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最近，张五常先生接受人物周刊访问时，谈到了郎咸平此君，他认为，郎说“国企比民企好，要停止产权改革”，这很不负责任，他对中国的产权改革的历史完全不了解，是要骂的。任何制度都是会有问题。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否认整体方向，那是大错特错。五常先生在访问中表达的其他观点我不予置评，但对于郎的评价，却引起了我的共鸣。在此我还想进一步补充五常先生的观点。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过一个观点，即国有企业的效率的高低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于竞争领域，在一切条件都平等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必然的。从理论上说，国有企业真正的出资人是人民，政府作为权利行使代表者，又可进一步授权于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作为权利代理人，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又进一步以信托的方式将国有资产交给职业经理人代为经营。这种过长的代理链条将决定监督成本的居高不下，不可能作为市场竞争的主要产权运作形式。朗咸平认为，只要信托责任能激活，国有企业的效率就不成问题。遗憾的是，信托只能解决资产运作中的部分问题，而如果出资环节出了问题，如出资人责任不到位，那么所谓信托也只是无源之水。这些问题表现有两方面，一是政府权力滥用，二是政府渎职不作为，这种对权力的监管恰恰是法治和宪政的任务。
现实中有不少国有企业表现似乎非常抢眼，效率奇高，年年利润、税收双丰收。但其实，这种“效率”是通过政府直接或间接的保驾护航达到的。例如行政垄断，在信贷方面的优惠政策，准确地说，这是国有企业在吸收全社会的血液来谋求自己的发展，效率焉会不高？而这样的代价也是惨烈的。这一方面会诱发金融风险，一方面又导致经济体制的畸形，甚至产生直接盘剥普通老百姓的恶果。石油、电信的垄断利润中有多少是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尤其是当前政府鼓励国有企业海外上市，这实际造成外国股东分享国企垄断利润的后果，最终导致老百姓辛苦创造的财富外流。长此下去，经济看似高速增长，其实暗藏“后发劣势”效应，会有崩盘的危险。已故著名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曾多次批判了这种“国家机会主义倾向”，如果说国家曾经运用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那么在追求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今天，国有企业不能再次以牺牲其他群体（如农民、普通市民）为代价来充当经济发动机的角色。
朗咸平不仅为国有企业改革指错了方向，也没有看到产权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时进行的必要性。郎对于法治的理解近乎肤浅，“严刑峻法”与“全民纪律”涵盖了郎氏对这个问题的全部理解。财务学出身的郎氏不理解其中真正含义倒也不足为奇。他以一个外行人的眼光发现了西方的“全民纪律”现象，由此误以为只有依靠严刑峻法方能保障人的良心，并使之与威权主义天然结合，共同构成了他的思想基础。西方的法治史，其实是一部制衡权力的发展史。从古希腊的城邦与国王的分权，到古罗马的市民社会，到中世纪的教会与世俗国王、分封诸侯、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权力博弈，最终催生出人类历史上首部约束王权的〈权利大宪章〉。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少数弱中央时期，人民的言论自由和民间思想得以一定程度的存在和流传，但中央长期集权的历史最终没有培育出可供法治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市民社会。
西方的法治发展还与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在宗教的影响下，国王必须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使得西方民众对法律有一种近乎狂热的信仰。民众信仰法律，法律的作用是治权，民众的权利得以最大程度的保障，又进一步促进了人们的法律信仰。尽管历史上有自然法与实证法之争论，但是依法办事是西方人的不言自明的行为准则。在中国，法律向来被视作实现某种目的的一种工具，特别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工具。在这样的语境下，严刑峻法与全民纪律与其说是法律信仰，不如说是权力信仰，与西方不同的是，纪律不是公民出于“社会契约”的自我权利让渡，而是出于臣服于强权的结果。
朗咸平一直认为，民主是一个国家强盛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他以东南亚一些国家走向“民主化”后所产生的乱像作为佐证。但实际情况是，法治与经济的链条是双向，法律影响经济发展，经济也影响法律发展。许多人把东亚发展模式归结为“非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这种思路和结论无疑是简单的和武断的。为了发现社会内在规律，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就必须区分政治制度对于市场经济的短期后果和长期后果。以下熊彼特的一段名言可能能够揭示其中的奥妙：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内能够充分地利用其可能性实现最佳效果的制度（任何制度，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其他制度）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仍可能劣于一种任何特定的时间内都做不到这一点的制度，因为后者不能够这样做可能正是它长远表现的程度或速度的条件。”
由于民主政治总是伴随着平等协商、集体投票、共同决策等复杂的政治程序，因此用民主政治解决公共事务的方法，就短期效应的实现而言，速度可能较慢。但是相对于非民主政治，民主制度能为经济发展和公共决策提供平稳、安定的平台，使社会矛盾能在缓和的程序和正常的利益表达中得到缓解，避免社会动荡和矛盾激化。在专制政治下，十年甚至几十年的良好经济业绩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个庞大而落后的国家，“必须几十年接着几十年地成功，并不间断地保持良好的经济运行，才能成为发达国家”。托克维尔对此也谈到：“不错，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地区，集权可能把国家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集结起来，但将损害这些力量的再生。它可能迎来战争的凯旋，但会缩短政权的寿命。因此，它可能对一个人的转瞬即逝的伟大颇有帮助，但却无补于一个民族的持久繁荣。”正由于集权政治具有短期的明显优势，对于缺乏审慎、远见的人的迷惑性相当大。
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对法律的需求会逐渐突显出来，要消除权力凌驾于法律的现象，从而让法律真正发挥调控作用，就必须有相应的民主和宪政体制。事实上，亚洲一些国家在顺利实现经济起飞后，都逐渐实现自己的政治转型。当然，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过于激进，或者不够彻底。需要指出的是，民主和法治只是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要条件。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复杂的因素。如中国台湾近年来的经济处于低迷状态，这与他们自身的特殊因素有关，最明显的莫过于台湾现当局同大陆的执意对抗，企图以“意识形态”对付经济规律，造成这种消极效果与民主、法治本身没有必然联系。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目前的经济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原始积累已经基本完成，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现象日渐严重，在市场化大潮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大前提下，我们是逐步走向民主和法治还是继续原来的僵化体制，对于大陆经济的未来走向将产生决定性影响。
国有资产流失，既是产权问题，也是政治体制问题，郎咸平恰恰两者都搭错了线。诸位看官，您说郎咸平懂不懂国有资产流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