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富士康跳楼事件
此外，应该开发一种专用软件，与银行、企业联网，随时跟踪企业的工资发放动态，防患未然。这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完全能办到，而且花钱也不多。 据深圳劳动局信访处牛主任的介绍，由于“收取企业‘拖欠工资风险金’这个办法比较有效，全国很多城市劳动部门都准备前来取经”。 他表示，采取这个措施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深圳劳动部门，尤其是劳动部门一线工作人员人数太少，全市负责劳动稽查的人员总共才200多人”，而仅仅在2006年上半年，他们就“接到了上万起劳动投诉，根本忙不过来”。 同时他透露，劳动局确实正准备开通信息化管理，以提高监督的覆盖率，降低监督成本。 被户籍隔离的市民待遇 虽然早在1990年，以深圳市委宣传部为首的六部门联合调查组，就在其调研报告——《深圳百万临时工调查报告》中宣称：外来工是深圳工人阶级的主体，是深圳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也是深圳市和深圳社会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但直到2006年，在深圳，有没有户口，还是意味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除了与本地人不能同工同酬外，处于收入底层的外地打工者在深圳生活，需要支付比本地人更高的成本。 在深圳，一个外地人即使购买了医疗保险，也不能和本地人一样“可以看门诊”，只能报销一定比例的住院费用。 而围绕外地人的养老保险，也曾有过一番长达数年的风波。 2004年，深圳总共18名省人大代表中，有14名联名在省人大会上抛出一份议案，建议修改《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十条所规定的“被保险人月工资低于所在市职工月均工资60％的，按所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0％计征”。理由是“许多外来劳务工的工资其实是低于所在市职工月均工资60％的，如果按法律规定购买社会养老保险，企业会承受不起”。并称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影响珠三角的投资环境”。 这一消息经媒体报道后，旋即在深圳引起不小的波澜，被人直斥为“典型的少数既得利益群体心态”，随后，又有细心的外来工发现，2002年9月1日新生效的《深圳市社保条例实施规定》，与原《深圳社保条例实施规定》和2000年12月深圳市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的《社保条例》不同，新增加了“第十三条独立条款”。 原《深圳社保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非户籍员工按规定实际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并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就可在深圳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而新规定增加的第十三条规定：“非本市户籍员工在本市退休按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应在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前5年，在本市连续缴费。”根据新增的这一独立条款，按国家退休规定，那么男性就必须在56—60岁、女性必须在51—55岁连续5年在深圳工作并缴纳社保费，60个月内，少一个月未缴，即使累计在深圳工作30年、缴费30年，也一样丧失在深圳按月领取养老保险金资格。 这一发现经媒体刊登后，引来更多人对这一条款的关注，并催生了“中国首个个人自费刊登广告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代言民意”的创举。 直到2006年11月中旬，记者在深圳调研期间，深圳市才宣布“取消该新增条款”。 让外来工子女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这是最近几年中国城市发展理念一个越来越深人人心的共识，但在这一大趋势下，2003年8月，深圳市政府却举行了一个听证会，计划将外来工子女入学的义务教育阶段“借读费”在本已高企的基础上再次提高，而且提升的幅度非常大：小学75％，初中50％，这一调整，让深圳市的外来人口子女借读费在国内一枝独秀。 在国内舆论的一片倒彩声中，深圳市政府才于2006年，重新出台了《深圳市暂住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管理办法（试行）》，对此前的政策作了大幅修改。 有学者表示，研究最近几年来的深圳政策，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在国内愈来愈重视城市的带动功能和发展责任时，深圳却显得对自己的既得利益格外留恋。全国人民在共同出力把深圳建成了一个在国际上声名雀起的大都市后，深圳人却开始“追求自己的幸福”。 他感到忧虑的是，由于习惯了处在顶峰的感觉，加上政府很少从中国全局和历史的高度，去引导当地各界认识深圳的发展缘由；很少从社会和谐的高度去思考和广泛讨论深圳肩负的历史责任，导致深圳无论官方还是拥有户籍的民间圈子，都普遍对中国社会缺乏一种感恩意识和责任意识。