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软实力支撑(中)



主讲:陈嘉珉

时间:2007年6月4日下午

地点:黔西南行政学院/教学楼第四教室

对象:2007年第二期乡镇书记、乡镇长培训班(61人)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软实力支撑(中)

 

二、创新文化

有人说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文化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一个国家没有文化创新,就不可能有科技创新。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了实现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奋斗目标,要突出抓好五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育全社会的创新精神”。胡总书记在“发展创新文化,努力培育全社会的创新精神”这个题目下的两段讲话,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总书记讲话的开头两句“一个国家的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密切关系。创新文化孕育创新事业,创新事业激励创新文化。”是强调创新文化和科技创新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三句“中华文化历来包含鼓励创新的丰富内涵,强调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有创新的内容。从第四句开始,后边的句子按句号划分一共有11句830个字,按语法来划分,这11个句子全部是祈使句,一共用了40个表示祈使语气的词语;在这830个字的讲话中,表示祈使语气的词语占了125个字。分别是:“必须大力发扬”、“大力增强”、“大力增强”、“要坚持”、“通过”、“为科技创新提供”、“要大力弘扬”、“增强”、“增强”、“勇于”、“要在全社会培育”、“倡导”、“完善”、“大力提倡”、“大力倡导”、“敢于”、“勇于”、“宽容”、“努力营造”、“支持”、“要注重”、“积极改革”、“大力推进”、“鼓励青少年参加”、“要大力繁荣发展”、“促进”、“要在全社会广为传播”、“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形成”、“既要”、“又要”、“要坚持”、“扩大”、“有效利用”、“要鼓励”、“支持”、“支持”、“鼓励”、“要积极主动”、“支持”,完了。同志们,如果让我们的中学语文老师来评改这段作文,用了这么多近似和雷同的词语,他一定会打“不接格”。我搞这个烦琐的统计干什么啊?是想告诉大家,总书记这段讲话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要有创新文化;第二,在创新文化方面我们还有严重缺陷,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如果按刚才列举的这些关键词来细分,就还有至少40项工作要做。

以我的观点看,我们现在需要重点解决的“文化”问题有三个。第一个,是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要充分认识到:创新主要是自然人个体而不是集体智慧和劳动的产物,因此要尊重个人的首创精神。创新活动最重要的规律有两个:一个是我前边讲的,人在“相”和“囚”的状态下最富于创新活力;一个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创新主要是自然人个体的智力成果。即使创新成果以集体形式出现、创新活动是有组织进行的,但是创新的意念始终是来源于个体自然人的头脑。这两个规律都是基于“个人”性质的,用一句话来讲:创新就是个体自然人在“相态”和“囚态”中富有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成果。保护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法,它的性质就是私权、是一种自然人的民事权利。我们刚刚颁布的物权法,不是把保护私权提升到与保护公权同等的高度吗。在科技创新和民事活动中,法律只有保护个体自然人的私权,才能有效的保护知识产权、刺激科技创新。

我们现在无论是官方、民间,对这个创新的规律严重认识不足。认识了这个创新的规律,就应该提倡宽容个人甚至表现个人、突出个人的精神。我给大家看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源泉》,是美国哲学家安·兰德写的,我认为它是上个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一部小说,我收藏了它的英文版和中文版。这本书很长,有八十多万字,跟我们的《红楼梦》一样长;我读《红楼梦》是硬着头皮读完的,但是我读这部书的时候有好几个夜晚彻夜难眠。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止是文学作品,它同时是伟大的历史和哲学著作,也就是我讲的“灵性作品”。大家看这个中文版的封面,这是一本“世纪之书”,是“青年志气和个人精神的‘圣经’”,作者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最推崇的哲学家和作家。我翻开这里边,大家看扉页上有许多名人的题词。伟大的格林斯潘说:“她使我明白: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仅是有效率和可行的,而且是合乎道德的。”曾经发表“世界上最牛演讲”的伟大企业家、甲骨文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里森说:“当我还是一个少年时,我就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建筑师——那是在我读了《源泉》之后。”

