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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指出，去年底以来控制公款消费和反铺张浪费的政策对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产生了一定影响。他建议把这些节省下来的钱更多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以缓解目前经济需求疲软的问题，“修路问题再大总比喝酒好吧”。 今年一季度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首次突破100万亿大关，相当于年度GDP的近两倍。今年我国货币供应量并不少，但货币流通速度却明显下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和机构的活期存款数量增长。我国机关团体存款在今年5月份达到了14.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0.3%，增速明显高于货币供应量的速度。而政府机关存款增加的原因是，“今年控制‘三公’消费，有一部分消费不让花了，其他消费也吓得不敢花了，可是财政拨款至少在前五个月一点儿没少，拨了放在那不敢花。” 政府官员不敢大手大脚花费公款，竟然足以影响整个国家“货币流通速度”，可见这“三公消费”总量之巨大。过去，坊间流传所谓“三个三千亿”：公款吃喝三千亿，公车开支三千亿，出国考察三千亿，常被认为有夸张之嫌，始终只得到官员否认，未得到政府澄清，不是有关部门没有提供数据，而是数据实在压缩得过于夸张。现在好了，“八项规定”出台之后，高档餐饮门庭冷落，高档烟酒持续跌价，旅游受到严重影响，奢侈品牌经营业绩下滑，“三公消费”到底有多少，没有数据也无需争论。如此局面还是出现在“三公消费”虽有压缩，尚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如果规定执行到滴水不漏的地步，那真不知中国经济会受到多少影响。 “八项规定”刚出来时，笔者曾提出，要为省下的“三公消费”另找出路，因为在投资和外贸两个发动机减速之后，扩大内需已成必然，在政府消费构成社会总消费的一大块（在未得到确凿数据之前，只能模糊而称之）的情况下，不能让省下的资金躺在银行里政府账户上睡大觉。现在看来，当时对国家财政状况有些过于乐观，还担心什么“有钱不用，影响内需”，实际情况是两个季度下来，地方政府中卖地成功的，财政收入还不错，只是中央财政收入已较往年明显下降，在种种刚性开支的约束下，周转不灵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最近国务院作出部署，要盘活资金存量，想必其中就包括但不局限于“三公消费”压缩之后省下来的机关存款。 决策一旦明确，问题就转化为存量资金究竟投向哪里为好的操作方案选择。如果投向基础设施，从道义上来看，确实好于“吃饭喝酒”。不说大吃大喝败坏了政风党风，疏远了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而且“铁公基”可以传之后人，确比送进“酒囊饭袋”几个小时之后便排泄了要好。但“在商言商”，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本来用于消费的资金，现在不让用了，那对于拉动内需可是大大不利。何况在投资已经过剩的情况下，还继续拿去投资，这资源错配不是越来越厉害了吗？当年“四万亿”如果不是投向基础设施，而是用于拉动内需，当然不是让官员内需，而是更多地通过减税减费，引导民众消费，说不定今日中国经济就不是如此模样。“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对此不会不了解，为什么刚刚看到几个钱，马上就想到又要“铁公基”了呢？难道不知道修路与喝酒虽然同样花钱，但不花在一处，前者是投资，后者是消费？难道不知道喝酒只要没过头，被送进医院去抢救，基本不会有后续开支，而修路需要源源不断投入，如果没有现金流回报的话，以后只能“举新债还旧债”，而这恰恰是中国货币投放未见减少，货币政策仍然宽松情况下，“钱荒”突显的重要原因之一？倘若央行上下都对投资基础设施如此上瘾，中国要从投资拉动转向内需拉动，至少在其职责范围内，真的很难。 幸好，刚刚看到，7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公平税负，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确定促进贸易便利化推动进出口稳定发展的措施；部署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中西部和贫困地区铁路建设。这里值得注意的不仅有“公平税负”的政策，通过给小微企业减税来调整政府所得的比例，更有引入民间资金，拉动基础设施建设。两者合在一起，等于是省下的“三公消费”让给了承担就业重任的小微企业，间接增加了社会消费资金，同时引导找不到方向的民间资金投向“基础设施”。老百姓有饭吃了，基础设施投融资体系也改了，这要比省下公款吃喝直接拿去修路巧妙得多，效果也好得多。国民期待的是这笔从官员喝酒到百姓吃饭的“转移支付”金额可以大些，更大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