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本来是一个美国式的话题。在中国，讨论更多的是经济增长如何保持就业的同步增长。不过，的确也有许多质疑中国的扩大对外开放，其中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劳动者没有从中获得工资提高的益处。一个美国式的话题拿到中国来讨论，似乎有点滑稽。这里，我发现，关键不在于事实，也不在于理论，而在于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和方法。美国的问题我们可以留给美国的经济学家去回答，本文尝试回答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答案。
一、一个奇怪的命题
在美国朝野，一个很为流行的论点就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所谓“崛起的市场经济国家”（Emerging Economies or Emerging Markets）生产了大量替代美国劳动力的产品，致使美国的非熟练劳动者要么失业，要么工资不能与经济增长同步。这种论点常常来自有关的行业工会，经过讲政治的美国新闻媒体的炒作，然后被一部分政治家（议员）拿到国会来，作为批评中国甚至实施惩罚性贸易报复手段的弹药。真正严肃的美国经济学家其实早就观察到了，这种观点并没有反映客观事实。
当前全球化条件下的贸易，不再是葡萄酒换服装式的，而是一种作业贸易，即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数种、十数种甚至数十种过程，分别在不同的国家完成。有经济学家指出（Grossman, 2006），这种作业贸易产生两种效应，一种效应是因海外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更加便宜，从而产生非熟练劳动者工资的向下压力。另一种效应是由于这种贸易提高了该产业的生产率，因而这些部门具有扩张从而扩大就业、提高工资的激励。经济学家研究的计量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效应超过相对价格效应，即这种全球化的分工方式，在美国来说是有助于非熟练劳动者分享生产率提高的好处的。
令人不解的是，上述美国式的命题在中国也颇为流行。一个常见的说法就是，中国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占领世界市场，大大伤害了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如果这种观点能够得到充分的经验印证的话，我们直接将其拿到国际论坛上，甚至美国的国会听证会上，不啻有力的武器。可惜的是，这种观点既不符合事实，在方法论上也站不住脚。
二、两种全球化效应
中国的普通劳动者通过两种方式从对外开放中获益。第一是就业扩大诱致的收入提高效应。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目前的基础是劳动力丰富这个比较优势。因此，当中国为全世界生产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时，全世界的就业机会就或多或少转移到中国来，由此，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转移出来，数千万在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中下岗的职工得以再就业，伴随着工业化的城市化被大大加快。作为这种效应的纯粹表现，即使工资没有上涨，全球化扩大了劳动力需求从而全社会的就业面，本身就带来整体劳动者群体的收入提高。让我设想，我们不去争取这些就业机会，因而非熟练劳动者也就不会遭受低工资的困扰，实在是说不通的逻辑。
第二是生产率提高诱致的工资增长效应。中国利用劳动密集型产品打开国际市场，实现了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从而带动了劳动力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转移，产生了一种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实际上也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生产率的提高，归根结底是工资增长的惟一源泉（可参见Harper, 1957）。一旦生产率真正提高了，一方面通过产品价格下降，增加了低收入者的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从而通过乘数效应增加就业，另一方面企业具有了增加工资的物质条件，如果其他条件具备的话，工资的提高就是顺理成章的（马克·史库森，2005，第57-62页）。
不过，生产率提高诱致的工资增长效应，不是自动产生的。克鲁格曼（Krugman, 2006）回顾了美国经济经历过的四个收入不平等阶段，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政策乃至哪个政党执政，对于收入分配状况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延伸他的这个结论，就是说，政府是否给予收入分配高度重视，是否倾向于实施有利于改善低收入者状况的政策，是否注重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对于整体的收入分配状态有决定性的影响。
三、回到中国的命题
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由于充分发挥了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其中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也很大。然而，这种生产率的提高要转化为工资提高效应，需要一系列政策和体制条件。
首先，在一个完善的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环境下，非熟练劳动者有更好的机会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在改革进展到目前的阶段上，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其中最大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于城乡之间，以及城市中的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劳动力之间。由于城市政府对本地劳动者的就业保护和工资保护，曾经采取过各种政策手段排斥外来劳动力的竞争，因而不能使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者完全分享生产率提高的工资效应。
其次，在政府高度重视并实施对劳动力的培训的情况下，那些受到过培训的劳动力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能够获得较高的报酬。由于企业可以通过雇用较高素质劳动力而提高效率，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更好的劳动力的同时，会推动熟练劳动力工资的上涨。而劳动力为了争取更高工资而加强自身技能提高的过程，会相应推动工资的逐步上升。然而，很长时间里政府把培训特别是对农民工的培训看作是企业的责任，从而这个工资提高机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第三，政府如果能够为各类企业提供平等的竞争条件，就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好的财务环境，使后者有更强的动机和更强的能力，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在一定程度上，中小规模的非公有制企业仍然面临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如在获得资金和其他经营条件等方面，它们会比国有企业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从而或多或少地把这种额外的财务负担向职工转嫁，妨碍工资随着生产率提高而增长。
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逐渐转变，即中国经济开始呈现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短缺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制度和政策环境将向着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转变，上述有利于让普通劳动者分享全球化好处的制度机制将逐渐形成。归根结底，我们为了让全球化惠及普通劳动者，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但不是要退出全球化的过程，把中国经济重新封闭起来。
参考文献
Grossman, Gene M. and Esteban Rossi-Hansberg (2006) Trading Tasks: A Simple Theory of Offshor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http://www.princeton.edu/~erossi/TT.pdf
Harper, F. A. (1957) Why Wages Rise,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Inc. Irvington-on-Hudson, New York.
Krugman, Paul (2006) Wages, Wealth and Politics, New York Times, August 18.
马克·史库森著，王玉茹、陈纪平（2005）《经济思想的力量》，上海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