同志们,现代建筑是现代城市的核心要件。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传统建筑使用的材料是石头、大理石、木头,直到20世纪这种建筑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在20世纪中期,传统建筑被创新的现代建筑取代了。由玻璃、钢筋、水泥、强化混凝土、电梯技术、空调技术和电力照明等构成的高楼大厦这种现代建筑,在世界上是怎么创新出来的?你读这本书就一目了然了。在世界上从古代建筑到现代建筑的创新和飞跃,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人成为牺牲品,书中描写的主人公洛克这个角色,他就是从牺牲品到成功者的一个代表。洛克因为坚持自己对建筑的创新理念而被他就读的理工学院开除,之后他长期被建筑界排斥和打击,但他不是一个情绪主义者,而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坚持自己的创新理念不动摇,在极度艰难的被“囚”的状态中坚持创新,慢慢获取一点一滴的成功。有一次洛克帮一个缺乏高水平设计能力的朋友设计了一个安居工程,他不要任何名利,前提是不允许任何人修改他的创新作品。结果这个设计工程接受了他那个朋友无法阻止的来自政府、建筑界和居民的修改意见,最后由两名建筑师把洛克的创新作品改得面目全非。安居工程建好之后,洛克做出了一个震惊世人的举动——他用炸药包把这个工程炸掉了。洛克这个无言的举动说明了什么,它要说明:你这个集体的智慧要否定创新,我这个个人就要毁掉平庸。洛克在法庭上的长篇证词是一篇伟大的哲学著作。我念几个阐述个人创新精神的精彩段落给大家欣赏。洛克说:“心智是个人的属性,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的大脑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的思想。由一群人所达成的一致只不过是一种妥协,只不过是从许许多多个人的思想中推断出来的一个结果而已,它只是再次推论的结果。首要的行动——推理过程本身——必须由每一个人来独自进行。我们可以将一顿饭分给许多人来吃,我们却无法在一个集体的胃里去消化这顿饭。没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肺来代替别人呼吸,没有哪个人能用自己的大脑代替别人去思考。人类身体和精神的所有功能都是他个人的东西,它们无法分享和转移。”“创造者进行发明创造,而寄生虫则剽窃和模仿别人。”“人类一直接受这样的观念——听从别人的意见是一种美德,但是创造者恰恰是那个唱反调的人。人类接受的教导是——随波逐流是美德,但是创造者正是那个逆水行舟的人。人类被教育说团结在一起是美德,但是创造者恰恰就是那个特立独行的人。”“那些伟大的创造者们——那些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在他们那个时代都是特立独行。每一种伟大的新思想总是最先遭到反对,每一种伟大的新发明都被指责。第一台发动机被认为是愚蠢的。飞机曾被认为是异想天开。动力织布机被认为是罪恶的。麻醉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洛克最后说:“是我设计了科特兰德项目,我把它交给了你们,我又毁灭了它。我之所以毁灭了它,是因为它的存在并不是出于我自愿创造的选择……它的形式已经被两个自以为有权进行改进的二手货擅自修改,而他们要改动的却是他们无法创造和没有能力和资格去创造的东西。”请大家注意这最会一句话,你去修改你无法创造、没有能力和资格去创造的东西,你是在干什么啊?你是在毁灭创新!因此洛克要把那个毁灭创新的结果给它毁灭掉!我们来看一下法庭审判的结果——这个严重的故意爆炸行为,这个肇事者在我们今天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中,可能把他枪毙十次都不为过——可是一百年前的美国法律却宣布他“无罪”。这个故事虽然是一篇小说,但它反映的是美国社会宽容个人、欣赏个人、宽容创新、欣赏创新的制度和文化。这部书在美国的销量仅次于《圣经》,说明美国社会有一种普遍的对个人、对创新的信仰和宽容精神。

