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判清单覆盖范围有哪些(下) 谷辽海 中国财经报 2007-09-05 09:53:27 GPA管辖下的采购门槛值 对于国内采购对象的限额标准,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我国《政府采购法》第2条就规定,达到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方法和程序进行采购。限额标准制定得越低,法律的适用范围就越宽。新版GPA在发展中国家的条款中规定,根据发展需要,缔约方可以要求在过渡期内对附录一附件中的门槛值(threshold)提高一些。这样一来,GPA对缔约成员的覆盖面就会缩小。没有达到采购门槛值的货物、工程和服务,GPA就不能进行管辖。只有采购对象的价值等于或者超出GPA覆盖下的限额标准,才受到约束和规范。 对于GPA所要求的门槛值,我们可能并不是十分熟悉。为了让大家有个全面的了解,笔者在这里介绍几例GPA成员不同采购实体和不同采购对象所反映的不同门槛值。不论是新旧版的GPA,都要求缔约方明确将本国自愿接受GPA管辖的门槛值记载在附录一附件中的清单里面,作为承诺履行义务的具体范围,也便于缔约成员之间有章可循。 根据美国、加拿大、韩国等GPA成员附件一中的记载,列入名单中的所有中央政府实体,他们采购货物和服务的起点金额均系130,000特别提款权(特别提款权英文全称是SpecialDrawingRight,简称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账单位,13万特别提款权折合约为18万美元),采购工程的起点金额都是5,000,000特别提款权。所有缔约方低于13万特别提款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合同、低于500万特别提款权的工程采购合同均不属于GPA的管辖范围,可以按照国内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执行。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所载的附件一中也明确承诺,货物和服务的采购起点金额也是130,000特别提款权,工程采购的起点金额也是5,000,000特别提款权。对于GPA成员承诺的次中央政府实体的采购门槛值,各缔约方在附件二中的记载标准略有不同。 美国、加拿大等成员所承诺的货物和服务的采购起点金额是355,000特别提款权,工程是5,000,000特别提款权;韩国承诺次中央实体采购货物和服务起点金额是200,000特别提款权,采购工程的起点金额是15,000,000特别提款权;日本在附件二中记载的采购货物和服务的起点金额是200,000特别提款权,工程服务的起点金额是15,000,000特别提款权,建筑、工程和其他技术服务的起点金额是1,500,000特别提款权,其他服务的起点金额是200,000特别提款权。 除了在附件一和附件二承诺受管辖的门槛值之外,GPA成员还必须在附件三所有其他采购实体应遵循的限额标准作出承诺。挪威、美国在附件三承诺的采购货物和服务的起点金额是40万特别提款权,工程为500万特别提款权,美国还罗列了货物和服务适用25万特别提款权以上的一些实体。加拿大在附件三承诺采购货物和服务的起点金额是355,000特别提款权,采购工程的起点金额是5,000,000特别提款权。 以上简要介绍了GPA成员的3类采购实体对不同采购对象的采购门槛值。结合国内的法律制度,笔者认为必须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门槛值或限额标准并不是判断是否属于政府采购的标准。我国现行法律认为,没有达到门槛值或限额标准的不属于政府采购。这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方面均行不通。没有哪个国家将门槛值作为判断是否属于政府采购的依据。因此,要加入GPA,必须修改我国《政府采购法》第2条规定。门槛值或限额标准只是反映法律对采购实体的规范程度和不同的管理要求,并不是说没有达到门槛价的就不属于《政府采购法》管辖范围。 其二,没有达到GPA的门槛值仍应受我国《政府采购法》管辖。几乎所有的缔约方均明确地在本国法律中规定,属于GPA调整范围的,自觉履行义务。不属于GPA规范的,必须遵守国内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有些部门认为,不递交出价单或者要求门槛高些,可以不受法律规范,仍然按照传统模式进行,这是不符合法治理念的。 其三,现行的限额标准必须予以规范。有关部门依据《招标投标法》制定公开招标的限额标准是200万元,达到这个标准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且使用国有资金的必须进行公开招标采购,国内外的投标供应商均有资格参加。这样一来,即便我国许多采购实体和采购项目未纳入到GPA管辖,但依据这部法律进行采购,达到或超过200万元以上的项目,不论是否为GPA的成员均能进入我国的市场,而我们却进入不了GPA其他成员的政府采购市场。另外,依照这部法律进行采购的限额标准与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也是相冲突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每年中央和地方的限额标准均系不一样,中央采购实体的限额标准是由国务院公布的,地方则是由省一级政府公布的。比如北京去年的政府采购限额标准:单项或批量达到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的货物、单项或批量达到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的服务、单项或批量达到60万元以上(含60万元)的工程,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是单项或批量采购金额一次达到80万元以上(含80万元)的货物或服务。笔者对比了10来个省的限额标准,几乎都不一样。不同的限额标准会导致合法与违法的性质一样,这显然不符合我国宪法规定法制统一原则。此外,法律要求具备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根据《政府采购法》对政府采购的定义,目录以内和门槛以上这两个标准将会导致对政府采购概念的不确定性,以及法律适用范围的不确定。 总而言之,我国加入GPA将是大势所趋,在两部法律并存之际,即便谈判清单制作得尽善尽美,也是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笔者认为,有关部门在递交出价清单时应该首先考虑到国内法律制度的修改和完善,这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本文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首席法律顾问、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顾问、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