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老有所养对社会的稳定非常重要，对个人更为重要。很多人指望能通过建立西方国家现在这样的养老制度来解决养老问题。事实上西方的养老制度不过是变相的“养儿防老”，是“养儿防老”的社会化：大家来养小孩，今后一起享受养老金。西方国家通过纳税用于小孩的养育：全面12年国家义务教育，贫穷家庭还可以得到食品等补助。单身人口和无子女家庭得缴纳很高的税，多子女的家庭不但能拿回所有的税，还能得到额外的优惠。
不要以为交了养老保险就一定能够拿回来，要是人口结构合理，是没问题，但下一代人口过少，保险公司就得破产。这是一个“击鼓传花”游戏，当后继乏人无人击鼓时，手捧鲜花（养老金保险单）的几亿中国老人将面临无人养老的绝境。
西方国家都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甚至超过1万美元才进入老年化的，西方开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都是高生育率但人均寿命不高。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美国总统罗斯福针对当时的经济大危机带来的剧烈社会动荡，制定和颁布了《社会保险法》,美国开始实行由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曾经被称赞为美国政府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罗斯福也因此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由于生育率一直比较高（美国到1960年生育率还接近4），而当时寿命不长（194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61.4岁；女性65.7岁），从来没有人想到，这笔资金有朝一日会消耗殆尽。在1950年时，平均每16个工作人口支持1个退休人口，而2004年底，每3.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而且20年后，将是每2.3个在职者支持1个退休者。
200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男性74.4岁；女性79.5岁。其中，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2.4%，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0%。它们与1930年的5.4%相比，已是相去甚远。由于人口结构改变，以及人均寿命的延长，社保难以为继，社保缴纳金额也不断提高。1937年雇主和雇员双方合缴雇员工资的2%作为社保税，随后这一比例由于“现收现付”的需要而被不断提高，1990年，这一比例提高至15.3%。1978年前，由于就业压力，美国大部分地区实行强制退休（就像中国现在这样），但1978年，美国国会立法规定，强迫老人在70岁前退休是非法的。到1986年，除了针对飞行员等特殊职业，强制退休制被废弃了。美国目前没有法定退休年龄，何时退休全看个人买的是哪种养老保险。最近二十几年来，将享受社会保障福利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至67岁（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2005年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9岁），并制定了严格的规则鼓励人们推迟实际退休年龄，阻止提前退休。一直憧憬安享退休生活的老人们近年大多遭遇残酷的股市打击，存储的养老金一落千丈。追踪互惠基金投资状况的Lipper公司估计，投资互惠基金的退休人士，过去两年每人至少平均损失25%的投资。《华尔街日报》估计，在这期间退休人士蒙受的损失将近6780亿美元。霎时间，他们发现面前需要缴付的账单变得越来越不轻松。
美国退休人士协会说，2005年该会接到退休人士的求助电话和书信，增加两倍。许多人开始考虑延缓退休，以解决家庭经济危机。据美国退休人协会表示，目前年龄超过60岁的退休人口约4500万，其中46%的老人，由于经济原因必须在退休后仍继续工作（包括半工在内）。有不少重新就业的老人却面对雇主的排斥。平等机会就业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显示，因年龄太大而受到歧视的案例，从1999年的1万4141宗增加至2000年的1万6008宗。
但是即便如此，社保仍然面临危机。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宣称：“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后果只有两种：一是宣布破产，谁都拿不到钱；二是如果动作太慢，我们这一代人为承担社会保障义务而承受压力，就会减少你的收入，或是降低你照顾孩子的能力。”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指出：“2018年，社保将会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自那以后，社保缺口将逐年递增。到2042年，整个社保系统将被消耗殆尽，全面破产。”
