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提示：
近来，势头迅猛、波及面极广的物价上涨，受到举国关注，究竟谁是这次涨价的罪魁？机构、专家众说纷纭，本刊记者经过多方面调查发现，本次物价上涨，与近年来国内商品房价格一路飙升直接相关，由于高涨的房价，通过三级市场，以抬高租金的方式，渗透到了城市几乎所有的经营领域，提高了这些行业的成本，从而压迫利润极薄的生活必需品涨价。
本次涨价实际蕴涵着值得深究的社会学含义：先富起来的人在具有倾斜性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帮助下，通过争夺社会基本的必需性资源，成功地完成了对未富起来的人生存挤压。这其中的逻辑很简单----只有一小部分人、主要是先富起来的人分享到了房市的增长鸿利，但由此引起的物价上涨，却需要社会每个人去承担。
本刊记者 俞飞龙 姚卜成
2007年的5月，以“猪肉涨价”为起点，中国城市诸多生活必需品开始了新一轮涨价之波，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西安等一二线城市，猪肉价格均创历史新高，北京新发地市场５月份的猪肉价格，密集出现了14次上涨。从去年同期的7.50元／公斤涨到21.50元/公斤。仿佛一张多米诺骨牌，在猪肉一片“涨声”不断中，其他农副产品迅速跟进，开始了自93年以来国内规模最大，幅度最高的涨价风潮。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5月份，国内肉价格上涨10.5%，鸡蛋价格上涨5.6%，菜籽油、豆油和花生油价格分别上涨0.3%、0.9%和5.9%。
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此次物价的连锁上涨？拨开各路专家、机构沸沸扬扬的分析，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本次物价上涨最大因素，为近年城市房价高速上涨、拉高行业硬性成本所致。
拨开价格后的迷雾
由猪肉价格引发的物价恐慌，在5月迅速席卷国内主要城市后，发改委、一些专业机构或专家，均对这一异动发表了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观点，一是国际粮食价格发生了变化，比如大豆，目前国内收购价为2600元/吨，较年初涨了130多元，6月份南美大豆的到港价格在3100元/顿吨，价格上涨了25%。国际大豆价格上涨，不但推高了油类食品的价格，也推高了猪饲料的主要原料-------豆粕的价格，由此引起连锁性价格上涨。还有人认为是由于近年猪肉价格持续低迷，导致养猪户减少，供应量不足，由此引起价格上涨，第三是因为去年底国内多个省市生猪均爆发了蓝耳病疫情，导致生猪存栏量下降，最有意思的一个原因来自于南方某报的专家说法，这位在一评估机构工作的专业人士，在分析本次涨价的原因撰文表示，本次涨价在于国内货币的流动性过剩，并预言这对楼市和股市是一个好消息。
真是这样的吗？记者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到，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说，以上四种原因均与本次涨价关系不大，有的甚至本身就传递的是错误信息。比如大豆国际交易价格，事实上，最近几年，国际大豆的市场行情总体处于走低趋势，直到2007年4月，国内还有媒体和研究机构在为大豆滞销和价格徘徊不前担忧。
2005年7月份，国际大豆现货价格为260美元/吨，期货价格为253美元/吨，8月份后，大豆价格持续下降，到11月份，价格回落至2005年3月份的水平。11月份，大豆现货价格降至222美元/吨，期货价格为210美元/吨，2006年相当部分时间，大豆国际价格均在210-220美元/吨之间徘徊，年底价格才开始拉高，但并没有达到2005年7月的水平，据布宜诺斯艾利斯2007年3月6日消息，世界最大的大豆出口地巴西，其主要出口港罗萨里奥，2007年5月交割的大豆价格为191美元/吨。2008年5月交割的大豆价格为每吨205美元，均不及2005年的价格。不过，由于运费上涨，国际大豆价格下跌并没有给国内市场带来实惠，2005年到2007年，国内各港口的到货价均保持在3150-3300元/吨之间。
由于受进口大豆的挤压，最近3年来国内大豆市场货源明显过剩，豆粕市场与国际大豆价格保持了相同的价格曲线，2005年，国内豆粕出厂价保持在2560-2720元/吨之间，2006年中，辽宁地区豆粕每吨出厂价跌至2100元左右，山东跌至每吨2150元左右，广东亦跌至每吨不足2200元。2007年6月15日，国内豆粕最高出厂价每吨也没超过2400元，均低于2005年。
