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昔日香港的地产大王，今天却跟内地基金经理一样，梦想成为新的巴菲特。“对他们来说，自己的梦消失了，但还可以做别人的梦，比如中国。”
亚洲金融危机改写了香港的财富结构，当大陆成为主要的财富之源时，一些人成为新贵，一些人向下跌落，还有一些人被抛弃。面对中年尴尬，香港社会正在试图寻求新的活力
财富之源
６月１８日，一个普普通通的周一早晨。阳光从阴霾中透出，打在匆匆走向地铁的上班族脸上，带来一阵雨后的清新。
地铁内的电视新闻中，正转播着行政长官曾荫权刚刚发表的“香港家书”。对于过去的１０年感受，这位特首以“悲喜交集”来形容。
在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狂飙突进”、八九十年代的彷徨寻找之后，香港在过去的１０年里，经历了金融风暴和ＳＡＲＳ为代表的６年低谷，以及从２００３年开始的经济复苏。
“金融风暴实际上是一种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在楼市和股市“泡沫”相继破灭的过程中，本土投资者的财富大幅缩水，中产阶层深陷“负资产”的噩梦之中；与此同时，一批赴中国内地投资的企业主，在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
他们与未被“炒风”卷入的部分中产阶级，以及活跃于金融投资界的大陆背景“海归精英”们一起，成为香港经济中的“新富”阶层。
在这次财富分化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崛起无所不在的身影：在中环金融区，黑头发和黄皮肤正取代欧美面孔，成为真正的“主角”；在香港联交所，十年前被外资和本土公司所垄断的成交量前１０大上市公司，几乎全部被中资企业所取代；普通话也成为从中环大厦到香港地铁的“标准工作语言”。
中资企业赴港上市、自由行、ＣＥＰＡ等一系列政策，正在使香港前所未有地与中国融为一体。“我的两个硕士生都来自内地。”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教授梁耀坚说，其中一位还没毕业就已经被渣打银行聘用了。
“对我们这种人来说，香港这么好的条件，在全世界都找不到，”在１９９０年代初便赴港定居的汇金金融集团主席胡野碧说道。就在今年年初，他收购了一家香港上市的内地公司，重组后股价上涨了１５倍。
但中国这个新的“财富之源”所带来的机会，并未惠及香港的每一个阶层。
就在离中环金融中心区不到一公里，位于半山的鸭巴甸街旁，担任了２１年中环区民选议员的阮品强向记者讲述了他眼中中环的变化。
“我刚当议员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安静、平和的渔村，”坐在狭窄得几乎不能转身的办公室里，阮议员指着金融中心的方向，“那里还是一片海。”阮自己是一位退休不久的中学音乐老师，区议员只是他的“兼职”。
此后十多年中，中环金融区的崛起与半山中的居民区，就像处于不同时空的两个世界，过着互不干涉的生活。中环的炫目财富，并未扰乱原住民的宁静——直到近几年，以中环精英为顾客群的兰桂坊（著名酒吧区），开始扩张到鸭巴甸附近，引来了居民们的不断投诉。“我们每年都向政府反映，但是也没有办法。”
对于另一些因受制度或其他因素限制而不那么具有流动性的职业人士而言，“中国机会”也像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馅饼”。
香港的医生可以独立执业，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吕大乐说，但他们若要到内地执业，不仅需要２０００万资本金，而且要挂靠内地医疗机构，“谁会这样做？”
对于这部分专业人士而言，与金融新贵们相比，他们的中产阶级地位在向下跌落， “大陆有机会，我们没机会”，成了他们的口头禅。
黄金时代
在吕大乐看来，“机会”是比“财富”更加值得关注的一个概念。“只从基尼系数上看，香港人的收入差距与１０年前相差不大，但心态却已经完全不同了。”
据香港统计署最新数据显示，香港居民１９９６年与２００６年的平均收入大致相当，基尼系数则从０．５１８略升至０．５３３。加上税收及福利转移后分别为０．４６６和０．４７５。
“这说明香港的福利好了，但是机会也少了。”
１９７７年大学毕业的吕大乐笑称，自己赶上了１９７６—１９８５这１０年香港发展的“黄金时代”。
同样怀念这个“黄金时代”的还有自称“提前退休”的朱先生。今年４９岁的朱先生１９７０年代末从大陆来到香港定居，做过建筑工人，当过酒店厨师，“当时的生活条件真不能说，每月收入不到１０００元，６０平方米的出租屋里能塞进二三十个床位，叠起四五层高。”
