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 要：偏好是人们对不同程度需要的排序，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城乡对不同类型人力资本投资在不同性别、不同阶段呈现不同偏好，造成城乡偏好不同的成因主要是经济差异、教育文化差异、公共资源差异和制度设计的二元分割等。
一、与偏好相关的概念
偏好和效用是西方经济学消费理论的两个相关的基本概念。经济学上的偏好（preference）指对一种货物、事件或项目的喜好，其程度高于对一种或多种其它货物等的喜好。偏好函数，就是这些偏好的一种序数排列。如果一个人对X的偏好胜于Y，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得自X的效用大于得自于Y的效用[1]。
偏好与效用在经济学中是相关的，有时是混淆的概念。因为经济学假定人的偏好不变来研究效用。按照效用理论的说法边际效用是逐渐递减的，在这个边际效用递减的过程中，偏好如果理解为效用的话，也是在变化的。经济学中序数效用理论又称偏好理论，偏好有三个公理和两个假设。三个公理是完备性、非对称性和传递性；两个假设是偏好的强单调性（多多愈善）与严格凸性（平均的消费总比极端的消费要好）。
偏好和价格相通。张建平认为，效用概念和价值概念其实是相通的，同时认为作为交换比例的价格是由价值决定的。偏好和效用相通，效用和价值相通，而价值又决定价格，因此，价格和偏好相通。一个人如果对某种商品的偏好改变了，也就等于是他对这种商品的价值判断改变了，当他获得并消费这种商品时其效用也就会随之改变，那么他对通过交换获取该商品时的价格预期也会发生变化。反过来，如果一个人改变了对交换的价格预期，我们只能判断说他对商品的偏好发生了变化。[2]
偏好与需要相关。需要是心理学概念。需要决定行为的动机，动机是构成人类大部分行为的基础（Weiner,1985）。按照心理学的解释，需要是有机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它表现在有机体对内部环境或外部生活条件的一种稳定的要求，并成为有机体活动的源泉。人的需要是人对某种客观事物的要求引起的，是人的活动的基本动力，是人的行为动力的重要源泉。人的需要和动物的需要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的需要主要由其自然性决定的，而人的需要主要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具有社会的性质。人的社会性主要通过社会关系和社会知觉表现出来的。因此人的需要的内容以及满足需要的手段也和动物不同；由于人有意识，人的需要会受到意识的调节与控制。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有不同的种类。按照起源分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按照指向的对象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的需要分为五类，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正是人们有不同层次的需要，所以才会产生不同的行为，不同的行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只有合理的需要才可能产生积极的行为效益。心理学上的需要具有层次性递增性和人类普遍性。满足了低层次的需要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以及全人类都具有这些不同的需要。人们有了需要但是不一定就有需求，需求是和人的购买力相联系的。没有购买力即使需要也未必需求。相对于需要和需求而言，偏好是对不同需要的程度的排序，居在需要序列前列的就成为偏好。
影响偏好的因素很多，但是主要有习惯、相互依存性和价格等。按照影响偏好的因素分，偏好主要分成三种类型：（1）习惯形成型偏好。人们的偏好受到过去消费的影响。（2）相互依存型偏好。传统经济学假定偏好不受他人的影响，在传统经济学中，关于偏好的一个隐含假定是一个人的偏好不会受到其他人偏好的影响然而，人类生活在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影响。（3）价格影响偏好模型。在利用偏好分析需求曲线的标准做法中，商品的价格只是一个参数，决定了消费者的预算约束集。消费者的偏好与商品的价格是独立的。然而，由于人们根据价格判断商品质量或者一个高价格显示了消费者的地位，商品的价格影响消费者的偏好。雷本斯坦 (Leibensten) 和珀拉科 ( Pollak)对这些类型作过模型研究。[3]
二、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偏好分析
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行为，从广义而言也是一种经济行为。知识经济是知识、技术的生产、交换与分配的经济，而知识和技术的载体是人，其核心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投资的产物，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形成和积累的。它表现为人们所具有和运用的科学文化知识、专门的职业技术知识、专门的职业技能、健康等等。
