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随着今年7月份CPI数据的公布，国内外诸多媒体惊呼中国将进入一个高通货膨胀时期。然而，仔细分析可知，这种担忧或许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支持全面的通货膨胀。
从形成原因看，可以将全面的通货膨胀分为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种基本类型。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是因总需求增长过快所致，而总需求包括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即所谓的“三驾马车”。在中国经济的总需求构成中，投资和净出口的马力最为强劲，消费则逊色许多。事实上，与其说是“三驾马车”，毋宁说是“两匹马、一头驴”。总需求的这种格局意味着不可能出现由需求拉动的全面通货膨胀。
就净出口而言，我们观察到，自2005年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之后，贸易顺差出现了异常的高速增长。这种增长可能由多方面原因造成，例如：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J曲线”效应，今年上半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引发的提前出口潮。此外，贸易顺差中很可能还参杂着相当数量的游资。无论如何，刺激出口异常增长的这些因素不可能持久，而且，贸易伙伴国的“意见”以及美国次级按揭贷款风波都可能会对中国的出口形成抑制。
与贸易顺差相比，投资对物价和中国经济周期的演化具有大得多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周期主要就是依靠投资驱动的。在这种投资驱动的经济周期中，物价通常会在经济周期的上升段随投资的增长而逐步攀升，但是，如果后续没有其他总需求（消费、净出口）予以替代，则随着先前投资的完成，一方面是生产能力（总供给）的扩张，一方面则是总需求的下降，物价即随之应声而落，经济周期也将进入下降段。今年上半年，虽然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达到了20％强，但是，与2004年高达40％、甚至50％的速度相比，投资的增速显然是在逐步回落的。未来即使不考虑抑制投资的宏观调控措施，仅从产业结构的调整来看，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本轮投资热潮也将消退。相反，需要关注的是，刺激投资的一些因素（如奥运会）将会逐步消失，尤其是未来几年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出现调整。所以，在总需求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消费未得到有效刺激之前，我们更需要警惕投资增速的过快下滑。
消费是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了明显的加速增长。消费的加速增长首先源自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改善，其次则归功于非农就业的显著上升。然而，这两种因素是否会形成推动消费的持续动力，目前尚可置疑。就居民收入而言，如果不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即使未来收入继续高速增长，也难以带动消费。就非农就业的上升而言，近些年主要是依靠第二产业就业的带动，而第二产业具有典型的顺周期特征。如果未来不放松对第三产业的管制，强化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非农就业的高速增长恐难以持久。
如果说需求拉动的全面通货膨胀不太可能发生，那么，由生活、生产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不是全面通货膨胀）我们已经见识过了。2004年，在食品价格的推动下，CPI于7、8、9三个月连续超过5％。然而，由于扣除食品价格后的核心CPI只有1％左右，成本推动型的物价上涨并没有演化为全面的通货膨胀——随着粮食价格的回落，CPI在2004年10月份后即迅速下落，至年底仅为2.4％。今年再次演绎了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7月份，食品价格以高达15％的速度上扬，与2004年同期一样，CPI再次超过了5％。不过，今年这种由食品价格引发的物价上扬依然难以形成全面的通货膨胀。因为扣除食品价格后的核心CPI逐步下降，7月份只增长了0.9％。而且，由于投资增速的减缓和先前投资产能的释放，今年的PPI也要比2004年低得多，这说明物价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向下的压力。
食品价格上涨所以不会引发全面的通货膨胀，其中道理已经在经济学教科书的“蛛网理论”中描述得很清楚。然而，央行在二季度的货币政策报告中提出一个观点：食品价格的上扬可能会提高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进而对未来的物价上涨形成压力。
“通货膨胀预期”会形成现实的通货膨胀吗？不太可能。目前食品价格的上升主要影响的是居民的生活成本，而这种生活成本压力要转变为成本推动的全面通货膨胀，其条件必然是：作为雇员的居民在工资合同的签订中拥有谈判力量。换言之，生活成本的上升只有转化成普遍的工资上升之后，通货膨胀才可能成为现实。显然，在农村依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大学生毕业后只能去当保姆、甚至毕业即失业的就业环境下，雇员是不太可能拥有与雇主谈判工资的力量的。
既然我们既不太可能遇到需求拉动的全面通货膨胀，也不太可能发生成本推动的全面通货膨胀，那么，针对物价上涨或者“通货膨胀预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就需要非常小心了。例如，就加息政策而言，在食品价格上扬已经给居民造成生活压力的情况下，鉴于中国的按揭贷款均为浮动利率贷款（同美国不一样），加息不仅提高了新增按揭贷款的月供，而且会提高所有存量借款购房者的生活成本。虽然每次加息对按揭贷款月供的影响只有几十元或几百元，但随着2004年以来的多次加息，终有一天会让一部分人进入入不敷出的状态。实际上，针对目前的食品价格上扬，我们更应该依靠采取措施去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尤其是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条件。
总之，在技术进步、体制改革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支撑下，中国经济的总供给增长要快于总需求的增长。在这种背景下，通货膨胀至少不应该成为宏观经济关注的首要焦点。相反，我们更应该将就业、收入分配以及金融改革等问题摆在宏观经济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