洛克在他的证词里边还讲有一句话,他说“没有任何工作是通过大多数人的意见集体完成的,每一件创造性的工作无不是在单一的个人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的。”我们看看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些时代创新的杰作是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智慧。有好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说,他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可是过了二三十年,历史又证明他们那个“发展”、“增添”的东西是错误的。你怎么能够把那个你自己的、可能对也可能错的东西,都往马克思的头上泼呢?毛泽东思想也是毛泽东的个人智慧,要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你把中国一万个最聪明的脑袋加起来,也不会产生毛泽东思想。同样邓小平理论也是如此。如果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一国两制”理论,首先拿出来经中央高层集体讨论,那个早就被修改掉了。我们常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中国有多少个臭皮匠啊,有十三亿多,那么诸葛亮应该有四亿多,这样计算的话,中国的科技和经济实力应该是超过美国的几十倍。很多臭皮匠合在一起不是诸葛亮、不是创新,而是捣蛋,甚至破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科学研究和管理活动中,是不是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正确的?是不是根据多数人意志制定的规则就是好的?美国宪法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但是美国宪法回答的是“NO!”所以美国宪法采用各种从中央到地方的制衡措施来阻止所谓“多数的暴力”。在多数时候,尤其是关键时刻,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是不正确的,因此根据多数人意志制定的规则通常不是最好的规则。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组织和集团中,精英分子是少数。我们在座的各位当这样“书记”那样“长”,这个重担是你们属下的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承担的吗?如果你们属下的每个公民能够承担你现在所做的工作,都可以坐在你这个位置上发号施令,那么你明天就可以回去辞职,让他们来干了。在同等条件下,你这个地方的工作搞得好、发展得快,一定是有个善于创新、工作突出的一把手。所以创新的关键在人,关键在个人,个人创新是创新型国家的根本要素,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培育尊重个人、宽容个人的文化精神和社会风气。

第二个“文化”问题,是在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上,把科技创新与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截然分开。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创新型国家,它的社会科学是落后和缺乏创新的。一个国家要出现单纯的科技创新不可能,科技创新必然依赖和伴随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因为科技创新需要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提供思想指导、制度支撑、营造创新氛围和培育创新精神。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是当时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思想创新和文化创新,结果带来了现代科技的蓬勃发展和创新。在世界近代和现代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科技创新,都无不包含深厚的文化根由。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科技大会上的讲话就强调:“要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说到社会科学理论创新,这是我们严重缺乏的。理论论文是社会科学成果的表现形式。可是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中,我看所谓“论文”不过是一种“说明书”,一种“精神产品”的“说明书”,它派生于、附着于原创性的“古”、“外”之“精神产品”。比如说,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中国古代学术大师的原著都不是“论文”,而当代论述孔孟老庄的文章都是“论文”,这些论文其实就是孔孟老庄的“说明书”。再比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原著绝大多数都不是规范、标准的“论文”,而论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论文”则汗牛充栋。这些“论文”不过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说明书”。社会科学“说明书”最大的缺陷是什么呢?就是缺乏创新。香港的张五常先生说,把大陆百分之九十九的社科论文一把火烧掉,丝毫不会影响大陆社会科学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在“制造废纸”。在国内社会科学这个文化领域,模仿、抄袭成风,肤浅泛滥,严重缺乏创新。我们现在的科研、教学体制也很腐朽,缺乏一种引诱创新的机制。比如规定什么职称每年要发表多少篇论文,如果当年的爱因斯坦在我们现在的好多大学,都要被辞退,因为爱因斯坦并不每年都发表论文。许多研究和创新工作,要持续若干年,不是每年都会有成果出现,你要求这样做,大家就只有抄袭。我们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有个著名的博士生导师,就抄袭了一个美国二三流教授的著作来出版,还骗倒了很多专家学者。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腐败成风,这就是严重缺乏创新的表现。中国有一个怪现象——“臭老九”们都在骂政府官员的腐败,但政府官员却从来不骂、也不治理这些“文抄公”的腐败。大概官员们都信奉伟大设计师的名言“深圳是干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学术腐败无关国运,因此不值得“一骂”与“一治”。但是现在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那么严重缺乏创新的学术腐败就与国运有关了,这个腐败就必须要治一治了。

