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过热问题又再一次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抑制经济过热也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预计今后很长的时间内，我们都将在这样的气氛中走下去。一面是精神振奋，一面是胆战心惊，小心谨慎地往前闯。重要的是我们在宏观调控中，要把握好基本面，坚持走自己的路，不要人云亦云，没有了主张，有些问题还要思考了再思考。比如：
第一，关于贸易磨擦问题。
这个时期，我们经济发展快了，热钱流入多了，外资投入也多了，贸易磨擦也多了。原来还只是反倾销，反倾销也只限于单个行动，现在发展到上诉到“WTO”，美国国会财经委员会还通过了“货币操纵国”法案，提出了制裁措施，欧、美、日等联手制裁中国的趋势又有新的加强。这是航船高速前进时激起的浪花，我们不必太介意。我们应该稳住自己的阵脚，继续大踏步地往前走。前期，我们鼓励出口，打的是：开放、“薄利多销”、高外汇储备的组合战略，一下子把世界局面打开了，没有这些条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不会有现在这样速度，当然贸易磨擦也不少。但从总体上看，我们采取的是上策，不是傻大头。现在最让我们发愁的还是贸易顺差过大、过快增长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的冲击，这说明顺差过大、过快地增长也不是我们的愿望。据统计，发行“央票”仍然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唯一手段，当月共发行“央票”回笼货币2170亿元，央行到期并形成货币投放4400亿元，投放与回笼相抵，当月净投放货币共计2230亿元，如果把这个数字乘以货币乘数5﹒4，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它对通货膨胀影响不可低估！通货膨胀的压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迫，不要总认为中国在操纵货币来谋求额外的收益。我们已经千方百计加大力度解决顺差过大、过快增长问题。当然汇率要继续调整，调整幅度也可以更大一些，但不可能一次就调得很大；工资要提升，还可以辅以其他措施，例如调整进出口政策等，但是这些都是一个主权国家自己的事情，我们不是意在搪塞，不是做秀，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彼此间有磨擦，可以协商，但不能强迫我做这做那，不能美国的逆差强制要我们来“埋单”。千言万语一句话，汇率就是各国货币的比价，既是价值尺度，又是经济杠杆，是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工具，都是要听从各国中央银行的，没有完全“由市场决定汇率”，当然各国的中央银行也不能独往独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汇率调整是各国自主权范围内的事。美国国会财经委员会通过的“货币操纵国”的决议案的目的是想通过立法形式，直至通过惩罚性措施迫使人民币更快升值，这是霸权行为。不仅因为它开创了一国的国会用立法手段来干预它国汇率的先河，而且因为汇率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各国在汇率调整时，都要考虑国内方方面面，特别要关注企业的适应能力，不可能一听到人家说我们的汇率低估，就一步到位。实际上，不仅要进一步考虑人民币汇率的估价是不是把握准了，人民币币值的适度区间也要不断摸索，在交换中逐步调整，以求相对合理，所以汇率改革要遵循“渐进性”原则，这是一条重要原则。如果草率从事，把我们自己的许多企业都打倒了，美国国会某些人高兴了，我们却“泪流成河”，能行得通吗？我们与美国有对话渠道，为什么不用，而要用这种办法？我们的确有自己的情况。不会为了取悦别人，而使我们群众“泪流成河”。这牵涉到我们的信念问题、社会稳定问题，不能不谨慎应对。在自主权与群众利益两大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疏忽。
就在我们一些同志为美国国会说好话的时候，美国发生了1028名美国经济学家联合签名，强烈要求美国国会议员遵循自由贸易精神，抵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美国经济学家为什么会如此一致地表达这样看法？是因为1930年，也是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请愿，敦促胡佛总统不要签署美国历史上最高关税法“斯姆特——霍利税法”却遭到胡佛的拒绝，终于引发国际贸易战，加剧了危机的恶化，使世界经济遭受到了重大损失。现在美国国会又出现了“货币操纵国”法案（虽然是财经委员会通过的），继之又引发了1028名美国经济学家的签名事，这两件事提醒我们，美国国会财经委员会通过“货币操纵国”法案不是小事情。它表明，历史上发生过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重演。中国会持续向更发达的经济体所具有的一些特质转变，出口产品中技术含量会更高，附加值会更大，与发达国家的磨擦会更多，爆发贸易战的概率也可能增大，我们不能麻痹大意，应该有所准备，应该把它列入宏观调控的新命题。