直到最近几年，发达国家的社保问题才露出冰山一角，因为欧美和日本虽然目前出生率都低，但只是这一二十年才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的(低出生率后的小孩还没有成为主体劳动力)，现在的劳动人口(还是以前高出生率时候生的)仍然足以维持养老金制度，但现在的劳动人口到老的时候却不能拿回养老金，因为下一代人不够。现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劳动人口不愿意缴纳养老金，例如日本就是这样。
因为养老金的缺口，西方国家纷纷延迟退休年龄。将退休年龄延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老年人仍然健康，有工作能力。社会养老金的承受能力降低，养老金有缺口，政府不得不延长退休年龄，是拒付养老金的表现形式之一。
依照国际惯例，为度量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通常会计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翻一番(即增加到14%)所用的时间。英国用了45年、瑞士是50年、美国65年，法国虽是老年人口最早达到7%的国家，但达到14%的比例却花费了115年。根据于学军等人的预测，中国完成这一过程大约需要27年。中国中间年龄将在2025年达到39岁(这还是以官方公布的“修正”之后的乐观的生育率预测的，实际上将超过39岁)，超过美国，然后加速老化，就是说美国社保制度建立近100年后中间年龄才提高到39岁，而中国进入老年化后26年中间年龄就提高到39岁，可见中国老年化来势之凶猛。
美国的人口结构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好的。美国社保制度已经建立70多年。美国生育率还有2.09（欧洲只有1.47，日本不到1.3），还有改革余地（比如适当提高退休的年龄，增加扣除工资的百分比，给多孩子家庭返税来确保生育率不下滑）。日本和欧洲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已经建立了社保制度。中国1999年进入老年化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千美元，社会养老制度还在探索阶段，可谓穿着夏衣骤然进入老年化社会的严冬。并且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2岁。低生育率是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的(social security)，另一方面，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破坏了家庭结构，破坏了传统的家庭互助保障(family security)系统。如何建立和谐社会？
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要到2042年才破产。布什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改革了。布什指出，改革之路不会一帆风顺，美国必须勇敢地落实。布什总统的支持者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桑托伦说：“我明白，面对社会保障这样的难题，你可能更愿意把它留给下届国会，或是下一代人去解决，但这绝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要是光为了暂时的名望和下届共和党的选举的话，布什总统完全可以不去捅这个马蜂窝。但这毕竟关系着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是9个劳动年龄人口（并不是真实劳动人口）对应一个65岁以上老年人口，40年后是2个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现在只有城市的4000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金，并且是全国13亿人口通过不同的途径贡献的（要是没有数亿农民工的贡献，城市社保立刻崩溃），现在城市老年人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些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工作二十几年，靠别人养二十几年），即便如此，现在的养老金缺口仍然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
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人。由于子女数量减少和城市化的进展，这些老年人都得依赖社保养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警示，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养老金毕竟只是一堆纸，要是有合理的人口结构，缺口再大也没问题，没有养老金的话靠子女养老也没有大问题，但关键是今后年轻人数倍减少（1970年前后每年出生2500万以上，1980年代后期每年也出生2400万，但是现在每年只出生1200万左右，随着工业化所伴随的生育意愿下降，今后每年出生人口会更少）。养老金缺口肯定比现在的法国和日本要大，中国将被迫不断提高退休年龄，现在的年轻人到75岁也难以拿到养老金，而人均寿命延长已经很缓慢，到时候人均寿命也就只有75-77岁的水平，这意味着一大半的人到死都拿不到养老金。而在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怎么可能竞争得过年轻人？六七十岁的老人失业后谁来养活？在目前这种生育率和生育愿望的前提下，存钱不如存人！多养育一个孩子等于买一份最好的养老保险。