与物质资本相似，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而形成的。一切有利于提高人的素质与能力的活动，有利于提高人的知识存量、技能存量和健康存量的行为都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因此，人力资本投资是多方面的。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把人力资本投资归纳为教育投资、培训投资、劳动力流动投资、卫生保健投资等形式。“对卫生和营养的投资可以改善人的健康状况；对个人进行培训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技能；接受正规教育可以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并有助于学习能力的增强；而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可通过外部的效果来提高个人的技术水平”[4]。这些投资方式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和社会不同层次的各种需要。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受到家庭、地域经济环境、群体成员的偏好和价值取向的影响。
人力资本偏好是对教育、培训、卫生和迁移等的需求。人力资本投资偏好就是对教育投资偏好、对培训投资偏好、对卫生保健投资偏好和迁移的偏好。
（1）教育资本投资偏好，决定于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个人资本包括有关影响当前和将来效用的过去消费和其他个人经历。社会资本就是描述个人社交体系和控制体系中的同辈人和其他人的活动的影响。教育投资影响教育偏好和教育投资行为。由于受到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二者呈现增强趋势。这种趋势使教育的边际效用随着时间的变化出现变化。在人们年轻的时候，教育的价格会下降，而随着人们对教育投资行为增加，教育的消费量则会上升，因为随着人们教育增加和年龄的增长，消费资本会不断的积累。教育需求曲线越富有弹性，教育的消费越可能随着教育投资的增加而上升。在年轻时候，人们对教育的消费量会上升，但随着消费资本存量在年长的时候下降，消费量最终会下降。[5]
中国家庭长期以来有培养子女的偏好，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偏好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但是城乡在性别与经济上有明显差异。据 2O世纪 9O年代前期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家庭愿将子女培养到小学毕业的占3.6%，初中毕业的占18.8%，高中毕业的占16.8%，中专毕业的占 9.6%，大专毕业的占6.5%，大学毕业的占29.2%，研究生毕业的占3.1%，没有要求的占 12.3%，比例最高为培养到大学毕业 ，其次为初中和高中，根据这项调查，38.8%的家庭有高等教育的投资需求。到2O世纪90年代末，这一趋势进一步增长，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1999年5月发布的数据，中国90%的家长都希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81%的城市居民认为“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6O%的人表示愿为孩子上学举债。[6]
从表1可以看出2005年全国男女性别比例相差2.19%，如果把受教育程度比例按照男女相差比例首先剔除2.19百分点调整以后，按照不同程度分类比较，男性未上学性别比例比女性少60.19%，小学教育性别比例少2.31%；初中多17.48%，高中多29.06%，大专以上多31.82%。
表1: 2005年全国男女教育比例统计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数据计算。
我国居民在教育投资上的性别偏好，教育层次越高这种性别偏好越明显。小学属于义务教育在我国现在已经基本普及义务教育，从理论上说是应上尽上，可能在这个时间段适龄女童比适龄男童多，男性比女性少，也可能与统计误差有关，从现有的教育部《2005年教育统计年鉴》看只有当年的男女生入学率为，男生99.16%，女生99.14%，男生比女生多0.02%，但是不能说明男性受小学教育的比例就一定比女性要多。除了小学教育男性比例少不能解释以外，我国居民在教育投资上层次越高这种性别偏好越明显（17.48>29.06>31.82）。这说明我国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然存在。在农村，有多个子女的家庭，对子女的投资偏好有明显的“重男轻女”现象，女童文盲率、辍学率高。据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1.8亿文盲中，2/3是妇女。1993学年，全国261万未入学小学学龄儿童中，女童就有173.4万，占66.4％。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这种倾向有所减弱。
表2 : 1994-1998城乡家庭年人均教育投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5-1999）数据整理。
从表2看，1994-1998年城市教育经费所占家庭收入比例比农村高3%以上，但是教育投资城市却是1.5倍以上。这说明城市人均教育投资在家庭所占比例比农村少的情况下，投资总额却是农村人均教育投资高。这也是城市家庭教师和补习班、补习学校远比农村盛行的主要原因。