但他们只认同用“市场原则”去作“公平交易”，但另一方面，深圳却“不是依靠市场原则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所以他认为，“对于深圳，它不应该只对‘被谁抛弃’产生警觉和忧患，也应该思考自己‘是否在将谁抛弃’”。 2004年3月3日当选为深圳市人大副主任的宋枝旺，也许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在发现“外来工的平均工资低于深圳市人均收入60%”后，这位曾表示“要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不辜负人民的委托，尽职尽责”的人大官员，没有意识到这一比例必然导致深圳贫富分化，从而严重影响深圳社会生态平衡和健康，看到的却是让“工资低于60%的企业按60%的标准缴纳养老保险，会影响到深圳的投资环境”。 由于这种既得利益保护心态，曾经一度在制度创新上居于国内领先地位的深圳，在城市户籍管理这一块已明显落后于国内其他一些城市，比如海口、扬州。 “而本来，在全国的所有城市中，它最有责任给予外来工以市民待遇”。 深圳社会的四元结构 如果说中国社会存在一个二元结构，那么，在改革开放与外来投资的催化下，深圳社会则呈现出一个与内地大多数城市不同的四元结构。这个四元结构的组成部分分别为：土著居民，外来投资者、民营企业家及企业高级管理层，以公务员为代表的政府机构职员和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外来工。 在改革开放之初，深圳仅有土著居民31万多，随后几年的偷渡，让这个数字减少到27万左右。 由于享受着改革二十多年来深圳土地及其附属物所产生出来的巨大增溢价值，这个群体绝大部分通过超标建私房进行出租，成为了中国最悠闲、又最富有的城市居民。 在深圳城市化过程中，深圳市政府对原住民的住宅建设有过明确规定和多次重申，其基本标准为“每户一栋住宅，住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80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40平方米，三人以内建房上限为150平方米，三人以上建房上限为250平方米”。 但由于房屋出租“高额而稳定的利润”，导致原住民持续、大规模地违规建房。到1999年，官方在对福田、南山区的调查中发现，原住民住宅几乎全部超标，其中福田人均面积达到了397.2平方米/人，平均超标893.03%，南山区也不含糊，它所辖的后海村平均每户5.19栋私房，大冲村每户也有4.09栋私房。 而此前一年，深圳原住民的集体经济，也从改革之初一产、二产、三产各占一定的比例，变成了“主要靠出租房屋获利的经济实体”，比如所调查的“南山区29个村中，就有16个村集体企业收益100%来自房屋出租”。 深圳市政府与原住民之间，多次围绕“违规建房”展开较量，但最终都因为“阻力太大而不了了之”。 2002年，位于布吉与深圳河的渔民村在进行“城中村改造”时，经过与政府讨价还价，每户居民获得1340多平方米的住房。这一事件，曾被认为是政府默认了此前原住民的建房违规。而按目前深圳的住宅价格，渔民村改造时得到的房产价值都过了千万。 有学者表示，对这些“原住民该如何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归类”，一直让他感到迷茫。 “虽然这个现象多年前就存在，但它依然称得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里的新问题”。 他说，从村民自身的角度，他们失去了土地，多建点房来出租，以维持生活，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另一方面，这种获利又太巨大，其数额已完全不是一个“维持生活”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这些村民又完全称得上是具有了“不劳而获的食利阶层”的特征，而“即使是在西方纯粹的市场经济环境里，食利阶层也是一个会遭受社会鄙视的群体，道理很简单，它不能带来创造，并损害了社会价值”。
在一名叫王如渊的深圳城中村研究者看来，这种损害社会价值和传统的后果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由于财富来得太容易太巨大，深圳原住民的后代，不少都染上了“好逸恶劳、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的习性，，变成了“不作工、不经商、不学习、不回家”的“四不青年”。 外来投资者、民营企业家及企业高级管理层，则构成了深圳的另一个阶层。 在改革开放的语境里，这个群体不但广受社会尊重，而且因为优裕的投资政策及廉价的劳动力获得了理想收益。 这是一个构成最为复杂的群体，里面既有先锋型、开拓性企业家，也不乏靠“血汗工厂”发着大财的工厂主。 虽然与国内其他地区尤其是内地公务员比，深圳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的员工拿着更高的工资，但在深圳，他们的合法收入只能位居第三。有政府管理层官员私下承认，虽然自己拿的工资比较高，但和那些原住民比较，心理还是容易失去平衡，他反问记者，“如果最先富起来的其实都是素质普遍偏低的一个群体，你是否觉得我们摸到的石头上，其实还存在一些被我们长期有意无意忽略掉的问题？比如具有较长预期的整体规划和平衡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