。本来想再多换一些，但李家认为自己家吃不完，会造成浪费，于是拒绝交换。虽然他们两家生产皮儿和生产馅儿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但张家吃不到足够的“新饺子”，还要自制一部分原来的那种非美味的饺子。 研究表明，高效率的专业化分工与要素的充分流动性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分工越深、越专业，则要素越难达到自由流动。反之，可以自由流动的要素，其专业化程度肯定不高。 我们可以把这里的饺子看成是一种按照消费偏好加权合成的“一篮子”商品，而把包饺子的皮儿和馅儿看成是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在这个模型中，实际的产出是由可以提前实现有效欲望的李家来决定的，与张家的有效欲望无关。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实际总产出＝总需求 ＝李家的有效欲望÷李家的分配份额 ＝200÷80%=250 在250个饺子的总产出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李家得到了200个，而处于被动地位的张家仅得到了50个。 这个模型中的人口比例和交换比例，是依据我们常说的拇指定律。在发展中国家，20%的人口享受资本收益，80%的人口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在分配比例上，根据资料（周玉清，2006）显示，中国2005年的工资所得份额仅占GDP的11%，即使算上农业收入和转移支付，也不会超过20%。分配比例就是要素的相对价格，这一点几乎不用多作说明。3.3 有效需求——总需求 来自资本家的有效需求，除了消费，还有投资。资本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维持资本折旧。如果给定资本折旧率、资本产出率和要素分配比例，那么，投资的多少，就完全取决于资本家的消费。也就是说，投资的多少，取决于资本家的有效欲望和生产的技术条件。 资本家的消费与投资的总和，就是资本家的饱和需求。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自主需求，也可以称为主动需求、主动订单，同时把工薪收入称为被动需求、被动订单。 对于那些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国家，我们可以这样估算他们的国内总需求。假设整个资本家集团对市场上现有商品的饱和需求为a，分配比例为资本家β，工人α（很显然，α＋β＝１），则这个社会的总需求Qd为： Qd=a/β （1） 一旦产量超出这个数量，就会导致产品市场无法出清。 这个总需求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为了深入认识问题，下面我们说明一下动态过程。为了简化问题，我们不妨假设在宏观经济系统“刚启动”的时候，广大劳动者没有任何购买力（不妨看成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农民）。 第一期：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饱和需求，需要为自己生产数量为ａ的“一篮子”商品，同时发放工资W1。 W1=aα 第二期：市场需求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资本家集体的主动需求，数量仍然是ａ，二是来自工人的被动需求，它等于上一期的工资所得W1。完成这些订单以后，工人又会得到一份数量为W2的工资。 W2=（a+W1）α=（a+aα）α=aα（1+α） 第三期：市场上的需求仍然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资本家集体的饱和需求ａ，二是来自工人的工资W2。完成这些订单以后，工人又会得到一份数量为W3的工资。 W3=（a+W2）α=（a+aα(1+α)）α=aα(1+α+α2) ．．． 依此类推，第n期工人得到的工资Wn为： Wn=（a+Wn-1）α=aα（1+α+α2+ … +αn-1)
这是一个等比数列的求和问题，它的无穷多项的和为： W= aα/(1-α)= aα/β （２） 动态过程最后趋于稳定。稳定以后，市场上的总需求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资本家集体的主动需求ａ，另一部分就是工人的被动需求，它等于总工资W。于是，我们可以计算出总需求Qd : Qd＝ａ＋W＝ａ＋aα/β＝ａ/β （３） 我们可以看出，公式（3）和公式（1）表示的总需求是一致的。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恰如波兰经济学家M.Kalecki的那句名言所说（陈英等，1999，第22页）的那样，“工人花费掉他们得到的，资本家得到他们花费掉的。”资本家集体的利润，等于他们的消费和投资，他们花费的越多，得到的利润越多，犹如“寡妇的油坛子”（凯恩斯，1997a，第117页）。 资本家的赚钱行为在维持经济系统的稳定上扮演重要角色。当经济系统的规模大于均衡水平时，资本家通过赚钱让货币从实体经济中退出，系统萎缩，重新回到均衡水平。相反，如果经济规模小于均衡水平，则资本家需求无法满足，他们的增加消费的边际效用大于赚钱的边际效用，于是会补充货币、扩大生产，直至达到均衡水平。研究发现，如果连续维持稳定的货币供应，就会出现大于均衡水平的、稳定的、非平衡“货币耗散”系统。 我们前面提出的那个“合伙包饺子”的模型，是一个纯消费模型，没有投资。我们很容易得出那个模型下的最优分配比例，应当等于人口的比例。