生猪的主要饲料玉米，虽受近期国际市场影响，价格处于升势，但由于2005、2006年我国连续两年丰产，加上2006年3月后，我国停止了玉米出口，目前国内玉米“供需基本平衡，库存充足”，最近几个月的玉米价格小幅上扬，属正常价格调整，尚不足以引起下游产业链的剧烈震荡。
所以，认为是原料上涨带动了下游产品的涨价，显然与事实不符。
那么，本次猪肉涨价是不是由疫病引起的呢？据相关机构统计，2006年全国发生蓝耳病疫情的生猪数量，不到5万头，死亡约18000头，主动扑杀了近6000头，这个数量，不够北京一天消耗。所以根本不可能撼动全国性的市场态势。虽然国家首席兽医官、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在通报疫情时，明确强调“生猪的病死率与目前市场猪肉价格变化没有明显的关系”，但这个观点却遭到了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相关发言人的一致否定，他们均在答记者问时强调，猪肉涨价与去年的蓝耳病疫情有关。
成本升高成涨价最大推动力
在诸多关于本次物价上涨的解释中，“学术含量”最高的当属“新增货币量过大”，这一观点认为：从2000年至今，国内的新增货币供应量M2每年的增长都在14%以上，一些年份甚至接近20%，远远超过实体经济增长速度。过多的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物价整体走高。
有专家指出，这一从最宽泛的宏观角度给出的解释，其实最容易让社会受到误导，将物价上涨的板子打到“货币增量”这个一般性的经济行为上，既解决不了问题，也掩盖了具体经济运行过程的矛盾和隐患。甚至用它无法解释国内经济领域同时发生的其他趋势，比如，在生活必需品一律涨字当头的时候，为什么如轿车、电脑、高档服饰、化妆品等奢侈用品会基本处于跌势？
此外，止于“货币增量过大”的结论，也掩盖了这样一个财富细分路径：最近几年，国内市场的货币供应确实增量极大，但货币流动的均衡性却非常差，由于财富分配过于集中，大多数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加上住房、医疗、教育带来的支付压力，相当多的家庭实际生活水准都出现了下滑趋势，支付能力有不同程度的减弱。所以，这个观点虽然不能说错，但实际却是有害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生活必需品的大幅度涨价？事实上，早在今年二月份，本刊《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一文，曾对高房价必然带来涨价风险作过这样的预言：
房价全面上涨,必然拉高城市经营性场所的租金和人工工资，于是，城市所有经营性场所的成本抬高，这些抬高的成本，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消化，另外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抬高价格”来消化。于此，工业化程度高必需品产业，如豆油，生猪养殖等，由于最先承受、且在各个环节都得承受这些高涨的成本，所以它们会最先因为成本压力，率先提价，此外几乎所有的服务行业，如理发、餐厅、娱乐场所等，也会由于租金成本上涨而涨价。
也就是说，房价上涨---拉高城市租金------拉高城市所有经营性场所成本----拉高物价----全民承受高物价。是这次物价上涨的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逻辑。
在北京锦绣粮油市场上，来自黑龙江的金先生告诉记者，他出售的大豆，收购价格是2.92元/公斤，玉米是1.4/公斤，大米是2.86/公斤。而在市场上出售，大豆是2.98元/公斤，玉米是1.48/公斤，大米是2.93/公斤，每斤就挣几分钱，而这几分钱里，还有扣除搬运工、运输的车费等，每斤真正的利润就在一分或一分五厘之间。正是由于生活必需品的利润很薄，所以它们承受成本变化的能力也相对较弱，任何成本变化，都会迅速在市场终端得以体现，而最近几年，这样的成本变化，在房价的拉动下，体现得极其充分。
以北京为例，2004年，北京通州区一个70平米的楼房，出租价格是800—900元/月，到2007年，已是1200—1400元/月，门市房的涨幅平均高达40%。在北京市区，很多地方的门市房出租价格，三年来更涨了一倍以上，如朝阳女人街，两年前商铺的出租价格在8.5元/平方米/日，海淀区的学院南路的商铺租金是5元/平方米/日，而宣武区的陶然桥北岸小区，78平方米的商铺租金15000元/月，通州区翠屏北里小区的120平方米的门市房，租金是11000元/月，现在，这些地方的租金都翻了番，这些翻番的成本，必然被分摊到每个出售的产品中，间接地转嫁到每一个消费者身上。无论是买粮食的，还是买空调的，都需要经历这样的成本调整，甚至最普通的理发行业也不利外，通州新华大街一理发店老板对记者说，以前理发10元，现在是15元，没办法，房屋租金涨价了。2005年时，这93平方米的房租是4500元/月，06年7月是5300元/月，11月就6000元/月了，而现在是7000元/月。