第二，关于物价问题。这几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继续小幅提高CPI涨幅创今年新高。6月份，CPI同比上涨4﹒4%涨幅比上月高一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3%，环比涨幅与上月持平。国家信息中心提供的资料显示：6月份，CPI八大类构成的价格变化呈现“三涨、三跌、两平”的格局。6月份，价格比上月上涨的有：食品价格上涨11﹒3%，涨幅比上月高3个百分点；居住价格上涨4﹒4%，比上月高0﹒4%；医疗保健价格上涨1﹒9%，比上月高0﹒3%。价格与上月持平的有：烟酒及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7%，涨幅与上月持平；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下降1﹒2%，降幅与上月持平。价格较上月回落的有：交通和和通信类价格同比下降1﹒1%比上月下降0﹒6%，家庭设备及用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8%，涨幅比上月低0﹒2%，比上月多下降0﹒2%；衣着价格同比下降0﹒3%，比上月多下降0﹒2%。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是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原因。其中尤以猪肉上涨为最。回顾近几年物价上涨史，这一现象带有普遍性、规律性，它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调整问题。由于我国体制的特殊性，对比起来，农副产品价格一直处于压抑状态，这次由农副产品涨价所引起的价格变动，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应该有一个合理调整。这就是说，我们在平抑通货膨胀的时候，应该要考虑放宽农副产品价格上调幅度，用价格来调动农民发展农副产品的积极性，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换句话说，要把工农业协调发展摆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要有新的思路，实行新的平衡。
第三，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我们现在因经济高速发展，内外关系都绷得很紧。贸易顺差一再加大、加快，流动性过剩继续发展，房地产热、股市热继续加温，通货膨胀的压力继续上升，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汇率制度改革上。有的主张快速调整汇率，以迅速扭转贸易顺差增长过大、过快的局面，从而抑制流动性过剩。汇率改革的呼声又一次占了上风。但也有不同声音同时响起。有些同志在问，人民币汇率是不是如传言低估了40%——50%？人民币汇率的适度区间在那里？人民币汇率改革今后如何走？人民币汇率改革又一次成了争论的焦点。
认定人民币币值低估的理论依据是购买力平价学说。购买力平价说又分为两种形式，绝对购买力平价说与相对购买力平价说。前者认为，一国货币的价值及对它的需求是由单位货币在国内所能买到的商品和劳务的量决定的。而购买力的大小是通过物价体现出来的，于是相对购买力平价说提出：两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将根据两国通胀率的差异而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得出结论，两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可以表现为两国货币的购买力之比。购买力平价是通过价格调查收集对比国家150多类、2000多种代表规格产品（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资料，并利用支出法计算的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作基础按150多类划分的支出构成作为权数，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购买力平价，并以此作为确定汇率的基础。从总体上看，购买力平价理论较为合理地解释了汇率的决定基础，但是操作起来也是很难的，还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对发展中的国家，理论计算与实际差距更大。
因为购买力是通过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形成的。它所假定的所有商品都是贸易品，实际上总的价格中包括了许多非贸易品（无法进入国际商品流通的商品），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初期有相当多的国内产品或出于人为的限制，或由于本身的特点，不符合国际规格和质量要求而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它们仅在国内交易，不影响外汇供给，其价格与汇率之间并无直接联系，从而影响到汇率的计算，使汇率和购买力平价离得更远。温建东剑桥大学管理协会在《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研究》一文中对人民币购买力进行过测算。结果是：2002年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约为4﹒56元人民币/美元。