就是说，如果有80%的人以提供劳动要素维持生计，20%的人依靠资本收益维持生计，若要使得两种要素的所有者都能够满足有效欲望，那么，必须使得劳动所得份额等于80%，资本所得份额等于20%。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模型。如果考虑资本家的资本折旧和技术研发，那么，实际资本所得份额应当比理想比例要高一些。越是发达的国家，它的资本效率越高，于是，它用于弥补资本折旧的比例就越低。因此，它的最优分配比例就越接近人口比例。从理论上来讲，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所得份额需要高一些。如果资本所得份额过低，会导致投资不足、供给不足、商品短缺；然而，如果资本所得份额过高，会导致投资过剩、需求不足、产能过剩，欲速不达。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工资所得份额过低，过早地陷入了需求不足的泥潭。 这里提出的总需求模型，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增长模型——需求增长模型。发展中国家要取得经济成就，就要努力扩大国内总需求。要扩大国内总需求，就要调整分配，使资本所得份额逐步减少、劳动所得份额逐渐增加。供给和需求是宏观经济的两条腿，必须同时前进，只强调供给与生产、不强调需求与消费，是一条腿走路，欲速不达。3.4 模型检验例1：有资料说（周玉清，2006），中国2005年的劳动所得占GDP的份额为11%，由此推出非劳动所得份额为89%。假设资本家和政府集体的自主需求（也叫主动需求、饱和需求）为100，则总需求等于100÷89%=112.35 这道题目的含义是这样的。约占人口20%的资本家集体，在消费100以后，已经吃到肚皮撑住了，但占人口80%的劳动者才得到12.35， 才达到达资本家的3%[（12.35÷80）÷（100÷20）*100%]，远远没有达到温饱。此时如果增加产量，资本家必须吃更多，就会撑破肚皮，出现负效用。如果消费不完，就会导致生产过剩、产品市场无法出清。 例2：根据美国政府“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提供的数据 （Table 1.12 National Income by Type of Income）,美国2005年的国民收入为108876亿美元，劳动报酬为70296亿美元，以此求得劳动所得份额为64.6%，于是可以推出非劳动要素的所得份额为35.4%。假设资本家和政府集体的自主需求为100，则总需求为100÷35.4%=282.49。由此可以得出，当资本家达到饱和时,广大劳动者也已经达到 45.6% [（182.49÷80）÷（100÷20）*100%]。如果考虑到资本家还要弥补资本折旧，那么，穷人和富人在消费方面基本上差别不大、基本上实现了各自的有效欲望。 正如上面的计算结果那样，美国面对的需求不足就没有中国那么严重，发展得比较均衡，两极分化不十分明显。这两个实际例子，或许揭示了穷国和富国的全部秘密。
论发展中国家的有效需求及就业（二）
4. 现代失业的机制及治理
4.1现代失业的根源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资本家雇用工人的规律，也就是失业理论。失业理论，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古典的失业理论，也就是主流经济学的失业理论，另一种是现代的失业理论，是本文将要阐述的失业理论。 古典失业理论认为，雇佣工人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当工人的边际产出小于工人的工资时，资本家就会无利可图，就会停止雇佣工人，其余未被雇佣的人就处于失业状态。比方说，地主有一块地，如果雇佣10个人就可以把地耕种得很好，再增加雇佣1个人，要多管一个人的饭，但土地的产出并不会明显增加。于是，地主就不会雇佣这个人。比方说，增加一个人可以多打200斤粮食，但却要管300斤粮的饭，地主就不干。再比方说，一个人操作一架缝纫机，如果工人的数量多于缝纫机的数量，就不会增加产出。于是，就会出现失业。 以上这种经典的失业理论隐含着这样几个假设：假定资本家（或地主）对粮食、衣服等实物商品的欲望是无穷大，同时生产效率非常低、边际产出已经很低。于是，他们认为资本家和地主始终处于饥寒交迫的状态，他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实物商品，同时，货币仅仅充当交易媒介，不算资产。这种假设在以前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大致符合事实，相关理论也不会出问题。但是，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的诞生，资本家获得的实物商品已经足够多了，在劳动的边际产出尚未低于工资水平时，他们的有效欲望已经得到了充分满足，增加消费的边际效用几乎递减到零了！于是，他们生产的目的已经完全转移到追求金钱上来了。这时，就出现了现代失业。 再借用上面这个土地的例子来说明。地主有一块地，雇佣了10个人，打了10000斤粮食，地主用3000斤养活雇工，自己还剩余7000斤。问题在于，如果地主吃不了7000斤粮食，只能吃4900斤。这时，地主不必雇用那么多人，他只需要雇佣7个雇工（每个雇工可以给他带来700斤粮食的利润）。这样多出来的3个人就会处于失业状态。这就是现代失业，是生产过剩下的失业。很显然，在这种失业状态下，土地的生产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劳动力也没有完全就业，出现了资本和劳动双重过剩的情形（王检贵，2002）。我们可以把这里的地主看成是资本家，把粮食看成是“一篮子”商品。 