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量历史经验和专家的深入研究表明，奥运主办城市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后奥运经济风险”，只是受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北京可能也不例外 作者：钟加勇 当20万游客在48小时之内飞离时，雅典人为自己做了一回很好的东道主感到骄傲，但是冷静之后他们发现：为了2周的奥运会（第28届）花掉了近100亿美元，仅一项保安费用就花掉了近12亿美元。这样的奥运赤字使每个雅典居民平均承担10年的债务。 四年后，北京为2008年奥运会（第29届）投入的真金白银是雅典的3.1倍，高达353亿美元，占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以来历届奥运会总支出的43.6％。然而，很多人谈起奥运，更多的是谈到奥运给国人带来的机遇，有什么样的投资机会，却很少关注到奥运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主任刘起运及王军平博士最近在学术研究杂志上撰写论文，发出“北京后奥运经济风险不容低估”的声音。他们指出，奥运的历史反复证明：“后奥运经济风险”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主办城市，乃至主办国经济的平衡发展。作为29届奥运会主办城市北京也不例外，尤其是奥运投资结构的不合理以及奥运会后投资总量的波动、主导产业的走弱以及我国宏观经济即将进入衰退期等因素，不断聚集了后奥运经济的潜在风险。 为此，本刊记者特别就这一话题采访了两位专家。 《中国企业家》：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课题？“后奥运经济风险”对以往举办奥运会的城市来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吗？中国人都喜欢把来之不易的奥运会看作机遇，如何才能客观看待奥运风险？ 刘起运、王军平：举办奥运会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尤其是我们以前历史上没有举办过，我们都沉浸在幸福和激动之中，包括很多学者和市民。奥运举办权下来后，人们更多地关注“奥运的经济效应”，如凝聚效应、辐射效应、瞬间放大效应。很多学者都在测算，奥运会能拉动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但实际上，我们应该花一些时间和精力谈一谈负面的效应，这样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整个奥运事件。 我们认为，后奥运经济风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举办奥运会前期的集中投资，在会后这部分投资应该说是没有了，这给我们经济带来波动；第二，在举办奥运会的时候新建了大量的场馆和奥运设施，这些设施一旦奥运会结束以后，我们维护它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也就是奥运设施和场馆的闲置问题。此外，奥运会后房地产泡沫的聚集和破灭也必将对主办城市造成巨大的冲击。 事实上，“后奥运经济风险”几乎已构成奥运主办城市挥之不去的痛。加拿大蒙特利尔作为21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当地政府在城北大兴土木，新建大型主体育场、游泳馆、自行车场、奥运村，实际投资完全失去控制，由最初预算的1.25亿美元升至24亿美元提高了近20倍，以致实际亏损额高达10亿美元。1976年耗资3.5亿美元修建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直至1985年仍未盖上屋顶，而耗资8650万美元艺术作品般的室内赛车场只使用过几个晚上。然而，奥运投资中1.6亿美元直接由蒙特利尔纳税人缴纳奥运特别税承担，根据当地人口资料测算市民至少要到2000年才能还清这笔债务。 日本1998年举办的长野冬季奥运会重蹈“蒙特利尔陷阱”，政府花费了190亿美元的巨资建造高速火车和高科技的单人滑雪跑道等设施。奥运会后出现了被长野经济研究所称之为“后奥运综合症”的经济减速，对场馆设施的高额维护费导致了长野经济的大衰退。1999年长野的制造业以30％的速度下降，211家企业宣布破产。 即便是被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称为“最好一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悉尼，现在依旧在为27届奥运会“还债”。如今悉尼大量场馆闲置乃至废弃，部分场馆甚至开始进行拆除卖废旧建筑材料。经验证明，奥运主办城市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后奥运经济风险”，只是受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 《中国企业家》：从你们的研究来看，以往的案例是后奥运经济风险巧遇了国家经济周期的低迷，还是会直接导致经济周期的低迷？后奥运经济风险呈现出怎样的规律性？以此观照2008年奥运会，北京存在什么风险因素？ 刘起运、王军平：那些国家到底是奥运会的因素还是经济周期的因素导致衰退，各国情况不同，目前还不好说。但后奥运经济风险本身是奥运会这个事件带来的，它跟整个国家的经济风险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从我们国家的角度来说，单个奥运事件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局面还不够成威胁。单从投资波动的影响看，奥运投资近2800亿这个数字在全国层面还是比较小的——目前我们的GDP已经达到了20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万亿元左右。同时，2800亿还是分布在7年间进行投资，平均每年只有几百亿元。所以，后奥运风险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影响微乎其微。 虽然后奥运经济风险无法撼动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但对其他国家却未必，对北京也未必。也许同样的奥运风险，在比较小的经济体就表现得非常明显，甚至改变其经济运行周期。首先，奥运前后投资需求的波动必然会影响北京市经济的平稳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1952年一2000年间，主办国GDP在奥运会举办前4年都呈增长趋势，尤其是在前3年达到经济增长的最高点。但是，奥运会结束后的7年里GDP增长速度将明显趋缓。主办国经济增长的波动主要源于奥运会前短短几年的建设期内集中投资建设奥运场馆及相关设施，从而引起短期需求的剧烈变化。