但是，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只是跨国比较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指标，不能作为汇率水平是否合适的依据，衡量国际竞争力的应当是可贸易品购买力平价。2002年，可贸易品购买力平价为7﹒52元/美元。而当时人民币的汇率是8﹒27元/美元，两者比较接近。还有值得我们关注的，2001年，我们的贸易顺差是225亿美元，年未外汇储备只有2122亿美元。如此看来，人民币汇率没有严重低估。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可贸易商品比重扩大，档次提高，可贸易商品与不可贸易商品的比价关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可能带来本币的升值。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上的差异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而我们在计算购买力平价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因为购买力测算遵循的是实物原则。但是即使同一商品，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其追加的价值是不同的。从总体上讲，低收入国家的综合经济质量（含服务水平）远不如发达国家，其代表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均较低，这样按实物原则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指数会高估低收入国家的货币实际购买力。另外，代表商品的选择也在存着许多不可比性。在不同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由于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差距，具有代表性的商品不一定具有可比性；有可比性的，不一定具有代表性，而选择权往往不掌握在发展中国家。
这一学说还忽视了国际资本流动（例如热钱涌入）的影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货币资金的流动量已经大大超过商品贸易成交量，引起外汇市场跌宕起伏，瞬息万变，这些短期的汇率变化，也非购买力平价一一诠释。连接国际资本流动的是各国别具特色的金融市场。外汇资金进入各国金融市场以后，引起了不同的反映。我国2002年末外汇储备是2864亿美元，今年6月底外国汇储备13000多亿美元，不到5年，外汇储备增加了1万多亿美元，由此引起基础货币投放约8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乘以货币乘数，M2就增加了33﹒6万亿元——40万亿万元人民币，这是多大的一个数字啊！但是这些年，我们经济连续以两位数速度增长，前四年都保持了低通货膨胀率，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8﹒60%，人民币兑欧元累计贬值3﹒51%，人民币兑英镑累计贬值6﹒89%。这是什么原因？既有政策原因，也有我国金融市场体制性因素。
购买力讲的是供求关系，供求都是要通过市场来实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由于市场发育程度不同、管理体制差异，不仅会对资源商品化、物价水平的生成产生巨大的影响，还要影响到汇率水平。从实践看，国与国之间购买力平价的对比，是有条件的。只有当对比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国内资源商品化程度比较充分，国内金融市场以及与之衔接的国际金融市场发育都比较充分，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溶为一体时，各国的购买力平价才能得到客观反映，比较才有更大的可比性。
中国的金融市场有自己的特点，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又有它的特殊性：①货币流通特点。到2006年，中国的广义货币M2已达34﹒56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折算，相当于4﹒3万亿美元，当年中国GDP总值为20﹒94万亿元人民币，折合2﹒6万亿美元，货币存量相当于GDP的1﹒65倍。根据世界银行和美联储的数字，2006年美国GDP总值为12﹒9万亿美元，12月末的M2为7﹒1万亿美元，美国货币存量相当于GDP的55%。还有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对经济总产出的比率是：巴西0﹒32，墨西哥0﹒26，俄罗斯 0﹒31，泰国 0﹒95，印度0﹒64，印尼0﹒54，而中国却是1﹒65。这是非常特别的。这几年，因外汇占款增加、基础货币连续大量投放，却没有引起通货恶性膨胀，与我们金融市场这一特点有关。
