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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确定的“十一五”期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任务，是一个短期的农村改革任务，是农村综合改革的突破口，是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关键环节。虽然这些改革既涉及农村生产关系调整，也直接触及农村上层建筑变革，比取消农业税更深刻、更艰难，但绝不是农村改革任务的全部。因此，农村综合改革首先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同时农村综合改革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一，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机统一、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理论武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执政的重要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党领导发展的总体思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促进人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三者都集中体现了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集中反映了改革发展的成果必须惠及全体人民的根本要求。农村基层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最具体的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通过全面推进综合改革、加快建立工作新机制，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廉洁执政，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第二，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迫切需要。我国历史上几次大的赋税制度改革，从隋唐的“租庸调”、“两税法”，到明清的“一条鞭法”、“摊丁入亩”，之所以都没能跳出周而复始的“黄宗羲定律”，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税制改革后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保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2006年在全国彻底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在我国实行了长达2600多年的古老税种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农村税费改革不仅取消了原先336亿元的农业税赋，而且取消了714亿元的乡统筹村提留和农村教育集资以及种种不合理收费。但农民负担问题存在反弹的危险。事实上，一些地方在农村教育、计划生育、用水用电、修建道路、农民建房、农民外出务工等领域仍然存在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问题；一些基层组织截留政府给农民达到资金搞“政绩”工程，诱导或强迫农民拿出资金配套等等，是新形势下增加农民负担的新动向。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部取消农业税并不意味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任务已经完成。只有下决心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才能巩固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取得的减负成果。 第三，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是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关键所在。为保证农村基层政权正常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需要，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国家逐年增加了对基层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补助。从2006年起，国家财政将安排支出103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每年将达到780多亿元，地方财政每年将安排支出250多亿元。自治区财政将乡镇人头经费增加到3000元/年，为乡镇正常运转提供了基本经费。但由于乡镇经费刚性支出大幅度增长，财政转移支付不可能满足日益扩张的需求，给基层财政收支平衡造成压力。如果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好，将会产生两种可能的后果：要么是各种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卷土重来，农民负担出现反弹，要么是基层组织难以正常运转，无法保证履行职责。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大力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减人减事减支；加快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农村综合改革特别是乡镇机构改革是职能转换和归位，而不是职能削弱，不能以减少对“三农”的服务为代价。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的目的和出发点，既是为了巩固减负成果，也是为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