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且无结论的话题。不同的理论模型支配着学者们和政策制定人对人口增长的看法，从而导致不同的政策取向。虽然旷日持久的理论和政策争论没有结果，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事实，却经常与其中一种理论观点产生矛盾（Hodgson，1988）。 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理论认为，人口规模过大和人口增长率过快是发展中国家陷于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从理论的角度看，这种传统教条把技术变迁和人口增长都看作是外生的，即技术变迁的动力和方向不依经济激励的变化而改变，人口增长类型也不因经济和社会发展而改变。从政策角度看，这种教条理论常常导致对经济发展乃至人类进步的悲观情绪，主张对人口增长采取控制的手段，使人们忽略了阻碍经济发展的真实原因。自马尔萨斯以来人类生活水平的改善，不断地驳斥着这种理论教条。 作为对传统理论的一个修正，一些学者把技术看作是内生的，即认为技术对人口增长可以做出积极的反应。这样，从政策含义来看，技术变迁、经济增长不仅能够解决人口增长遭遇的资源问题，从而人口增长从来不会是一个灾难性的现象，甚至可以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由于这种理论没有把人口增长看作是内生的，就容易忽略人口增长根据经济增长和技术变迁进行调整的事实以及必要性。从经验上来说，这种修正理论往往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许多贫穷国家和地区存在的人口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福利的压力。换句话说，这种理论不能同时解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不同表现。 一种从人口转变理论出发的观点强调了人口增长是内生的，其转变类型是由经济增长和技术变迁诱致形成的。这种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的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观察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实现人口转变的必要前提。但是，由于把经济增长和技术变迁视为外生的，这种理论在解释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时或多或少带有宿命的成分。从政策的角度看，它容易使人们忽视人口政策所能发挥的积极作用。 现存的关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的不足之处，为我们正确、完整理解这个关系提出了一个方法论要求。即正确的理论模型必须同时满足两个假设：第一，把长期的技术变迁看作内生的过程，即技术进步的强度、速度和方向对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变化做出积极的反应；第二，把长期的人口增长看作内生的过程，即人口具有自调节的机制，会对技术变迁、经济增长和其他因素的变化做出反应。由于经济增长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人口增长与技术变迁两个内生过程的相互适应，就构成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这样形成的理论范式，就可以超越以往各种模型，弥补传统理论中与经验不符的缺陷。应用这一理论范式观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可以解释各个时期和不同国家出现过的实际现象。 二、人口负债与人口红利 从长期的视角把人口增长和技术变迁看作内生过程，意味着两者之间在长期中可以互相适应，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均衡。但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在任何时间、地点上都处于相互适应的均衡状态。正如经济学的基本范式是均衡，但经济处于完全均衡的状态反而是一种例外的情形一样，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会经常处在不均衡的状态。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总是面临着不同的挑战，而不同国家又分别处在不同的人口转变阶段上。人口特征以其不同的形态，或作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有助于迎接挑战，或作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妨碍应对挑战。与此同时，各种短期的外部冲击也会随时打破人口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的良性循环。 与经济增长及其短期干扰因素相比，人口变化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而当人口特征在短期内不能与经济增长的要求相适应时，就会出现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例如，在资源状况极端恶劣的增长环境下，过高的人口增长水平就会导致“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贫困恶性循环。这时，低水平均衡陷阱就不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假说（Nelson,1956）；当迫切需要在一个地区发育产品市场时，过低的人口密度可能导致规模不经济，成为市场网络形成的瓶颈（Johnson，1994）；当一个国家刚刚脱离战争、灾害等状态，亟待通过技术创新恢复经济时，人力资本存量的缺乏，就造成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稳态，严重制约经济的恢复（巴罗等，1999；蔡昉等，2003）；在一个依赖劳动力数量投入的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不足或老年人口比重过高，也会成为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Bloometal.，2002）。 我们可以把所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负债——简称人口负债，而把那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看作是人口对经济的红利——简称人口红利（Bloometal.，2002）。在每个经济发展时期和人口转变阶段上，人口负债和人口红利都分别同时存在，究竟是人口负债大于红利还是相反，既取决于经济增长阶段与人口转变阶段的相互匹配，也取决于相关政策的作用。在目前中国的人口转变和经济增长阶段上，较高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与高速增长的经济就是匹配的，只要有适宜的经济发展政策和劳动政策，就可以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人口特征就有助于经济增长。事实上，在改革前20年（1978-1998年）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24%，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份额为21%（蔡昉等，1999）。这充分显示了经济增长对人口红利的利用。而日益加深的人口老龄化，就加大了中国经济转轨中的矛盾，对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不利，成为一种人口负债。 三、大人口观与大人口政策 传统的人口观着眼于解决特定时期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问题，即把理论关注点和政策目标局限在最直接的层面上。例如，为了控制人口数量和加快人口从低死亡率、高出生率和高增长率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和低增长率的转变，中国长期以来的人口理论和政策研究主要集中在生育率以及作为结果的人口数量和增长率上面。相应地，人口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也是从狭隘人口观出发的，主要围绕计划生育进行。随着一个人口转变阶段的完成，以及其他人口矛盾的出现，狭隘人口观应该逐步扩展为大人口观，从对人口负债和人口红利的分析出发研究人口特征的各个维度。相应地，大人口政策的出发点则在于通过影响人口特征和调节其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最大限度地获取人口红利，规避人口负债。 转变人口观主要是从仅仅关注人口本身的再生产，扩展到关注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人口再生产属性和特征。即使是大人口学研究，也并非是要代替其他领域的学者进行教育、健康研究，或者从事劳动经济学和社会保障研究，而是研究影响人力资本形成、劳动力供给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人口特征和人口过程。首先是年龄结构。人口的年龄结构涉及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与社会劳动力总供给相关，也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发育；人口的年龄结构还涉及老年人口比重，与养老保障制度特别是养老融资体制相关。在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人口红利的同时，人口政策的调整需要未雨绸缪，及时防备老龄化带来的人口负债问题。其次是人口性别结构。扭曲的人口性别结构涉及社会公平问题，也会影响到婚姻模式，甚至劳动力市场结构。第三是人口机械增长。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是劳动力市场活力的源泉，也是能否兑现劳动力丰富的人口红利的保障。这涉及到一系列制度变革譬如户籍制度改革问题。最后是生育率。一个特定时期的生育水平，可以影响未来的人口特征，从而通过上述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中国正在同时经历着三个社会经济过程。第一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政策环境。第二是通过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第三是稳定低生育率水平，完成人口转变过程。后一个目标同时也是利用人口红利，促进前两个目标实现的保障。因此，人口政策是整个社会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确立大人口观和大人口政策，有助于最终实现中国新时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目标。
参考文献
Blanchet, Didier（1991）On Interpreting Observ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Growth: A Graphical Expositi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7, No. 1 (March), pp. 105-114.
Bloom, David E., David Canning, and Jaypee Sevilla（2002）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RAND.
Hodgson, Dennis（1988）Orthodoxy and Revisionism in American Demograph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4. No. 4, pp. 541-569.
Johnson, Gale（1994）Effects of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on Rural Population Growth with Application to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0, No. 3, pp. 503-531.
Nelson, R.（1956）A theory of the Low Level Equilibrium Trap in Underdeveloped Econom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6.
巴罗、萨拉伊马丁（1999）《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蔡昉、王德文（1999）《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经济研究》第10期。
蔡昉、都阳（2003）《“文化大革命”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破坏》，《经济学季刊》，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卷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