但在那个时代里，朱先生和他的大陆朋友们满眼看见的都是机会，“到处都在请人，每个人都相信只要自己肯努力，就能获得成功。”
而今天朱先生自嘲已经是被香港社会淘汰的一员，“因为我不懂英语，也不会电脑。”说这话时他坐在深圳的家中，显得十分平静。统计署的数据显示，有职业收入的居民比例从１９９６年的８２．１％下降到了７８．６％。但朱先生认为现实要严峻得多，“因为当时很多赚钱的机会并不是工作职位。”
比如炒股和炒楼。“十年前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很着急，”在香港证券业有着近２０年工作经历的郑家华说道，“那种感觉就是明天发财我都嫌晚了，下一秒钟我就要发财。”
现在身为万国申银证券（香港）有限公司联席董事的郑家华说，他在许多开户炒港股的内地投资者身上看到了同样的情绪，“他们没有经历过暴跌”。
１０年前曾拥有着二十多套物业、身为亿万富翁的林先生，对此有着更加深切的感受。现在任职于深圳某地产中介的林先生，有一次听见他的老板悄悄对同事说，“林在香港开奔驰的时候，我才刚刚到深圳来打工呢。”
１９９７年的金融风暴，让这位亿万富豪数年之内一贫如洗，不得不宣告破产。在经历了４年破产保护的艰难生涯后，林先生于２００３年来到深圳重新创业。
现在他再次拥有了自己的事业，“那时靠炒楼赚钱，觉得钱不算钱，总有种空虚的感觉；而现在通过工作来赚钱，觉得特别充实和开心。”林说道。
看着身边年轻的同事一个个陷入炒楼和炒股的热潮之中，林想劝告他们学会控制风险和珍惜事业，“可是在他们眼里，我可能已经是个落伍的家伙了，”他笑着对记者说，“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学会很多东西。”
在过去１０年中，无数跟林先生一样经历了狂风暴雨、终于重新见到阳光的香港人对于财富已经不再那么执著了。正如曾荫权特首所说，他们重新拾起一些“很老套”的价值观，珍惜身边的朋友、爱护家人、关心社区等等。“在经历了金融风暴之后，香港社会进入了另外一个平衡点。大多数人会过上按部就班的规范生活。”在谢国忠看来，香港未来可能变成一个“类似瑞士的地方”，“这也挺好的”。
而对于热衷于投资和冒险的富裕阶层而言，他们的冒险机会已经从香港转到了深圳、上海乃至武汉、长沙。昔日香港的地产大王，今天却跟内地基金经理一样，梦想成为新的巴菲特。
“对他们来说，自己的梦消失了，但还可以做别人的梦，比如中国。”
瑞士，还是新加坡？
并非所有的香港人都同意谢国忠的这一推断。“与外界的理解相反，香港不是一个日趋没落的中介，而是在向服务型和知识型经济体转型。”在林耀坚看来，未来的香港将是中国内地的一个“知识和制度供应商”。
与内地有着多项科研合作项目的林耀坚坦言，在他的研究领域内，内地顶尖大学与香港“至少还有着２０年的差距”。而香港与内地不同的科研、教育和制度环境，将使得香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学术领先的优势。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香港不仅以其成熟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优势成为中国企业全球性融资的“大本营”，而且其投行、会计、财务等方面的众多专业人士，正在参与内地业务的过程中，一点一滴地改变着内地市场和制度环境。
“香港未来的发展希望是高科技和创意型产业。”吕大乐告诉记者，在经过多年的争论后，大多数研究者对于这点已经不存在分歧。
向高科技转型的一个可资借鉴的对象，就是香港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新加坡。在过去１０年中，新加坡从无到有，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生物科技产业体系，并最终成为世界级的生物科技中心，一个关键的推动力就是政府的强力导向与干预。
在这方面，向以“小政府”著称的香港能否达致这一转型，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香港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所领导的汇贤智库近期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香港未来的转型面临着缺乏长远战略、对知识和创新推动力不够重视、缺乏科技策略、研发投资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与挑战。