可能有的人会问，既然地主或资本家已经饱和了，为什么不送给穷人？在现实世界中，工人的工资是用货币支付的，多发工资，意味着资本家要垫付更多的流动资本，这必然对应着资本家的货币余额减少，货币余额的减少会降低资本家的总效用。 现代失业理论就是建立在资本家的有效欲望得到基本满足这个假设基础上的。可以打个比方：一个大灯笼，里面套了一个小灯笼，一个人困在小灯笼中。很显然，此时限制这个人活动的首先是这个小灯笼，而不是大灯笼。在古典失业下，生产相当于小灯笼，而需求相当于大灯笼。但到了今天，生产力发展了，原来的小灯笼膨胀了，比原来的大灯笼还要大。因此，现代失业是受销售的限制、受市场的限制、受有效需求不足的限制、受资本家有效欲望的限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失业机制，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完全不同。 假设资本家集体的饱和需求为a元，每雇佣一个工人可以生产产品P元，其中资本家得到R元的利润，工人得到W元的工资。那么，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饱和需求，实现效用最大化，必须雇佣N个工人，容易得出以下关系式： Ｎ=a/R=a/(P-W) （4） N：雇佣工人数 a：资本家集体的饱和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 P：单个工人的产出，P=R+W R：单个工人带来的利润 W：单个工人的工资 如果我们假定ａ、P、W是三个独立变量，那么，（４）式对工资W求导数，可得： dN/dW=a/(P-W)2 （5） 上式表明，工资越高，资本家须雇佣工人的数量越多。这就是说，在要素市场上，劳动力成了一种类似于吉芬商品的特殊商品。 在这里，我们假设ａ、P、W是三个独立变量，人们肯定要问，这种假设能成立吗？下面我们做一些分析。 首先，我们研究一下单个工人的产量P。作者认为，在单个工人使用的资本量不变、生产的技术条件不变、劳动时间不变、劳动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单个工人的产量是一个常数。虽然工资高了工人的积极性会高一些，但在厂方严格监督的情况下，工人已经很卖力气了。因此，增加工资并不会显著地提高单个工人的产量，工资和产出弱相关，可以认为产出P是一个常数，与工资W无关。 其次，就是资本家的饱和需求ａ。我们在前面的研究中，已经认定资本家的消费取决于他们的有效欲望，资本家的投资在特定的技术水平下，完全取决于消费。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资本家的需求已经处于一个饱和值。 三个变量有两个是常数，因此，把它们看成是独立变量的假设是成立的。 由于我们仅研究两种要素的情形，因此，在要素市场上，整个资本家阶级需要购买的商品只有一种：那就是劳动力。当劳动力价格上涨后，单个劳动力为他们创造的利润就会减少，资本家为了维持他们已经习惯了的奢华生活，就必然要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要知道，资本家雇佣工人，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而不是做慈善、不是学雷锋。资本家多雇佣一个工人，肯定可以多得到一份边际产品（实物），但并不一定会得到资本家想要的边际利润（货币）。只有当资本家顺利售出这份边际产品，边际产品才会变成边际利润。能否顺利售出这份边际产品，完全取决于市场的总需求是否已经饱和。 人们最关心的是，如果增加工人的工资，资本家的需求会不会降低？本文在前边已经假设资本家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根据这个假定，资本家的消费始终不会改变。而投资与消费正相关，要维持消费不变，投资也不能减少。撇开假设，作者认为，由于有大量可利用的闲置劳动力和闲置资本，当工人的工资增加后，资本家只要多雇佣几个工人，就完全能够继续维持他们原来的奢侈生活，根本没有必要为此节衣缩食。甚至相反，工人工资提高后，需求增加，市场形势转好，社会治安转好，社会矛盾缓和，资本家很有可能会增加他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近似地认为，资本家的饱和需求与工人的工资弱相关，可以假定为无关，可以看成是一个常数。 可能有些人会坚持认为，工人的工资提高后，资本家的需求会相应地降低。即使退一步来说，如果这种降低的程度小于单个工人为他带来的利润减少的程度，那么，本文的结论仍然成立。举例来说，如果R降低1%，ａ降低小于1%，那么，就业人数N仍然是增加的。 有的人认为，如果以最低工资制度拒绝那些愿意接受更低工资就业的人，就是对这些人不公平。其实，这就是让市场自由决定劳动力价格的论调。研究表明，如果不通过法律保护劳动力市场，则良好的就业水平就无法维持稳定。如果不做任何保护，允许一部分愿意接受更低工资水平的人就业，就会在无形中挤走一部分工资水平较高的就业者。这样做的后果是，总需求中的被动需求不知不觉地减少了一部分。总需求的减少，必然会带来总就业机会的减少，进而导致更多的人失业。失业人数一多，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有更多的人愿意以更低的工资就业，于是形成恶性循环。最后的结果是，薪水降到仅够维持生计的水平，并始终维持在这个低水平上，寸步难行。 对于那些无法在最低工资水平以上就业的人，政府应当给与一份恰当的生活保障，而不是鼓励他们去拆别人的台。鼓励拆台，必然导致劳动力市场崩溃——工资急剧下降、就业人数急剧减少。 可能有的人会认为，工资提高后，资本家会用资本替代劳动。作者认为，在短期内，资本家无法用资本替代劳动。