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认为国家应明令禁止官员在高校兼职，并在高校内部实现政学分离体制
本报记者 王 淼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自去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专门对此进行询问后，大学的科研教育体制问题一直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鸣教授因为在网上炮轰其所在的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被撤职后，高校行政化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近日，记者专程就高校行政化问题，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学术批评网创建人杨玉圣先生。
记者：最近，高校的“官本位”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请您谈一谈，“官本位”在高校主要有哪些表现？
杨玉圣：“官本位”在高校最突出的表现是“官学不分”。有这样三个突出的表现：一是教授官员化。目前大多数原本是专事教学科研的教授都有级别不一的行政职务，如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处长、副处长、所长、副所长等等。二是党务、行政、后勤等管理、服务部门的非教学科研人员（特别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大都评上了教授、研究员等学术职称。三是高官挂职高校现象非常严重。比如，某些高官在北大、清华、师大等知名高校兼任院长，在多所高校兼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上行下效，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大大小小的官员也纷纷效仿，到名牌大学做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已经危及大学教学科研的健康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记者：那么，您认为高校的“官本位”现象对于高校的教学和科研有哪些危害？
杨玉圣：官本位和高校行政化问题已经成了影响大学教育科研健康发展的“毒瘤”。它的危害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使大学难以提供称职的师资。我们说，一个合格的大学，在软硬环境两个方面都要合格。这些年来，国家对大学的硬件建设方面投入很大，教学、生活、实验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但在软件建设方面，却做得很不够，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让大学教师将教学科研作为第一天职的制度环境。合格的大学教师，应该在德才学识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但在官本位的现状下，教授“官员化”，官员“教授化”，结果是很多教授根本不给学生上课。尽管大学一再扩招，但高校专职教师的比例却不断萎缩。教授给学生上课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现在却要由教育部专门下文规定加以约束，这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记者：为什么很多教授没时间给学生讲课呢？
杨玉圣：教授官员化后，随着身份的变化，就得送往迎来，文山会海，上传下达。因此，与专任教师一心一意做教学和科研不同，这些跨入“衙门围城”的教授就得围绕行政机器运转。现在即使教育部强行规定教授每学期必须给本科生上一门基础课，但不少课都是教授和另外的年轻教师合开，教授往往只在开始时讲几节课，以后就都是其他老师上了。
记者：那为什么很多教授可以不上课呢？
杨玉圣：教授担任行政职务后，即是“双肩挑”人员，也就不再按教师进行考核了，由于担任处长、院长的行政职务，即使一节课不上，也不会影响其考评业绩。对于这些教授而言，上课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额外的工作。至于某些到高校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政府高官，尽管其名下有数人到十几人不等的博士生，但他们的行政工作本身就非常忙，疲于应付，平时几乎没时间到学校来，更不用说给学生讲课了。
现在的大学在评价一个学者时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如果某一个教授的水平高，似乎就要提拔他担任院长、处长等行政职务，否则就好像不重视人才。这其实也是官本位意识在作崇。每个人的专长不同，专业成绩做得好的人未必适合做行政。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往往是个性的学问，正是因为学者有个性，特立独行，才可能做出真学问。然而，行政管理不同，行政人员如同机器上的螺丝钉，各就其位，而且等级森严，“官高一级压死人”，是不需要个性也容不得个性的差使（除非做到了校长和大学党委书记的位子）。让一个书生去做院长、处长，是否真的就是人尽其才？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大学文化生态下，如果某位教授专业上成就斐然而没有被授予一官半职，似乎也心理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加上现实的利益趋动，专职教师地位低下，因此不少教师往往不能安心于本职教学科研工作。
这也正是官本位在高校的第二方面的危害，即败坏了大学风气。官学不分，造成了教育资源向官员严重倾斜，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也严重地败坏了高校的风气。以高官在大学兼职为例，即是大学秩序的扰乱。一般说来，大学的院长是“处级”，但某些级别很高的官员来到学校做了“院长”后，每到学校，往往是前呼后拥，奉若神明，把官场的习气带到了学术的象牙塔。
记者：现在国家已经规定不允许国家公务员在企事业单位和各种协会兼职，为什么高校还是一个公务员可以兼职的特殊地带？
杨玉圣：国家严禁国家公务员在企事业单位和协会兼职，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和防范腐败，限制权钱交易。其实，国家公务员在高校兼任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务，同样会滋生严重的学术腐败、权学交易。比如，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给高校做事，而高校又可以按教授之名名正言顺地给他们支付高额报酬，反过来又必然会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倾斜。想想看：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怎么可能和本身是高官的“官员教授”竞争教学资源呢？高官到大学兼职，还带坏了学风与校风。这些“官员教授”自己并不写文章，但却经常会挂名发表各种论文，由此造成学术成果方面的弄虚作假。官员在高校兼职也给学生树立了“坏榜样”，认为学得好没用，只有跟对导师才有出路。结果很多学生报考研究生时，最感兴趣的不是老师的专业水平，而是老师的官职大小。“官本位”也影响到了学生。不少大学生不是执着于专业学习，而是热衷于到团委、学生会等谋得“一官半职”。如果学生在这些组织是为同学服务，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还应大力倡导，但在相当一些学生组织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官场上的不良风气，如拉帮结派、逢迎拍马、压制同学等等，令人忧心忡忡。
记者：也就是说，在官本位盛行的同时，学术风气更加败坏了。
杨玉圣：对。这就难怪有人说，这些年大学的钱越来越多，但真正的学者越来越少，学问越来越糟。也有人说，现在的大学唯独不像大学，而是像衙门、像公司、像养鸡场……这样一种状况对学生是非常不公平的。现在，一个学生上大学，国家固然投入很大，但家庭的负担也很重，有些贫困家庭甚至是倾家荡产、举债供子上学。这样的投入与学生们的收获预期却很不成比例。现在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究竟提供了哪些与大学名份相符的师资力量和学习资源呢？撇开经济上的投入不说，单是这么多精中选精、优中选优的青年才俊拿出四年宝贵的青春年华作代价，我们的大学有什么理由不提供给他们名副其实的优质师资和资源呢？
记者：您认为应该怎样改变这种官学不分的现象呢？
杨玉圣：从根本上改变高校“官本位”现象，很难一步到位，尚须有赖于政治、文化和教育体制的深入改革。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当务之急应该做这样两件事：
一是在高校内部实现政（行政）教（教学科研）分离制，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以上党政领导专职化，一心一意做大学的校务、党务，在任期间不再做教授，不再承担教学工作和科研任务，也不担任研究生导师。对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教授，以人为本，改变目前的数量化考核办法，尊重学者，尊重学术。我相信，如果一个大学的专职教师比例达到教职工总数的60%~80%，那么中国的大学的教学科研的格局必然焕然一新。
二是党中央、国务院明文禁止国家公务员在大学兼职。现任高级官员应该起到表率作用，立即、主动辞去在大学的兼任院长、博士生导师。如果某位公务员实在对专业过于热爱，那么不妨趁机脱离现在的公职岗位而到大学执教。或者，退休以后再到大学，发挥余热，也未尝不可。（原出处:中国改革报 发表日期:2007-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