在这些现象背后，则是香港这个自由经济体长期以来所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在转型时代所遭遇的尴尬。有研究者认为，由于在香港经济生活中处于强势的本土企业在研发和创新方面缺乏动力，香港政府决策层如果不能改变过去的被动心态，消极应对，可能让香港再次错失关键的转型机会。
而如果政府要改变过去的行为规则，积极介入香港的经济转型，还在资源，无论在人才上，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这不仅是理论研究，而且是实际会遇到的问题。”著名财经媒体《信报》总编辑陈景祥向记者表示，在这方面并不乏先例。“像当年引进迪士尼，和最近出事的昂坪缆车项目，都是在政府的强力主导下进行的。但对于项目的成败，至今仍在争论之中。”
陈景祥表示，自己“永远相信”，只要能由市场完成的工作，就不需要政府插手。
对于香港未来转型的目标，大家没有多大争议。“但是应该选择哪一条路径去走，香港现在还有没答案。”陈景祥说。
不惑之年
长期关注社会转型的吕大乐表示，在香港各界对于经济转型的种种讨论后边，还有一个被许多人忽略的重要问题：那就是香港已经进入“中年时代”。
１９７０年代的香港是青年人的时代，那时的香港不但经济起飞，而且本土文化也蓬勃发展：新粤语歌流行、新电视剧出现、电影“新浪潮”兴起，“我们向全亚洲输出创意”。与之相对应的是，像吕大乐这样的“年轻人”在１０年内迅速成长，并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１９８０年代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是教授和企业主管了，跟内地同行交流时让他们很吃惊；而今天轮到我们为他们的年轻而吃惊了。”
吕大乐表示，到了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在香港迅速成功的年轻一代已经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同时也开始陷入不断重复过去成功经验的怪圈里。
“今天你让香港报刊编辑创办新的杂志，只会再克隆出一份《壹周刊》来，因为他们只有那个经验。”４９岁的吕大乐正考虑是否要提前退休，“给年轻人腾出位置”，他认为这样才能为香港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已到中年的香港需要运动。这不一定是个问题，问题是你愿不愿意重新开始。”而在这一点上，吕大乐认为许多香港人并没有意识到，“香港实际上是在误解之中步入中年的。”
站在内地这个生机勃勃的“少年”身边，香港这位“中年人”的无奈在于：当自己智慧日增、视野益阔之际，旁人却在说你再也不能跟身边的“小巨人”跨栏赛跑了。“中年最是尴尬。”香港作家董桥写道，中年就像“搅一杯往事、切一块乡愁、榨几滴希望”的下午茶，“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但在更多人看来，时至中年的香港依旧充满活力，只是这种活力不再是躁动不安的青春荷尔蒙；而是更加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智慧和宽厚的理解。
曾在１９９５预言“香港将死”的《财富》编辑总监，在６年后回答记者“怎么形容香港”的问题时，思考良久，最后的答案是“活力（Ｖｉｔａｌｉｔｙ）之都”。
在一周的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到了香港的“活力”：经济学者谈到转型的灵活；社会学家谈到制度的健康；精英人士推祟“民间力量”的柔韧；普罗市民则为政府的自律与廉洁而骄傲。
面对着人言人殊的见解，香港的“活力”究竟是什么？南方周末记者将这个问题摆到了陈景祥的面前。
“我觉得香港最大的特点是：开放以及跟西方观念的接近，这是香港一百年的历史所造就的，”陈景祥沉思着说道，“香港的活力并不仅仅意味着自由竞争，它还来自于文化的差异。从这个意义而言，香港至今仍然是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碰撞与交流的场所。”
香港独特的历史背景与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够在吸收和消化西方价值观念的同时，将之转化为中国文化和制度传统的一部分，“就像历史上的长安，它的活力就来自中外文化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