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进，达瓦里希》（前进，同志）是北京电影学院2013届学生王一琳的毕业作品。这部8分钟的动画片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描绘苏联，客观上表达了一个理想主义捍卫者对“社会主义信仰”的“执著”（当然不能认为她厘清了社会主义理论本身）。 短片一经网络传播便激起了剧烈的讨论，褒贬势同水火，但碰撞却无焦点。 一方认为短片里有“崇高的信仰和精神理想”，并用台词自卫，“神圣的信仰永远都不会磨灭，她照耀着我们每一个人”，但对此我要问，那为什么作者和观众都不提苏联因为强制推行崇高的信仰而造成的同胞相残，尸横遍野？另一方则对短片所表现的意识形态嗤之以鼻，认为正是追求那理想化的乌托邦才使苏联人民陷入浩劫，但对此我又要问，如果没有强制，乌托邦作为一种理想又有什么害处呢？ 想评价《前进，达瓦里希》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就是复原历史与回归常识。无视历史的隐恶扬善叫人憎恶，简单粗暴的上纲上线难以服众。作者没有表现苏联推行某种理想时因强制而残暴的事实（假设真是为了某种信仰），而部分观众在讨伐乌托邦的时候却又将苏联式的强制作为了预设的前提。那讨论变成了争吵、好恶演变为站队也就不足为奇。其实，怀抱一种理想有什么错呢？最简单的道理应该是：对安分守己的人来说，“强制”才是最大的恶。 短片里的小女孩养了一群温顺的宠物，一只叫弗拉基米尔的猫（列宁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一群以费利克斯（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为首的鸡，和一只叫贝利亚的鸭子。短片里它们任人宰割，而现实中各自对应的人物却都掌管生死。列宁自不必说，捷尔任斯基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首任首脑，克格勃的创始人，贝利亚则是最有名的秘密警察头目。 后两者都是令人“闻风丧胆”的人物，他们生活年代的世事变迁也绝非短片里那么自然。以1929年推行的“把小农户联合成为社会主义的大农庄”“让千百万贫农成为生活有保障的人”的农业集体化为例，2001年俄国出版的《国家灾难：农业集体化》公开了部分亲历者的回忆。生于1904年的赖因尼克说：布尔什维克把我们往集体农庄里轰。他们说集体农庄是自愿参加，却挎着枪来把东西全没收了。1907年出生的潘克拉托夫回忆说：集体农庄的活儿是从早干到晚。一个劳动日可以分到半公斤或者一公斤粮食。这当然不够全家老小的吃食。农庄不知怎么搞成什么都平均分配。懒汉就养成了坐享其成的习惯。这样一来，大家都情绪低落。经营不善，弄得1933年到1934年，还有战争期间和战争以后，都闹开了饥荒。那往往是全家饿死，甚至全村死绝。据2005年出版的《暮霭》披露，集体化运动中，受到清洗的农民及其家庭成员为500余万人。这才是短片里那个国度的真相。 无视史实当然是最禁不起时间考验的硬伤。但造成如此人间炼狱的是理想主义或者说对乌托邦的信仰吗？我想“强制”或者说有人能手握枪杆子强制才是罪魁祸首。
秦晖先生认为，任何理想作为一种信仰都只能属于具体的思想者个人。你可以自愿为你的理想献身，但你不能强制别人为了你的理想献身。“理想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乌托邦理想不能成为强制的理由……否则，如果一个人可以‘理想’为理由不受制约地强制他人服从于己，那就会为借‘理想’之名而营私者大开绿灯……反过来说，即使是乌托邦理想，如果它没有成为强制的理由，我看不出它有什么坏处：美好的理想即使没有实践价值，总还有审美价值吧。” 理想主义不幼稚，幼稚的是认为自己的理想也是别人的理想；乌托邦不可怕，可怕的是强制建造乌托邦。所以，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乌托邦，而是强制。反过来说，如果乌托邦的理想坍塌了但强制还在，那人照样摆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 不管怎么说，《前进，达瓦里希》能引发如此剧烈的讨论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动辄上升到所谓主义也不理智。现在的第一要务可能是复原历史、回归常识。理想与主义之前，普世的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没有自由，“好”主义也会催生邪教；只剩强制，怎么走恐怕都是邪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