②融资制度特点。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体系实际上就是银行体系。以融资结构为例，2006年，间接融资（银行信贷）占社会总融资的比重接近80%，直接融资中除去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和仍在银行体系内的短期融资债券，企业债券的规模很小，股票融资也只占到总融资额的6%。同时，一是现金使用量大。有资料说，在国外，72%企业支付使用商业票据或者企业信用，8%使用银行票据，15%透支，5%使用现金。而中国的企业之间的支付是银行信用唱“主角”，企业信用原来还占一定比例，近十几年，由于信用观念衰退，使用企业信用的少而又少。在中国企业的支付，80%使用银行的存款或现金，18%使用银行票据。而使用信用卡消费比例也仅占百分之几。在外国，由于使用票据多，使用贷款少；用信用卡消费多，用现金少，所以国外社会现金库存量或者说手持现金少，企业财务费用是比较低的，利息仅占企业盈利（利润和利息之和）的30%，企业的70%被留在企业成为利润；而中国使用贷款太多，利息负担重。
二是体外循环大。据有关调查，我国民营企业近80%的资金需求来自于自我积累和民间融资，民间借贷总量维持在国内生产总值6%至7%，相当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额的4%至于5%。由于直接融通的发展以及民间融资的活跃，过多的流动性并不完全以贷款的形式体现在实体经济中。一方面银行有资金放不出，小企业缺资金，找不贷款，流动性过剩与流动性匮乏并存；另一方面是社会库存货币流通量增加，扩大了市场货币流通量。
②高储蓄率特点。美国的储蓄为1%，我国是50%。储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从而也引发了投资需求不足，进一步带动外汇储备上升。
③外汇管理制度的特点。我们是一个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根据现行的管理制度，企业得到外汇收入后，大部分要卖给国家，结汇是强制的。在强制结汇制的条件下，中国市场上外汇供给很充分，与此同时，人们不能随便用人民币购买外汇，外汇需求却受到了限制，外汇的供求关系被扭曲了。
这说明我国的金融市场至今还处于“学步阶段”，货币流通还不能说很正常，资金“休眠”现象随处可见；既制约了国内市场功能的发挥，也严重制约我国国际金融的发育与成长，进而影响了购买力平价的核算。购买力平价说遇到了新情况：外汇通过强制结汇制，使市场货币投放转为基础货币投放，在经过货币乘数作用、货币量放大了，但是人民币汇率却安然无恙。因为境外资金狂风恶浪的冲击，经过这种体制设置的种种关卡，市场机制的作用削弱了，从而减缓了对市场的冲击，进而延缓、减轻了对物价的影响，也会使购买力平价反映失真。事实胜于雄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由于劳动力价格差距、贸易品与非贸易品比重差距以及金融市场发育程度差距太大，所以，无论是物价水平，还是购买力平价都缺乏可比性。即使根据两国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也难以反映两国货币实际的均衡汇率水平，更难以抹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汇率与购买力平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购买力表现的是供求关系。供求——里的“求”是指有购买力的有效需求；需求是通过货币来实现的，外贸需求是通过外汇来实现的，在实践中，在处理对外经济关系中我们不得不更多考虑我们的外汇购买力以及创汇能力，以此来调节人民币汇率水平。
2001年以来，日本、美国等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不断地要求人民币升值，并且不断施加压力逼迫人民币升值。实际上那时候，我们贸易顺差很少，外汇储备也是刚刚起步。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几乎年年是逆差，90年代前五年，总算有了几十亿美元顺差，后五年，顺差开始超百亿美元，2001年贸易顺差是225亿美元，2004年，我们也只有320亿美元顺差，可是服务项目都有120亿美元逆差，当年外汇结余仅仅200亿美元，占全部贸易11500亿美元的不到2%，占GDP的比重也不到2%，那时候人民币汇率改革还摆不上位置。2005年开始，顺差开始超千亿美元，但是原统计局长说，中国顺差有很大一部分是假的。2001年，我们外汇储备只有2122亿美元；2002年，2864亿美元﹍﹍。当2005年我国外汇储备情况稍有好转，就开始人民币汇率改革。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无论是当年的贸易顺差还是外汇储备，我们都是小儿科，我们的银行体系还很脆弱，许多外汇制度需要调整，美、日这些国家怎么就等不及了呢？美、日等国家迫不及待地催促我们进行汇率制度改革是否另有图谋？