由于全国劳动力支撑着城市养老制度，城市老年人个人少了后顾之忧，现在中国城市老年人日子很舒服，而他们的子女可能还没有老年人收入高，在有些家庭出现白发人养黑发人现象，出现了所谓的“啃老族”，给人一种“不要靠年轻人养”的假象。有人因此得出养小孩没有用的结论，现在有人不愿生育小孩了。其实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一方面不想承担抚育小孩的责任(而那些养育小孩的母亲因为花费很大精力和时间在养育小孩上，反而不能得到足够的工龄和社会安全税的点数)，一方面又想将现在的财富长期保值甚至升值(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他们其实是在剥削别人的下一代。从个人角度看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可以实现，因为个体处于社会这个开放系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利用社会分配制度，从外界“吸纳能量”，“养儿”不一定“防老”，“防老”不一定靠“养儿”（古代分配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是一个封闭单位，“防老”必须靠“养儿”；并且当时的法律、道德、家族制度能够保证“养儿防老”），“养儿”既不是“防老”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是个概率问题（大多数子女能够扶养父母，但少数子女不能扶养父母）。
但从社会角度看却是极度危险的，因为社会作为整体是封闭系统，“能量守恒”，健全的人口结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没有健全的人口结构，不可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西方国家人口结构开始出现问题，社保制度也面临危机）；但是光有健全的人口结构，缺乏其他条件，也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保制度。比如发达国家几十年前由于有合理的人口结构建立起社保制度；但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老年人比例仍然不算高，但是至今却没有建立起社保制度（因为中国忽略了其他条件）。
日本等发达国家其实还不算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他们还凭借掌握产业链的高层，获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廉价产品，提高本国生活水平，缓解本国老年化压力。因为日本起步比中国等国家早，在技术上占有优势，日本的一个劳动力一天的产值能换取中国数十个工人的产值，从某种意义讲，是中国等国家在帮日本养老。但中国不可能走日本的路子，因为可供中国“剥削”的发展中国家为数无几。
要是现在停止计划生育，所增加的新生人口今后不光是养活他们自己的父母，也可以帮助养活其父母的同龄人。因此停止计划生育所造成的暂时社会压力也应该由全社会分担，而不是单由父母承受，现在不付出，怎么指望将来退休金保值/升值？有合理数量的高素质的下一代才能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全社会生活水平，也就是将我们现在的投资升值，我们在年老时有比较高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但要是现在整个社会限制生育付出太少的话，今后数十年内各种社会危机将接踵而至。
既然养老已经社会化了，与自己所生育的小孩脱钩，养育小孩也必须适当社会化，否则非常不合理，没人愿意养育小孩了。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税收倾斜政策给那些多子女家庭适当优惠是合理的，但还不够，还不足以弥补他们养育小孩的付出。单身人口多交了很多税，多孩子家庭免税，中小学免费。多孩子家庭赚便宜了？他们付出的更多。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一个人人力资本积累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特别是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初阶段。即使在社会福利高度发达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免费到高中的义务教育，高校学生家庭所分摊的高校教育成本比例通常在13%―15%），家庭的投入也是主要的，但是孩子长大后主要贡献却主要是给国家。国家也是赚多孩子家庭的便宜，家庭因此不愿意生孩子。中国现在九年义务教育都还是在城市，农村的义务教育是父母的义务教育，不象城市那样是国家的义务教育。美国是富人多交税，提高全民素质；中国目前是穷人牺牲发展权、忍受不合理的价格差，并交税提高城市的教育水平，并且北京、上海等城市不但享受较高的教育条件，高校录取分数线反而远比农业省份低，然后城市人再说农民素质低。
