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1世纪的中国到底要走向何处？恐怕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掷地有声的答案。但有一点恐怕也没有人会反对，正处在急风骤雨般变革的中国首先要变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公仆”。他们不仅要变，而且要脱胎换骨地变，世界的发展潮流已经不允许他们坚守那块高高在上的阵地了。 大家可能能够感觉出一种味道，那就是如今的中国人都集体陷入一种“改革痛苦期”，官员的痛苦在于为民谋求利益的责任是越来越大绝不可能缩小，公民的痛苦在于社会的急剧变迁改变了传统的生活轨迹，官员的彷徨无奈与公民的迷茫浮躁构成了21世纪初中国转型的一道独特的社会景观。换言之，改革让所有人的不确定性增大，尽管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不一致，但价值取向出奇地一致，即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和谐、更加富裕、更加自由地生活，这与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先生的理念“路走得宽阔，人显得从容”有异曲同工之妙。问题不在价值取向已经达成共识，而在利益分配方面矛盾重重，由此导致改革的路径异常艰难。一方面公民的利益诉求迟迟得不到较好的回应，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公共利益难题教改、房改、医改倍受社会诟病，另一方面特殊利益集团千方百计阻扰改革。更加糟糕的是，由于一些官员的“权力之手”的介入使得某些公共利益改革无法深入，最后不了了之。改革最大的困境不在于官员的“权力之手”的介入，而在于“权力之手”的制衡机制失效。权力制衡来自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外部的制衡主要是媒体、选民、议会等，内部的制衡主要是政党本身不同利益倾向之间的集团博弈。 纵观世界的发展历史，从来没有哪个国家会担心官员的权力，只担心制约官员的权力机制是否有效。拿中国为例，表面上看起来削弱官员的权力很简单，一道免职公文即可解决。可是令人吊诡的是，这种看上去很简单的削权方法有时不但不起作用，可能还会起到正向激励的作用，被削权官员所代表的集团反而比原来的权力大了，甚至大到可以和最高执政者分庭抗礼的地步。奥妙就出在权力制衡机制的失效。在没有外部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公文削权只是形式上的，实质上的权力不在公文，而在削权者和被削权者之间的政治议价能力是否对称。当然，当这种政治议价能力比较匹配时对推进改革是比较顺利。但问题也出来了，改革推进倒是顺利，可是改革的利益分配倾向就大有说法了。也就是说，改革结果的得益者是大多数公民还是少部分人呢？在西方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里面有个常识，就是政府的利益倾向往往和公民的利益倾向是相悖的。那么在缺乏公民参与利益分配的改革，而由几个力量相当的“内部人控制”的改革的价值取向能否经得起社会考验就不得而知。若再进一步追问，如果由完全强势的改革集团主导改革，那结果又会怎么样呢？那么此结果唯一合乎逻辑的可能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既然改革路径的艰难不在于有无共识，而在于利益结构的阶层分化不符合社会学上理想的“橄榄型”社会，那么我们的改革着手调整的不应该是技术性的层面，而是制度性的建设。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中央政府正在有意加大制度方面的改革力度，甚是欣慰。中央政府既在地方努力推进改革，又在监督地方政府改革的效果。但这个倾向很值得我们深思，既然地方政府既是中央改革战略的重要推动者又是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者，那么对地方政府的监督谁最具代表性？答案显然既不是中央政府也不是地方政府，只有不同利益倾向的公民集体才能做到最好。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只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民集体三方参与的博弈才能达到完美的纳什均衡。一方面公民集体参与的利益博弈可以纠正地方政府不利于自己的利益偏好，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整个博弈矩阵的利益平衡非常重要。当在利益博弈中地方政府的势力明显大于公民集体时，惟有中央政府才有能力做出抑制地方政府损害公民利益的仲裁。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在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过程中防范它的正当利益被地方政府转移，这种互相制衡的利益机制就能够有效地、顺利地推进改革。说到底，目前中国改革的权力制衡失效的症结就在于公民集体参与利益分配的机制没有激活。在没有一个有效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引入外部的关键变量（如媒体、人大代表问政制、非政府组织等）激活这种机制就大有作为了。正如南方都市报何三畏和曹林专栏所言，保持开放的媒体和积极的人大代表问政制都是激活休眠权利的有力武器，关键问题在于官员要敢于面对现实，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敢于坦诚地接受公众的质疑。事实上这种要官员敢于应对上面难题的环境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发展的潮流和风起云涌的公民维权活动共同推动的结果，而且这种进步是每个人身体力行地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毋庸讳言，我国无论在哪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又不能让大家很满意，不是大家不够聪明，也不是大家不够努力，而是我们每个公民的权利太脆弱、太孤单、太容易放弃。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德国法学大师耶林闪耀着人性智慧的话：“权利并不是如萨维尼所言的那样----权利是自发演进的民族精神的产物----而是公民及其共同体不断斗争的结晶；牺牲一种被侵害的权利是怯懦的行为，人们的这一行为招致耻辱，招致对共同体的最大损害；为权利而斗争是伦理的自我维护的行为，是一种对个人自己和集体的义务。”
也许我们为权利奋斗的最大障碍不在行动上，而在心智上。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浸淫的中庸之道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权利自由之扩展，忍耐即是一种最高美德。有时忍耐意味着罪恶和自我毁灭。 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个问题！！！