如果由工资上涨引起资本对劳动的大量替代，至少在短期内会导致投资增加，这必然会引起对劳动的需求增加。 有的人可能认为，工资提高以后，会导致物价上涨，导致总需求减少。事实上，如果物价上涨完全是由工资上涨引起的，那么，必然会使得总需求增加。总需求和总就业的两个模型都支持这个结论。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例3：假设夫妻二人年薪合计为5万元时，工资成本占商品总价格的11%(周玉清，2006)。如果此时一套普通商品房的价格是50万元，那么,他们需要不吃不喝10年才能买得起这套房。 根据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算出这套商品房的工资成本是5.5万元。如果把目前的工资水平普遍翻一番，那么这对夫妻的工资会提高到年薪10万元，同样一套住房的工资成本就会上升到11万，如果把增加了的工资成本加到房价上，就会变成55.5万。这样一来，这对夫妻大约只要五年半就可以买下这套住房。 当然，对于那些靠储蓄生活的人（如退休者），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保证他们的购买力不受影响。这个例子给出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计算公式： 购买力=工资÷物价=工资÷(工资+利润) （6） 从上式可以看出，工资增加虽然导致物价上涨，但购买力是增加的，而不是降低的。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方法，可以叫做“要素分析法”。 有些人还认为，工资提高以后，可能会引起国际资本转移，跑到别的工资较低的地方去投资。在这里，我们说劳动力类似于吉芬商品，肯定是在一个封闭的市场内部研究的。也就是说，我们研究劳动力涨价，肯定是所有劳动力一起涨价，而不是一部分涨价、另一部分不涨价。针对资本转移的问题，我们必须加强国家间的合作，反对国家之间开展“低工资竞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不是相互拆台，不是以邻为壑。 我们还可以借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来阐述以上观点。马克思把货币资本的循环过程表示为G—W…P…W’—G’。其中G—W是购买阶段，是创造需求市场的阶段，在我看来，是创造被动需求的阶段，而W—G’是实现利润的阶段。今天的“边际生产力递减”是发生在W’—G’这个销售阶段，而不是发生在W…P…W’这个生产阶段。如果没有新增货币，也没有国际贸易，当这个过程达到均衡时，G≡G’。这就是说，如果资本家在购买要素时付出的越多，那么在销售产品时就会收回的越多。这又回到了卡莱茨基的那句名言以及凯恩斯的“寡妇的油坛子”理论。维持一个较大的货币流量G，对应于一个较高的工资水平，对于扩大总需求，提高社会福利，充分利用闲置要素具有积极意义。 我们还可以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问题。这好比是一场足球赛，球队的目标是冠军奖金，而观众的目标是看进球。球员为了拿奖金，龟缩防守，观众看不到进球。如果改变某些游戏规则，如加大球门、鼓励进攻等，观众的乐趣增加了，而球队的奖金并不会有变化，甚至因观众乐趣的增加而增加奖金。很显然，这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我认为，只要在大范围内同时地、一致地（而不是要求个别企业或个别地区）提高工资，也是一项帕累托改进。虽然资本家的管理工作增加了，但他们必然能够从社会整体的进步中受益。 其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是，从卡莱茨基的利润公式中看，利润与工资无关。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根据凯恩斯定律，需求会自动创造自己的供给。工资增加了，对应的商品必然会生产出来，根本没必要有“边际产出”不足的顾虑。 综上所述，从宏观上来看，工资增加并不影响利润，却可以提高就业。这意味着我们已经摆脱了“边际生产力理论”在就业问题上的束缚。4.2 现代失业的治理
依据前面给出的就业量的关系式（４），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解决就业问题。一是增加工人的工资，二是减少每个工人的产出。我们把这个公司再写到下面。
Ｎ＝a/R=a/(P-W) (7) 第一、增加工人的工资W。工资增加，会引起被动需求的增加，从而引起总需求增加、总就业人数增加。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和罢工运动，就是能够让工人以集体的力量和资本家谈判，使得大家能够得到一个较高的、统一的工资报酬，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缓解了需求不足。在国民产出的分配中，工资所得份额较高，这是他们国家繁荣的保证。 第二、减少每个工人的产出P。这可以通过严格限制工作时间（如每周40小时），降低劳动强度，增加劳动保护等措施来达到。如法国采取35小时工作周以后，明显降低了失业。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值得借鉴。 第三、就是让所有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资本，不必仅限于用劳动力去交换。现在西方国家，很多家庭都持有一定数量的股票，享受一部分资本收益，资本收益向全社会弥散。这一点也值得学习。5. 结论 研究发现，凡是富余的国家，其工资占GDP的份额较高。