现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拿养老金，也做到了“老有所养”，是因为有多个子女供养；没有子女的也因为社会有大量年轻劳力，能使他们以前的存款兑现。今后老年人过多，年轻人锐减，到时候在银行存的钱就是废纸了，必然通货膨胀，以前的100元将有可能降低到不值10元甚至1元。
有人因为老年职工工资较高（也因此威望高），认为老年人贡献大。事实上完全是错觉。中国国营企业以前工资低，为国家积累，当年的年轻人为国家做出贡献，现在享受比较好的待遇是对他们一辈子贡献的补偿，而人口结构也允许对于他们过去的贡献进行超额补偿。老年职工工资高，只是说明厂里效益好，人才结构合理，年轻人能容忍同工不同酬。一旦年轻人比例过少，威胁企业生存，年轻人可能另起炉灶，老年职工可就什么也没有了。
年轻人本来就要赚钱多，老人本来就赚不到钱。现在年轻人最需要钱养家，出力也多，赚钱却比老人少。这个世界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只不过现代人把这搞反了。因为现在各国开始建立福利制度时年轻劳力有余(六十年代都还是人口爆炸)，纺棰形的人口结构(中间劳动人口多，需要享受福利的老人少)能保证这种福利制度运行，但随着老年化的进展，生育率持续维持在低水平，人口结构呈倒三角形(老年人口增加，劳动力减少)，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开始出现问题了。中国目前资本收入奇高，很多人以为今后靠积蓄可以养老。今后资本收入必然降低，劳动收入必然提高，以前积蓄10万元请保姆，每月500元可以请17年；今后劳动力工资增加，假设每月需要2000元，10万元积蓄只能请4年保姆。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这是经济学规律，想靠积蓄养老是不可能的了。
很多人指望今后靠房租养老。但要知道，现在城市租房市场兴隆，是因为现在是城市化加速时期，大量人口涌入，供求关系决定了市场的兴隆；今后城市化达到一定规模，人们买房子后，对租房的需求降低。人口结构也决定了今后租房市场不可能旺盛。现在很多老人有房子，他们去世后，他们孩子将这些房子推向市场，将改变供求关系。并且今后对住房的要求提高，现在的房子可能跟不上今后的时代要求，租不出去。比如现在中国农村很多地方的房屋就没人住，欧洲一些小城市的房子租不出去。1980年代农村土地宝贵，租种土地还得交纳地租，一些农民指望靠土地养老，但是现在农村人口减少，大量年轻人进城，耕地免费让人种都没有人愿意种。
有什么样的人口结构才能建立什么样的福利制度，发达国家自己也得调整养老制度。尤其是中国未富先老，要仿照西方现在的福利制度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部份靠社会养老，还是得回复到上千年的传统模式，还得在媒体上提倡孝道。到时候选拔公务员可能得采纳中国古代的“举孝廉”的思想，可能会为孝道立法，公务员录用以孝为先。 现在的抚养比是历史上最低的，几对夫妇养一对老人（我们廉价地换来“孝”的名声），一对夫妇又只抚养一两个孩子，看似“轻松”，实际上是在透支今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是未富先老。现在的孩子长大后老人赡养比很高，必然降低他们养育孩子的意愿，低生育率恶性循环，国家丧失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正是因为人口降低有延迟效应，所以更应该未雨绸缪，更应该停止计划生育，防止今后的老年化。不久的将来，计划生育的负面后果将一下子非常明显。目前适龄生育人口基数大意味着今后的老年人口多，我们考虑人口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今后的老年化压力。
“三亿派”学者李小平说过：“劝君莫愁老龄化，劝君多思自动化，手持遥控来种地，如今不富是神话”。李小平等人是在假设生活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或者是老年人生活质量不变的情况下，预计科技将帮助解决老年化问题。科技的发展使生活质量多样化成为可能，比如说以前吃占了收入的很大一部份，但现在只占很小一部份。随着科技的发展，地球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但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心理抚养能力反而是降低的，这也是发达国家家庭越来越小的原因之一。到时候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还得努力工作来达到当时的主流消费水平，还是没有多少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可以想想：以前一对父母同样能培养6个小孩，还能赡养老人；要是以当时那种生活质量，现在培养二十个都没问题，但事实上现在人培养两个小孩都成问题。所以，不能指望今后老年人(我们这一代)一直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而年轻人过上新生活。这涉及到心理期望值和社会公平的问题。要是真像李小平说的那样，俄罗斯就用不着担心老年化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中国高)，法国、德国、日本不用担心老年化了(中国几十年后也难以达到他们现在的人均收入)，但现在这些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年化。而根据人民网的资料,中美经济现代化差距100年。要是科技进步能解决老年化问题的话，世界上科技最发达，发达国家中人口结构最为合理的美国就用不着担忧社会保障制度的破产了。
