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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GDP ——向谁提出的要求？ 小引 这是去年写的一篇短文。回过头来看，觉得情况仍然如此。除此之外有一件事有所感触。记得邱晓华刚刚落马之时，有人就飞快地写了一篇文章，在某网站发表，对国家统计局的指标问题大加猜测，说邱晓华统计问题多多，看起来似乎言之凿凿，所以落马是情理中事。待到官方宣布邱晓华是因为上海社保资金案而落网，发文者就一声不响了。前几天，又从网上看到有人写文章，说是上海社保资金案主角张某某是看中邱晓华统计指标上为其服务。文章的调子同样是既闪烁其词，又似乎言之凿凿。并且说邱晓华对上面要求的绿色GDP有抵触、不积极，也是为了有求者。 我以为，对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分析，假如真是依赖于小道消息和猜测，这样的分析怎么可能有真价值？说到绿色GDP，倒似乎我们比西方发达国家更有把握、更走在前头，这可能吗？不在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性命攸关的领域严格执法，认为当今发达国家的食品进口高标准是设置技术壁垒，寄望于尚难以实施的估算指标来解决问题，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2007-6-2 ————————————————————————————— 人们认为，现在的主要经济指标GDP，有重要缺陷，理由是现在统计的GDP没有考虑经济增长造成的环境恶化等损失，扣除这些损失后才是绿色GDP。这样的增长指标更真实，也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公众对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环境污染和由此引起的重大损失高度关注，而且，尤其在当代社会，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对社会的健康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无疑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在此必须深入地问几个与此有关的问题。 （1）什么是经济增长呢？当代社会的经济增长，本质上是指以不变价或可比价格计算，扣除了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成本之后，和基期相比、通常是和上年度相比，新创造价值量的变动情况。这是以企业等生产单位相当严格的会计核算结果为依据的。企业按会计准则核算的盈亏额，各种资产例如货币资产和实物资产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它们只是价值的不同形态。从社会整体讲，消除了物价变动的影响之后，各生产单位的盈亏点的界限正就是对消耗掉的生产资料成本的补偿和工资成本的补偿。这也就相当于，各生产单位消耗的各种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的推移中，以同样品种、同样数量的实物形态，被再生产出来，即得到了补偿。按现行统计方法，除了企业的盈余部分，新创造价值的其余两大块是工资福利额和生产税净额。 所以，对经济增长的统计，——具体地讲，就是本年度的新创造价值额加上固定资产的折旧额，确是比较客观地反映着生产净额的生产及增长情况。虽然从另一方面讲，机器的消耗和原材料消耗的结果，都是体现为转移价值——折旧并不是真正的新价值。 （2）可是现实生活中，又确实常常看到、听到，有多少企业根本不理会污染物排放标准，根本不理会已有的法律规定，更不理会行业行政性规定。而是尽一切所能，追求看得见的眼前利益。只要能赚到钱，那里会顾及什么环境污染这样的问题。具体事例数不胜数。就以淮河、长江目前的严重的污染现状讲，企业的违法排污，无疑是个主因。执法部门、监管部门的查处不严甚至处于放任状态，又是造成这样的现状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如果说，由此可见，一部分经济增长伴随着违法排污、非法生产和经营、放纵执法和监管，那么很明显，这不是经济增长指标问题，而是司法问题：无视法律和执法不严。在这里，有关的社会利益或者说公众利益的维护，本来是建立在严格执法和规范的透明的行政监管基础之上的。 （3）目前已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一件事，是重污染企业纷纷落户中国大陆，人们除了指摘地方政府只重政绩指标外，也因此把矛头指向GDP指标。除了认为不应以GDP增长指标考核地方领导人的政绩外，并且认为GDP指标的局限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此只分析后一点。 企业的经济活动，地方政府的行政性管理，只能在现有的法律体系和现有的行政规则范围内运行。以企业及其他类型的生产单位而言，在依法、合规经营这一大前提下，他们当然要尽力追求能获得利润最高的行业和产品的生产与经营。这时候，法律与行政性规定是社会给出的必须遵守的经营条件。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条件下的逐利倾向，正是市场机制的基本特征啊！但至少在碰到某些重大问题时，不少人的思维仍然停留在以往管制型经济的模式中。 其实，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不管是公有资本独资或控股企业、还是私有资本独资或控股企业，追求利润都无可非议。对公有资本企业在行业性行政管理上。也不应提出额外的要求，否则实际形成的束缚将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往往要在事后很久才会显现出来，那代价就大了。 那么，重污染行业的控制是谁的职责呢？GDP只是给出了全社会生产经营结果的综合性指标。国民经济行业结构的布局，狭义角度是确定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战略，从范围较广的经济学角度讲，这属于产业经济学，是一门具体的应用经济学。这样的应用经济学和对国家某个时期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具体的产业政策和行政性管理规定。所以，有一点也很明白：如果我国目前的产业发展战略已暴露出较多问题，或者已有必要对以往制订的产业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对行业的行政性管理也需要作重要调整，那么，这也决不是GDP指标的过错。何况，在市场的需求——就是消费需求和生产需求已成了决定企业生产活动的基础力量的情况下，GDP主要也不是人们的主观要求所能决定的。 （4）对具体的经济活动或社会活动已经造成的后果和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深入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对荒漠化趋势的综合研究，三门峡工程、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研究，淮河流域污染问题，开垦北大荒与区域经济社会生活变迁的关系等等。 一望而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有很大的实际意义，但同时，问题本身高度复杂。至少，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难以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举例讲，三峡工程从可行性研究到建设、再到目前基本建成，其间发生了多少争论？无疑，投入运行后综合效应的研究还将长期地延续下去。谨慎的、真讲科学的科技工作者，经过仔细的研究之后，会在他们所掌握的相关信息范围内，得出有限制条件的结论；但决不会说，这些研究已经掌握了与本项研究有关的全部重要因素，并且对这些重要因素的综合效应已一清二楚。但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十分重要的社会现象是：相当一部分掌握信息很不充分、也几乎没有能力进行综合分析的人，越是会“勇敢”地做出自认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付诸于行动。个人对要由自己企业、家庭承担后果的经济、社会事务的决策，在许多情况下是只能如此的。问题在于，后果要由全社会共同承担的重大公共事务，在不少情况下实际也是这样“信心满满”地做出决策并付之实施的。 就当前的问题讲，即使对某项经济活动引起的损失量，得到了相对较明确的研究结果，这个损失量也不是和当初的某个经济增长量直接相抵的。因为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何况，在大多数情况下，所造成的损失将是在以后的各个年份逐渐表现出来的——一旦相关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损失情况也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5）如果更广一点，比如人们现在喜欢作为例子的：现在的中国和欧美先进国家相比，创造同样多的新价值，需要消耗的能源或原材料，前者显著多于后者。那么能否据此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不实呢？人们没有真正理解，这主要是前者和后者的整体发展水平差距还相当之大。要基本消除两者的差距，必须经历长期的过程，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是一个简单化的经济指标问题。一句话，必须按问题的性质对症下药，并且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才能使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健康。到处可用的“一贴灵”早就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