第三个“文化”问题,是我们每天都在吹嘘创新,但是很多所谓的创新活动逐名不逐实,实质上没有创新,而且严重缺乏创新。大家从我们的新闻媒体和广告来看,每年每月每日,甚至每时每刻每分都有重大创新,可能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来,中国创新成果是世界上最多的。如果你只听中国人自己吹牛,中国就完全是一个创新型国家的形象,根本不是离创新型国家还很远了。单看药物这一块,如果统计新闻和广告的说法,现在国内发明治疗各种不治之症的特效新药可能有上千种,能够治好癌症的就有上百种,能够让人体长高和有效减肥的就有几十种。前几年我爱人给孩子买创新的增高药、增高鞋和治疗近视的创新疗法花去五六千元,结果毫无效果。九十年代初以来,我买各种治疗鼻炎的特效新药花了近万元,结果收效甚微,疗效跟传统普通的药物差不多。

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个与创新有关的很滑稽的现象。很多人抱怨我们的社会缺乏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等;但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华大地上却强烈地回荡着一股“名字创新”的热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兴义有一家很有名的饭店叫“盘江饭店”,九十年代初被改成了“盘江宾馆”。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名字被改了呢?是不是叫“宾馆”才够时髦、上档次、具有“现代味”啊?那么著名的“北京饭店”、“长城饭店”、“香格里拉饭店”,为什么不也改叫“宾馆”呢?在兴义的另一发现是我的母校“兴义师专”,被改成了“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足足十九个字;校门上党委的名称有二十七个字,我看能不能一口气念完——“中国共产党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委员会”。是不是要带上“民族”二字,才能体现出地方民族特色呢?恐怕这体现的倒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名义“特色”。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年,我们地方上响当当的“黔西南报”也被改了,改成“黔西南日报”,记得当时改名的时候还召开了一个庆祝座谈会。是不是每天出一张报纸就非得叫“日报”不可呢?那为什么著名的“中国青年报”、“文汇报”、“解放军报”、“深圳特区报”等等不增加一个“日”字呢?

看到家乡这些不再耳熟的新名字,就给人一种东施效颦、酸不溜丢、逐名浮躁的感觉。反观全国,方知是大气候使然。听说国内有若干所“工学院”都因合并而被更名为“工业大学”或“理工大学”。这一改是不是也高了一个档次啊?那为什么世界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不也改叫“麻省理工大学”、“加州理工大学”呢?看来这“名字创新”并非世界潮流,而是一股务虚不务实的和“中国潮流”,是缺乏实质创新而图创新虚名的“中国特色”。后来听说“四川大学”被改成了“四川联合大学”。这使我更加茫然,我真的以为人们都疯了。中华大地改名成风,这个不仅不是创新,而且是对文化的破坏,是一种类似“文革”的暴行。名传全球的“四川大学”没有了,那个被并入“四川大学”的“势力”害怕“四川大学”淹没了自己,于是这些臭皮匠就窝里斗。大搞一番“文化革命”的结果,就相互妥协、集体创新,用一个不曾属于任何一方的名字,以求得最后的“双赢”与“和平”。这种不惜牺牲大局、整体利益和文化传统的“窝里斗”的集体创新,有多么可怕,同志们!幸好后来真理、正义战胜了虚伪、邪恶,“四川大学”这个名字又被恢复过来了。

西方国家科技那么发达,创新成果那么多,可是人家有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企业、报刊、大学,名字从来不变,传统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中国并不是没有几百年的大学,但它的名字一变再变,历史和文化被粗暴地割断了。现在我们这种逐名不逐实的风气很严重,这种风气的实质是破坏,就是该创新的它不创新,不该创新的它要去搞个假创新,结果把文化财富弄得个乱七八糟。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科技大会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可是现在的文化风气就是解放思想而不实事求是。这个风气不从根本上改变,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极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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