而根据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预测，2004年-2010年的7年内北京市投资总额将超过15000亿元，其中奥运场馆及其附属设施建设与运营投资需求220亿元左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能力投资需求2800亿元左右、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投资需求约1500亿元，金融、商贸、物流、会展、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投资需求约2000亿-3000亿元、新城开发和小城镇建设及房地产开发投资需求约7000亿-8000亿元以及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区服务、公共安全维护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投资需求约800亿-1000亿元。显然，7年间15000亿元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奥运会前几年完成，之后投资规模将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从而引起北京市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波动。 其次，北京奥运投资结构不合理，总投资规模偏大，直接、间接投入比例严重偏高。奥运会投资预算数据显示，北京市总投资2787.56亿元人民币，折合353亿美元，占21-29届奥运会总投入的43.6％，是28届的3.1倍。其中，比赛场馆及相关设施、奥运会所需新增建设等直接投入高达1348.58元人民币，折合171亿美元，较28届奥运会增长2.1倍，占21—29届奥运会直接投入总和的48.2％；用于环境保护、交通等北京市经济发展规划的预算内间接投入为1438.29亿元人民币。北京奥运会直接、间接投入比率高达0.94，较21—29届奥运会的平均值高出0.16，较经济风险最为严重的蒙特利尔奥运会还高0.2个百分点。历届奥运会数据显示，直接投入与间接投入的比值越接近1，主办国的亏损规模越大，即产生经济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如第21届蒙特利尔奥运会的比值是0.923，赤字高达15亿美元；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的比值为0.8，赤字达到6.91亿美元；而第28届希腊雅典奥运会该比值为0.916，当年希腊的财政赤字上涨0.7％。北京奥运会直接、间接投入比率高达0.94，为历届奥运会的最高比值，预示该届奥运会蕴藏着巨大的经济风险。 再次，北京部分支柱行业在奥运会前后的发展将面临剧烈的波动，为奥运会后经济的平稳发展孕育了风险。澳大利业的经历可以引以为鉴，其主办城市各行业数据显示：在奥运会举办前，建筑业增长速度最高（1.8％），交通与通讯业次之（0.44％）；奥运会举办当年，交通与通讯业增长速度最高（1.43％），建筑业次之（1.26％）；奥运会举办后，交通与通讯业最高（0.33％），含旅游的个人服务业次之（0.26％）。建筑业增长速度由奥运会前的1.8％下降到奥运会后的“-0.18％”，降幅高达1.98个百分点；房地产业由奥运会前的增长0.34％变为奥运会后的下降0.02％；金融业由奥运会前的增长0.27％变为奥运会后的下降0.03％。根据悉尼奥运会行业经济的变化规律，北京市的几大支柱产业在奥运会后都有可能面临经济增速下降的风险，尤其是目前占经济总量比重较高的建筑业、房地产业在奥运前后的巨大变化将会引起整体经济的剧烈波动。 《中国企业家》：境外有一派唱衰中国经济的人，他们认为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将步入衰退的周期。当前中国经济又遭遇股市泡沫、流动性过剩、投资和出口增速过快、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加之奥运风险因素成为其中一环的时候，人们难免对这些观点产生一些联想。你们怎么看待后奥运经济风险和中国经济周期的重叠关系？ 刘起运、王军平：你提到的流动性过剩、投资过快等问题是这几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存在的问题，不是因为奥运才出现的问题。如果非要把奥运经济的周期性跟整个经济周期拉到一起，那有一点关系也只是偶然的。2008年以后，我们国家从经济周期角度来说会进入一个低速增长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并不像以前教科书上说的那种衰退期，那个衰退期是说经济负增长，而我们说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以前那么高，没以前那么平稳。 经济周期可能会对奥运形成风险，而奥运本身又有风险，这可能会使奥运风险有一个“放大效应”，这必然加剧奥运结束后国民经济下滑的速度。 至于后奥运风险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说，一般要等风险事件发生以后才能科学地评估它，在事件发生之前，我们找到的只是风险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可能会出现的原因，并不能完全计量出这些风险因素会导致多大的影响。 《中国企业家》：那么，从目前找到的风险因素来看，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规避后奥运经济风险？在宏观和微观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 刘起运、王军平：有些风险企业自身是无法规避的，但是从宏观的角度，从北京市的角度，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发展一些稳定的产业，来弥补那些受奥运影响比较大的产业所带来的影响。 同时，我们可以考虑合理安排奥运后的投资规模，平抑投资总量波动。比如目前北京的奥运场馆建设主要集中在北城，而南城和郊区的基础设施是比较落后的，我们就可利用政府直接投资等手段引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向南城和郊区转移，以改变投资过分集中在城市中心区的状况；同时，可适当安排部分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特别是与奥运无关又不急于上马的项目延至奥运后建设，以平衡奥运前后的投资规模过分波动，不致因投资规模波动造成北京市奥运会后经济增长出现“大落”。
另外，资产证券化是一个很好的手段，它可以转移政府投资奥运的风险。以北京奥运会的国家体育馆为例：原始权益人（北京市政府）将拥有的财产（国家体育馆）以“真实出售”的方式过户给特设信托机构（如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特设信托机构获得该资产，发行以该资产的预期收入流量为基本的资产支撑证券，并凭借对资产的所有权确保未来的现金收入流优先用于证券投资者还本付息。特设信托机构通过设立各种专用账户，实现了基础资产（体育设施）与原始权益人（北京市政府）的风险隔离，保障了资产证券化的投资者利益，同时也切断了体育设施经营风险对政府（财政）的风险转移。 最后就是奥运场馆的充分利用。比如奥运场馆将来可以做博物馆，可以做奥运展览，也可以出售一部分，这些措施是比较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