（2）培训投资偏好存在城乡、年龄和工作复杂程度差别。家庭培训投资方面，城镇总体偏好一般性人力资本投资，在工作中学，在干中学，个人愿意投资一般性人力资本；农村总体偏好一技之长的专有性人力资本投资。很多初中毕业的学生跟从师傅学艺2-3年，然后才独立工作。这主要原因在于城市通常以依托单位工作比较普遍，根据贝克尔的研究，企业组织通常愿意投资培训专有性人力资本，而个人更愿意投资培训一般性人力资本。[7]原因是个人对一般性人力资本投资在选择职业时有比较好的收益，企业或用人单位对专有性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员工对企业的依赖，会增加企业或用人单位的收益。在农村，农业劳动是靠经验获得的，农业收益低，个人也缺乏投资的动力。农村经常性劳动力是妇女儿童组成的“3861部队”。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成了号称“农民工”的城市流动工人。农村青年中，学习好的年轻人考上了大学，去追求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了。虽然，近年来政府在农民工培训方面也投资不少，但是不同地区差异性很大。因为流动的特性，对于文化学习没有动力，他们培训的偏好通常是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力资本投资，如砖匠、瓦匠、裁缝技工等统称的“手艺人”。流行的说法是“一招鲜，吃遍天”。在大量需要技能劳动力的今天经常会出现结构性失业与民工荒并存的现象，就在于是否具有一技之长。对于年长的农民工，由于缺乏培训的动力和认知能力，要么选择在家务农，要么只能在城市做又累又脏的体力活。如保洁、挖土方以及收回收品等。
（3）卫生保健投资偏好城镇大于农村。农村没有完善的公共卫生设施和卫生保健教育，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偏好的习惯型与相互依存型较弱，例如，农村的饮水问题、用厕问题、房前屋后的环境问题以及交通等问题。严重的是卫生教育问题和不良卫生习惯的惯性依赖问题。“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是经常听到的关于不良饮食卫生习惯的辩解。在人年轻时，医疗保健的投资成本低，而年老的时候成本高，但是城镇有制度保障，农村只能养儿女防老，这也是农村计划生育推行比城镇困难的原因之一。从表3可以看到1994年到1998年城乡健康投资比例占家庭收入的比例大体相当，在2.91%到4.73%之间，但是从绝对货币量上，城镇每年是农村的2.5—3倍。城镇有比较好的卫生公共设施、有良好的卫生教育体系，从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有健全的卫生保健保险保障体系。因此，无论是家庭卫生习惯偏好、相互依存偏好还是价格偏好，城镇都大于农村。
表3 : 1994-1998城乡家庭年人均健康投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5-1999）数据整理。
（4）迁移偏好，城镇主动性迁移性强，向高层次迁移为主，农村被动性迁移强，主要向中层和周遍迁移为主。出国留学和旅游的大多是城镇家庭，中小城市家庭有向大城市和国外迁移的偏好，农村有向临近城镇迁移的偏好。
三、城乡偏好不同的成因分析
造成城乡人力资本投资不同偏好的原因很多，但是主要是经济收入不同、各级教育程度差异大、享有不平等的公共资源和制度分割等原因所致。
（1）经济收入不同。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十五时期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36%—38%之间，为富裕；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在45.5—47.7%之间，表明农村还处于小康中下水平。十五期间农村与城镇恩格尔系数相差为8.5%—10.5%之间（见表4）。这近十个百分点的系数是从经济上影响城镇与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偏好的主要原因。
表4: “十五”时期城乡居民生活改善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2-28
（2）各级教育程度差异大，教育程度越高差异越大。从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看（表5），全国文盲、半文盲大部分在农村，初中教育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相差逐渐缩小(2.14%)，高中教育相差仍有14.78个百分点。由于教育程度越高对人的投资偏好影响越大，所以另外，公共教育普及程度城市远远高于农村，城镇强竞争的文化环境与农村清闲安逸以及传统的文化环境的差异对家庭投资偏好都会产生影响。
表5：城乡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数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990、2000）
