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四十六年前，毛泽东主席亲自出面批判一位名叫马寅初的经济学家，原因是后者倡导限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仅仅三年之后，虽然这位经济学家的人口学思想并没有被承认是正确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得到官方的倡导，直至后来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逐渐形成了共识——毛泽东错了，而马寅初是正确的。最近几年，由于中国面对和即将面对的各种复杂的人口问题，这场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争论再次进入高潮。
一、中国人口政策的形成和效果
虽然早在1960年代政府就提倡计划生育，但是，具有标志性的是于1980年，中共中央以一封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公开信的方式，正式颁布“一胎”政策。如果从那时算起，中国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许多发达国家用多得多的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也就是说，继1950年代完成了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阶段到低死亡率、高出生率和高人口增长率阶段的前半截转变之后，中国从1980年到2000年大致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后半截，即转变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阶段。
在中国完整地实现了人口转变的标志是：反映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从1957年的6下降到1980年的2.3，进而到1990年后期以来的1.7-1.8之间[i]。这个生育率远远低于不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2004年不到6‰。一些城市更低，如北京只有0.7‰，上海则是零。
在很多年之中，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毛泽东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以下认识广为流传。即认为人口的数量与自然资源、环境、就业机会以及社会保障覆盖能力之间形成直接的矛盾。而实行一胎政策的初衷，便是通过抑制乃至减少人口数量，在计算人均资源拥有量、失业率、人均GDP等福利指标时，缩小人口分母。从这个意义上说，既然执行了20余年的人口政策遏止住了人口的出生数量，似乎也就达到了目的。然而，恰恰在人口数量矛盾不那么突出，而人口结构异常的现象显露出来之后，关于如何评价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这个政策是否应该维持下去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才真正展开。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真正收益是什么？
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且无结论的话题。不同的理论模型支配着学者和政策制定人对人口增长的看法，从而导致不同的政策取向。虽然旷日持久的理论和政策争论没有结果，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事实，却经常与其中一种理论观点产生矛盾[ii]。人口因素不啻一个经济增长条件，但是，第一，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第二，它的影响不是独立的，往往与其他增长条件一道发挥作用，产生一种或正面、或负面的增强效果（Kelley，1988）。但是，这些研究通常把人口变化视为稳态的过程，仅仅关注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而忽略了人口转变过程中年龄结构变化的作用。
通常，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Williamson, 1997）。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率相应提高。再经过一个时间差，当婴儿潮一代逐渐长大成人，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依次上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生育率下降，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形成三个年龄结构阶段。
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优越条件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即人口红利，并借助于此创造经济增长奇迹（Bloom et al.，2002）。
三、人口政策的副产品？
随着人口转变的提早完成，有三个人口现象，无论其是不是这个转变的直接后果，已经或者将会对中国经济与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按照一位美国脑库学者的观点，人口问题造成的后果，是2020年中国仍然会很穷的重要原因[iii]。
首先是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 %，2000年上升到7.0%。2004年的人口抽样调查表明这个比例已经达到8.58%。中国老龄化的一个特点其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条件下，达到较高的老年人口比例。中国目前老龄化水平大体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国民总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另一个特点是，老龄化与养老保障制度转变同时发生，历史欠账形成沉重的转轨成本。
其次是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将会提前发生。按照联合国中方案人口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10亿之后，绝对数量就从提高的趋势转而逐年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下降，则已经开始。今后20-3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北美发达国家。既然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增长奇迹很大部分得益于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逐渐的短缺则意味着增长源泉的式微。
第三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出生性别比，是指每百名出生女婴对应的出生男婴数。从生物学上，这个比例在103-107之间比较正常。我们观察0-4岁人口组的性别比可见，1990年为110，2000年为120，2004年进一步提高到123。关于这种不平衡的性别比有两个观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是这个现象是否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二是这种失调的婴儿性别比是否会造成未来婚姻市场的挤压[iv]。不管上述观点孰是孰非，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造成的老人对男孩的依赖性，是生育行为中男孩偏好从而性别比失调的根本原因。
四、政策讨论和政策趋势预测
理论上，一些学者反思了毛泽东与马寅初的争论，认为马寅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对人口发展的规律并不熟悉。仅仅依赖对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数字的表面观察，就匆忙提出控制人口的政策建议，是失当的[1]。由于经济恢复、人民生活以及营养、卫生状况迅速改善，死亡率相应大幅度下降，在出生率尚未做出反应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率在195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超过20%。但是，如果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进步速度得以保持，出生率的调整可以在没有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条件下，把人口增长率降低下来。
实际上，在经历了1960年代初农业危机和饥谨，以及1960年代中后期激烈的文化大革命冲击之后，在死亡率继续降低的同时，出生率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在1970年代计划生育尚未严格实行的十年中，人口增长率从26%下降到12%。与此同时，总和生育率也分别从1950-1955年的6.24、1960-1965年的5.93和1965-1970年的5.99，下降到1975-1980年的2.9。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发现的，家庭对他们生活条件的变化反应比较敏感，早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前，就明显地减少了想要的和实际生育孩子的数量[v]。
从政策上，虽然还有一些学者，以及更多的官员，认为现行政策仍然需要坚持，以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但是，相当多的学者甚至一些官员认为，“一胎制”作为一种过渡性政策，已经把它预期的作用发挥出来，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做出调整的时候。实际上，政策微调已经以渐进的方式开始进行。例如，由于计划生育法将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权利赋予了地方政府，绝大多数城市已经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第二胎，这样，一方面兑现了政府把一胎制作为一代人政策的承诺，另一方面也部分地解决了未来人口萎缩的问题；那些人口增长过于缓慢的地方政府，则在此之外进一步放宽了允许生育第二胎的条件，也可以部分地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而从总体政策走向看，是否允许生育二胎只是个时间和方式问题。
注解：
[i] 实际上，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由于这个数字实在太低了，学者和官方在做了若干假设之后进行了调整。一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7到1.8之间。
[ii] Hodgson, Dennis, Orthodoxy and Revisionism in American Demography,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4. No. 4, pp. 541-569, 1988.
[iii] Overholt, William,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RAND Testimony Series, CT-244, May 2005.
[iv] 根据目前的出生性别比预测，2020年中国25-35岁男子将比20-30岁的女子多4000万人左右，按照中国习惯的婚姻年龄差别，这些人将找不到合适的配偶。
[v] Johnson, D. Gal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10, pp. 1-16,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