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发展有几个转折点，比较显著而且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起飞”，即从不发展到进入经济发展的正轨。发展经济学家为这个转折点设定的前提条件是积累率达到某个水平，如刘易斯设定的储蓄率标准，是从4%-5%或更低的水平，提高到12%-15%甚至更高的水平。罗斯托把储蓄率从5%上升到10%或以上作为经济起飞阶段的条件。一个是“刘易斯转折点”，即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吸纳殆尽，对劳动力的进一步需求必须提高工资水平。 两个发展阶段的变化，都对贫困的减少有重要的影响。前一个转折点通常通过增长效应，改变普遍贫困的状况，贫困现象从此成为一种边际现象。这个发展阶段转折点，在中国经历了比较长的时间，或者也可以说是经过两个次级转折完成的，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直到中国从农村起步的改革，通过两次飞跃实现了普遍贫困问题的消除。例如，由于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一下子减少到1985年的1.25亿，并且从那以后不断减少，农村贫困从普遍现象变为一种边际现象，即那些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环境禀赋等方面处于边际状态的农户仍然易于处在绝对贫困地位。
后一个转折点通常由于经济增长对普通劳动者需求的扩大，从而延伸到边际化的劳动者身上，贫困家庭通过就业的扩大而得益于经济增长。通常，在劳动力市场处于需求制约的情况下，普通技能或者说低技能的劳动者，往往在就业机会和报酬上面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一旦劳动力市场变得越来越供给制约，他们分享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成果的机会就越来越大。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就业渠道愈加广阔，通过劳动力流动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城乡就业大幅度增加。近年来真实失业率实际上是逐年下降的，即调查失业率从2002年的6.1%降低到2003年的6.0%，2004年的5.8%和2005年的5.2%。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从当年人们认为的1.5亿到2亿、占农村全部劳动力的1/3到40%，减少到目前的大约1.05亿，剩余比例是22%。其中一半为40岁以上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正在迎来它的刘易斯转折点。同时，中国的贫困特别是农村贫困，也面临着一个大的变化，朝着进一步改善的方向变化。 不过，特定发展阶段变化为贫困改善带来机遇，并不意味着随着发展阶段的到来，贫困现象可以自动消失，而是需要顺应发展阶段的变化，采取正确的扶贫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扶贫是一种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与其他物品一样，不应该是某种不变的、单一的形式，而是要按照特定发展阶段的要求而提供。对于我们面临的这个发展阶段变化或刘易斯转折点，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就业培训、提供就业信息等公共服务，通过以就业最大化为中心的小区域开发，提高贫困家庭的就业份额，让他们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抓住机遇，从经济增长中更多地获益。（六月十九日在国务院扶贫办在北京召开“2007中国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