的确，我们需要深入考虑人民币币汇率是否严重低估的问题。李羽中教授在《人民币汇形成机制的改革》（钱江晚报2007年8月7日）一文中说得很好：“我认为，即使从市场标准衡量，人民币未必低估。目前，日、美很多经济学家都说人民币汇率低估了，中国不少经济学家也说低估了，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一，以美元为基础货币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远低于市场汇率；其二，我国的国际收支连年顺差。” “应该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的汇率从来都是大幅度高于购买力平价的。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与购买力平价之比的平均数是3至4倍。另外，货币的汇率取决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直接投资，而货币的购买力只影响国际贸易。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购买力平价不能够作为判断汇率高或低估的标准。”李教授在解释第二个理由时说：“确实，一个国家出现国际收支顺差会导致在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增加，即本国货币要求增加，从而促使本国货币汇率升值。人们据此认为，中国这么多年都是顺差，汇率却没有相应升值，所以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李教授认为“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外汇供给机制被扭曲了！”他说：“如果完全放开外汇供给的强制和对外汇需求的限制，我国未必会有国际收支顺差。”
如此说来，在外汇储备快速积累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体制不是汇率？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则目前我们所要考虑的不是人民币币值估价是否过低，而是解决的倒是改革造成外汇供给机制扭曲的体制！
中国有些特殊情况的确值得我们格外关注。近两年，我们外汇管理制度还没有来得及作大的改革，但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却变得很快。原来许多断言中国这条发展道路走不通，甚至断言中国要出大乱子，要崩溃的人，几年下来，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以两位数的发展速度向前发展，并且至今没有衰退迹象，外汇储备也超过了万亿美元。于是乎人们的观念变了，“怀疑论”转换成“特殊论”，热钱也蜂拥而至，贸易顺差节节上升，且带动了房地产热、股市热，弄得我们措手不及。会不会因此给人们造成一个错觉，似乎人民币币值被大大低估了？如果在我们判断出现了偏差，在客观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大刀阔斧地改革外汇制度、外汇管理体制，同时又大幅度提高人民币制汇率，步子跨得很大，群众承受不了，我们会不会因此而失控，到时候又迫不得已而走回头路？我们需要冷静思考，谨慎从事。现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已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下一步要格外小心。朱教授断言：人为决定人民币汇率升值是下策，调节人民币供求是上策。我看这个意见很对。现在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确太强烈了，国际上热钱不断涌入中国，加重了这一困难，我们可不能被“人民币汇率被大大低估”的幻觉拖垮。转变人民币汇率改革思路，这才是当前宏观调控的当务之急。
李教授提的几点建议也是很有价值的。他建议，改革强制结汇制；放宽人们购汇限制；放宽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限制。以此来完善人民币的供求机制，使人民币的升、降交由市场决定。我看还应该加上一条：加大进口，特别是加大从美国进口，以解决贸易顺差过大、过快增加问题。要把扩大进口作为一个“非常措施”来抓；把鼓励出口战略改为“大出（口）大进（口）战略”。可以预计我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一个期间内，不会消失，以加工贸易的出口为主的格局在短期内也不会消失，这样贸易顺差还将继续下去。用单纯提高汇率办法来抑制出口，不如改为“大出大进”的战略。既要扩大进口规模，又要适当增加消费品进口；扩大进口，既有政策难题，又有体制困难，还有思想认识障碍，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同时，要继续推动对外贸易、资源价格、外汇管理、劳动保障、环境补偿等制度改革，使各项政策形成合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为回避过度的贸易冲突，为体制改革赢得更多的时间与空间。正如李教授所说：“从短期来说，调节人民币供求是上策，调整人民币汇率是下策。”“从长期来说，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比单纯调整人民币汇率更重要。”而且“处理外汇储备增加的问题比处理外汇储备流失的问题更容易。
中国的改革又进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外贸磨擦有上升趋势，物价上涨出现了新的苗头，伴随贸易顺差过大、过快增长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状况继续发展。新情况需要我们有新的改革思路，新的创造。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仍然是当今工作的第一要务。（2007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