全民分摊经济隐患带来的恶果
猪肉、豆油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扬，对普通市民尤其是城市低保群体的生活构成了直接的挑战。
三河市燕郊镇的一个低保户家庭，每月收入只有500元，每次只能拿3元钱买肉，涨价前一次能买到3两肉，涨价后只能买2两。
华北科技学院的学生对记者说，听说物价暴涨，晚上出去吃饭，所有的饭馆菜单价格全部更新！一般的荤菜平均涨了4块钱！他给记者算了一笔帐，仅此一项，每个月就得多支出200元左右，这对一切靠父母的学生，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同学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居住在北京通州区的王先生抱怨地说，早晨上班地铁口的鸡蛋饼从1.00元/个涨到1.50/个，小贩解释说是因为鸡蛋豆油都涨价了。而他下班后到小区的理发店去理发，理发居然也比以前涨了好几块，老板对此解释说，没办法，房租涨价了，一切就得涨！他感慨地说，如果不降低生活水准，每个月他们三口之家，就得增加400-500元左右的开支。
物价上涨迅速地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已从零售商的销售量上得到准确反映。
记者采访的几个农贸市场，不少卖猪肉的商贩都这样告诉记者，猪肉价格上涨后，他们的生意逐渐减少。最高的已减少了4成。
与此同时，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上涨之际，一些“奢侈品”如轿车、电脑、电子通讯器材、高档化妆品的价格却在不断下降。
有专家向记者表示，这一现象，实际在从市场末端具体描述审计局局长李金华所说的“穷人愈穷、富人愈富”的市场运作模型。让人忧虑的是，这些模型之所以在市场末端得以充分体现，并非一日之寒，而是此前二十多年国内按具有浓厚自由主义色彩的市场经济原则、配置社会资源甚至政策资源导致的结果。而它的危害也显而易见，就是先富起来的人已在通过物价这一杠杆继续掠夺穷人的财富，继续加剧社会矛盾和发展隐患。
这一掠夺是通过这样的财富分配和投资路径完成的：
由于此前二十多年，国内在改革过程，财富分配方案一直在往资本方倾斜，导致资本方积累了大量财富，加上中国一直采取出口拉动发展策略，出口型产品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有极高比例，通过外贸结算，国内资本方的货币存量继续扩大，进一步强化了资本方在国内货币市场的优势。
这一优势究竟有多大？简单算一算就足够让人吃惊，以农民工为例，近20年来，平均每年有约2亿农民工进城打工，而这二十年里，中国的工资总额基本占利润总额的16%左右，低于西方国家十多个百分点，这一分配无疑打破了财富均衡流动这一有利于宏观经济安全与持续的合理诉求，中国经济的未来隐患也由此而生。
按最保守的算法，假定这些农民工平均每年只工作10个月，每月只少拿了100元工资，那么一年下来，资本方就不正当占有了农民工2000亿的工资，20年下来，这个数字是4万亿。这还仅仅是从最保守的估计、仅仅着眼少支付的农民工的工资这一环节来进行核算的，如果从经济全局来计算，这一数字可能更是骇人听闻。
而国内不畅通的投资渠道和具有浓厚暴利心态的投资理念，很快把这些庞大的剩余资本变成了整个中国经济运行的噩梦：上述两个因素，导致这些庞大的剩余资本没有在投资领域得到合理的、均衡的释放，相当数量的剩余资本，进入了生活必需品供应市场尤其是房产市场，在具有倾斜性的金融政策和行业政策的帮助下，这些投资型甚至投机型资本，成功把国内的必需品供应演变成了一场社会必需品资源争夺战。而在国内被一些精英有意庸俗化了的“市场经济”理念，则为这场争夺战提供了合法性解释。
由于有雄厚的资本作后盾，这场资源争夺战的结果，是房价在国内几乎所有城市的直线飚升，于是，物价上涨必然尾随而至。并从最基本的生存层面挤压普通人的生活。
可以说，本次涨价风波，不但直接佐证了“脱离现实价格的房价必然给经济运行带来危害”的论断，也为我国经济运行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驯服资本市场掌控在少数富人手里的、数额庞大的流动性过剩，以维护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安全和正常的经济、甚至生活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