人均寿命将继续延长，但有极限，中国人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了。今后寿命延长将非常缓慢。寿命延长工作时间也会稍有延长，但不会成比例地延长。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年疾病发生率在不断增加(很多是所谓的富贵病)，虽然寿命延长，但延长寿命所需要的社会成本会非常昂贵(比如医疗成本)，远非延长工作时间所能弥补(现在有些工厂就已经被老年人医药费拖得半死不活了)。尤其是在今后的智力经济时代，老年人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本身就较差。比如平均寿命只有60岁，只在生病的时候需要扶养；平均寿命80岁，至少有十几年需要扶养。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养活”的代价将会越来越高(包括医疗水平在内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因此寿命延长，工作年龄并没有相应延长，养老负担却更重。这就是老年化的实质！从众心理害死人！2000年洛阳发生“12.25”特大火灾，夺走了309人的生命。事实上其中很多人本来是有希望逃生的，但在打手机告诉亲人时还没有恐惧感，还没有逃生的准备，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多人都在里面，火灾肯定会被很快控制住的。结果后面情况难以控制时，一片拥挤，影响了逃生。要是在一开始就准备逃生，在那段时间内很多人是可以逃出来的。现在计生生育也一样，很多人都认为反正大家都是独生子女，无所谓。但当危机来临时，谁也逃不了。贪图享受是人的天性。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过去的政府和媒体给人一种假象：少生/不生孩子是光荣的，是不影响今后的养老的。竟然有这样的好事！既不要承受养育小孩的负担，又能有养老保障，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呢？多生罚、少生奖，多么滑稽的政策，没有为培养下一代付出辛劳的竟然还能受到奖励？这将成为最大的历史笑话。今后哪届政府肯兑现？人无远虑，必有近犹！说是老有所养，但在年轻人口越来越少的情况下，谁来养呢？少壮不努力（生育两三个孩子），老大徒伤悲。人们喜欢用现在的社会生活来预测今后几十年的问题，但最多只能预测准今后数年的变化。政府决策部门应该用战略眼光看待人口问题，要从历史角度来看待成就。现在的掌声固然不错，但也可能是虚假的，历史的掌声才是真正的掌声！
学习西方制度的一些好的方面可以省下很多弯路(不学确实是愚蠢的)，但一味照搬西方制度，那是思想上的懒惰！中国不可能建立起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保制度。中国需要摸索一条自己的道路，前提条件是停止计划生育并改善民生、鼓励生育，将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人口的持续发展、合理的人口结构是社保制度的关键。
中国传统的伦理是父慈子孝，这是建立在家庭结构基础上的。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为了自己子孙后代，有利于家族的持续发展。计划生育导致家庭结构畸形，子无力“孝”，父无法“慈”。养老得不到保障，但是他们还拥有选票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发言权，他们可能会不顾国家和民族持续发展而只顾本身的利益（儿女都没有或者指望不上，还为什么子孙后代？），甚至要求廉价出卖国地等民族资产。
何新、何清涟等学者认为人口过多会威胁社会稳定，建议控制人口。其实他们的这种思路是非常错误的，纵观历史，动乱的起因往往是人均税负太重，人口多只是表象。而税负过重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多而是管制手段所造成；相反，劳动人口多还会降低人均税负。《资治通鉴》：“人口滋多，则斌税自广”；南宋著名的思想家叶适认为“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墨翟认为人口众多恰恰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因为“以人为本”，鼓励生息，降低人均税负。而现在我国税负不断增加，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今后老年化严重后，政府想“薄赋轻税”都不行，三四亿老年人等着生活，人均税负更重，社会保障面临巨大的压力，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西汉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就提出一旦社会保障出现问题，“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政治未毕通也”。西汉时期“有勇力者”才有能力“衡击”，现在不一样了，弱势群体一样能对社会稳定造成破坏作用：石家庄残疾人连炸数楼；马加爵连杀四人……。今后老年弱势群体要是不能得到适当的安置，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不容小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