与之相反，那些贫穷的国家，工资占GDP的份额明显偏低，而且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呈下降趋势。 根据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的资料 ，美国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工资占国民收入的份额都在50%以上，40年代以后，一直维持在60%以上。而中国工资所得占GDP的份额，却由1980年的17%（党爱民，2004,第67页）下降到2005年的11%（周玉清，2006）。 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单个工人的产出不断增加，但工人的工资不能同步上涨，于是，被雇佣的人数越来越少，失业的人数越来越多，看上去资本家集体越来越趋于“自完备”。机器的使用，导致役畜被大量淘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然造成大量劳动力的闲置。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欲扩大国内需求，取得经济发展，就要不断调整要素分配比例，使工资所得份额不断提高。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应当把重点放在提高工资所得份额上，使工资所得份额由2005年的11%，上升到10年后的40%左右。这将极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扩大国内需求，为建设和谐共富社会奠定基础。 一个企业增加工资或者增加雇工，必然会使得总需求有相应的增加，但这些新增的需求要被成千上万的企业瓜分掉，使得我们几乎无法实际观察到这种增加，与之恰恰相反，我们会清楚地看到这家企业的衰败。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一项强制的政策措施，让所有企业一起加薪，则总需求和总就业的增加是显著的，是可以观察到的（在数学上相当于零乘无穷大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被前面提到的坏现象所迷惑，而看不见后面的好风景。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著名论断，现代的系统论、机体论、全息理论等各种学说从多个方面和角度进一步地推进了对“整体与部分”的研究，发现有时候却表现为“整体小于部分之和”（许国志，2000）。这就是说，个别企业加薪导致衰败的结论，并不能直接照搬到全体企业。目前，出现在就业问题上的理论困境，完全在于我们过分依赖基于微观层次上的肤浅经验，完全停留在关于一厂一业的结论上，从而妨碍了我们从宏观层次上去认识和把握问题的本质。 本文以要素交换为研究的切入点，研究了总需求和就业问题。本文使用的模型非常简单，通俗易懂，但包含着很重要的道理。其实，一旦我们明白了本文阐述的道理，可以找出很多办法。增加货币发行量或改变货币发行途径，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罗运贵（2003）提出“货币先行规律”，认为只要有闲置的资源或生产力，就可以发行货币搞建设。党爱民（2004）提出基于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的现实，由央行按人头发放一定数量货币，补贴群众消费，消化产能过剩。最近，卢映西又通过对重商主义历史的全面研究，充分肯定了发钱的必要性。 虽然本文仍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毕竟可以引导人们换一个思路考虑问题。如果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便实现了作者的初衷。参考文献：
陈英等,1999,《卡莱茨基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党爱民等，2004,《过剩经济学》,广东经济出版社。凯恩斯,1997a,《货币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凯恩斯,1997b,《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罗运贵，2003，《宏观价值调控论》，广西民族出版社，第134~140页卢映西，2005,《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能力稀缺》，经济学家,2005年第05期，第51~57页。许国志，2000，《系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第21页王检贵,2002,《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周玉清,2006,《职工工资过低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07月28日Keynes，J.M.,1933,“The Means to Prosperity”，Times.Phillips, A.W., 1958,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 Economica.Phelps, E. S., 1967, “Phillips curves, 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 and Optim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