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那种将市场规律弃置一旁、“扬汤止沸”甚至“饮鸩止渴”式的拍脑袋民生政策，说到底难脱“官场秀”的干系，无益于民生问题的根本解决
改革开放近30年后，民生问题再次凸显。所不同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共识于用市场手段解决“菜篮子、米袋子”等民生问题，相信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而此次，人们似乎更寄望于政府，一些人甚至认为教育、医疗等新民生问题的“病根”，即在市场化过度。
这实在是很让人担心的一种现实，特别是在政府自身改革滞后，缺乏必要的科学民主决策程序，行政及监督机制又不完备的体制背景下。
医疗教育等民生问题到底是源于市场化过度，还是受累于不充分的、被扭曲的市场化，恐怕是讨论解决之道时我们绕不开的前提。
以医疗卫生领域为例。很多人将“看病难看病贵”、“卫生公平性全球倒数第四”等问题归咎于市场化过度，这样的看法是否客观，颇值深思。
北大周其仁教授曾通过卫生部一组数字的对比来说明问题：
2005年我国用于医疗保健服务的资金总量比1978年增长77倍；其中居民个人现金支出增加197倍，医疗市场需求和消费增加迅猛。与此同时，暴涨的需求却没有带动相应的医疗供给增加。比之1978年，2005年我国医院数量仅增加了1倍(101.3%)，医生和床位增加则不到1倍(87.6%和43.5%)。
高利润却没有吸引社会资源进入以降低平均利润率，问题最可能出在准入门槛上。进一步研究后周其仁发现，在有限的供给中，超过80%的医院、95%的床位和90%卫生人员隶属于国有和集体机构；其中又有52.8％的医院、80.1％床位、77％的卫生人员直属于政府办医疗机构。
也就是说，具有明显政府主导特征的医疗卫生市场，不仅“制造”和分享了巨额增长的医疗卫生消费需求，而且对社会资源流入设置了较高的门槛，从而维持了医疗市场供不应求的格局——“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源不是市场化过度，而是市场开放度太低。
高门槛挡住社会资源进入，主管部门的解释无非是“人命关天，必须谨慎”。而这样的理由，与90年代中期电信垄断被打破前一再强调的“国家安全”、90年代后期汽车业开放前一再讲的“产业安全”并无二致。
事实上今天的结果是，部分打破垄断的电信市场让百姓“部分”地享受了实惠，尽管吞吞吐吐，电信价格毕竟还是在降；全面竞争的汽车产业则让百姓“充分”地体会了“上帝”的感觉——更多的车型选择、以及相当于此前一半的汽车价格；而以“人命关天”为由将社会资源拒之门外的医疗卫生领域，却因质次价高的医疗服务、严重失衡的资源分配而广受诘责，三大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也与市场开放度呈现出一致的梯次分布。
当然，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说开放市场、增加供给就能解决医疗卫生领域目前被诟病的所有问题，因为其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物质品生产领域。但，如果连市场化所必须的基本供求平衡、多元竞争格局都没建立，便将种种问题归咎于市场化过度，且将解决之道建之于这样的判断之上，结果必然是纲目不分、缘木求鱼。
以此视角看教育、春运、城市交通乃至住房问题会发现，尽管成因不同，但优质资源供不应求造成民怨累积是上述领域的共同特征——供不应求导致消费者缺乏必要选择权和议价权，因而只能在任人宰割后怨怼腹诽。
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在这一大的框架下，医疗、教育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将自身割裂其外，与之相关的资源衔接也将主要仰赖市场。因而，要想真正解决民生问题，使相关政策具有良好的可持续性和操作性，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在此基础上再依据行业特性，对“市场失灵”部分进行必要的政策补充，而不是将市场法则弃置一旁，扬汤止沸。
中国近30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既是充分运用经济规律让财富涌流、合理配置资源的过程，也是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不断探索市场化调控思路、学习使用“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过程。“有形之手”，不是由政府出面10次、20次地为药品降价，而是要通过对“游戏规则”的调整，引导产业向有益于自身和社会良性运行的方向发展——有报道称，凡是被国家发改委点名降价的药品，不久便会以“同样的价格别样的名字”再现江湖——由于医药链条和用药体制没有改变，限价的结果只能是诚信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大大压缩，无益于“看病贵”问题的根本解决。
事实上，在近年来持续的宏观调控中，政府已取得了很多弥足珍贵的经验，其对于民生问题的解决，不失为很好的镜鉴。而那种将市场规律弃置一旁、“扬汤止沸”甚至“饮鸩止渴”式的拍脑袋民生政策，说到底难脱“官场秀”的干系，无益于民生问题的根本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