（3）享有不平等的公共资源。仅以陕西公共卫生为例，2005年，市、县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分别为5.85人和2.47人，市是县的2.37倍；每千人医生人数分别为2.54和1.11人，市是县的2.29倍；每千人医院和卫生院床位数分别为4.36和1.75张，市是县的2.49倍；每千农业人口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仅有0.67。相对城市而言，占人口62.77%的陕西农村，人均卫生资源占有量非常有限，卫生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卫生医疗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在一定程度影响、制约了落后地区群众健康水平的提高。[8]
（4）制度设计分割。我国政府管理制度设计中，存在典型的二元分割现象，从过去城乡高考录取分数线分割到现在北京与其他地区的分割，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到户籍分割等等。二元结构的典型特征是城乡分割体现在居民的身份制和由此带来的衍生效应上。中国的二元结构更多的是制度性人为造成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是按照二元结构的思维模式制定政策，政策没有充分体现公共性与公益性。以教育制度设计为例，政府的现行教育财政政策存在着不公平的普遍倾向是考虑了一部分城镇居民利益，忽视了另一部分农民的利益，缺乏全局观念。这些倾向表现在教育不公平方面至少有：其一，教育投资城市倾斜偏好。中国的教育经费大部分投入在城市，虽然近几年有所变化但是根本趋向没有改变。其二，教师编制的城市偏好。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编制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生师比标准为（初中阶段）农村18：1，县镇16：1；城市13.5：1；小学农村23：1，县镇21：1；城市19：1。[9]其三，教材文化城市化倾向等等。农民被动接受着城市化的主流文化教育。农民对城市文化有同化的积极因素，但是更多的是感到陌生与隔离，最终不感兴趣而寻求更低级的刺激，对社会产生消极影响。
针对城乡人力资本投资不同偏好与形成原因，在习惯型投资中，政府应该加强城乡一体化习惯教育，加强农村卫生习惯教育和社会新风尚教育。在相互依存型偏好上，政府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增加社区社会资本，加强城镇对农村的科技文化教育支持力度与城乡家庭一对一互助。在价格影响偏好上，政府加大对有需求无偏好的农村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提高对农村到城镇务工人员的人力资本投资。
参考文献
[1] 戴维·皮尔斯主编，毕吉耀、谷爱俊译，现代经济学辞典[M]，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
[2] 张建平，西方经济学的终结[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3] 于泽，内生偏好的形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J]，2006，4
[4] 胡鞍钢等，大国兴衰与人力资源开发，教育发展研究[J]，第5页，2003，4-5期
[5] 王娟，教育偏好与教育投资行为分析，商业研究[J]，2005，18
[6] 张转玲，中国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现状及改革思路，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 2004，9
[7] Gary S. Becker.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M], Vol. 70, No. 5, Part 2: Investment in Human Beings. (Oct.,1962)pp9-49
[8] 陕西统计局，陕西公共卫生事业稳步发展，资源配置有待加强，中国统计信息网[EB/OL]，2006.12.21.10:32:35
[9]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Z]，2001
Preference and reason analysis o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Tong Hongbao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
Abstract: Preference is the need rows of human beings. There are some different preferences on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gender, different stages. The reasons are from which is different in economic, education, culture, public goods and system design to them.
Key words: preference urban and rural area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联系方式：手机13520090802，010-89793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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